加拿大《環球郵報》12月13日文章，原題：鄧以後的日子
我在思索如何總結中國開放30年，而老布希幫了我一把。最近在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他說：“中國人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我想這不成問題。現在（美國）一些人不理解這個。他們以為中國人還是一群共產主義者。”這是一位老人不經意間脫口說出的話。但他說得對；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依然充滿曲解。此外，他的話登在中國報紙上，這事本身就說明瞭自布希先生首次踏足中國這裡所經歷的巨大變化。那時它無疑是共產主義國家。現在呢？
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是30年前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少有人認識到那次會議上的平淡講話將改變的不僅是中國還有整個世界。30年後，我們知道了鄧先生所開啟的時代。
我們現在幾乎可以一一背出那些令人咂舌的統計數字：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每年4000萬網際網路新用戶、6億部手機、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以及地球上頭號水泥消費國。這個國家做出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努力。沒錯，這一切我們都聽說過。但知道這些並不等於我們能公正地看待這個國家。
我是在1985年秋到中國的。我的中國同事住在平房裏，那裏沒有供水和供暖，騎的是自行車，期盼著每年一回坐火車回家看望父母。如今他們擁有自己的住房，許多人還買了汽車，他們到網上預訂海外度假。最令人吃驚的是，對於這些不到一代人時間裏發生的變化，他們似乎覺得很自然。
中國的崛起引發了許多有趣現象。比如外國對中國經常抱有的曲解，其中有敬畏、貪婪和害怕等因素。之所以敬畏，是因為中國如此龐大、如此古老、如此受到關注。貪婪源於認為中國奇跡能為我所用的想法：我們能賣給他們資源，我們能在那裏更便宜地生產，我們能利用那裏永不枯竭的消費市場嗎？最後還有害怕：如果他們不只想買我們的石油和礦產，還想買生產這些商品的公司，怎麼辦？
現在由於金融危機，這種對中國的自相矛盾態度發揮到了極致。《經濟學家》雜誌幾週前發問：“中國能救世界嗎？”30年前，這是個經濟爛攤子，但我們現在指望中國的引擎拉動全球經濟。儘管媒體充斥著對中國的報道，但我從初次到中國的人那裏聽到最多的是“搞不懂”。他們通常提到中國的局部富裕、其驚人的基礎設施以及它是一個酷的地方。不論什麼原因，中國開放30年後的今天，世人仍未完全理解它，除非他們身臨其境。
當然，中國存在深層次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以及無法一下子修復的破碎的社會安全網。如今，在中國你與之交談的幾乎所有人都會坦率承認這些問題；這正是現在與我1985年初到中國時的不同。
在當今中國，國有企業要比10年前少得多，但更精簡，收支良好。更重要的是，它們能贏利。這讓外國人感到不安。他們想像著密室裏坐滿了幹部，在策劃如何主宰世界。其實，他們應該設想密室裏滿是西裝革履的人，在商討如何控制另一家公司。這都是有實力的大型公司，其中一些想要在世界舞臺上競爭。
一晃之間，鄧先生複雜、緊繃的試驗已經持續30個年頭了。可以說，與經歷的毛模式比起來，中國現在經歷了更久的鄧模式。沒錯，但我們不妨稱之為共產主義2.0版。這與毛禁止高爾夫的那個年代相區分，並且打開了今後升級換代的誘人前景。 （作者格裏默，汪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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