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外交戰略為中國崛起鋪路
20年前評說國際政局時，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給中國的評價是嚴厲的。“在世界的主要大國裏，中國是最貧窮的，也是戰略處境最不好的。”他在 1988年的著作《大國的興衰》中寫道。
但是，肯尼迪教授預言，不出一二十年，這個處境不佳的發展中國家“必定將憑藉自身實力被看作超級大國的候選者”。他還說：“但是，如果說中國遇到某種長期困難，當前領導人似乎正在逐步制定一套宏大的戰略，比莫斯科華盛頓或東京正在使用的戰略還要條理清晰而富有遠見，更不用說西歐了。”
冷戰財期：外部環境極其不利
在今天看來，肯尼迪教授的話聽來可能沒什麼。但是，二三十年前，情況遠遠沒有這麼確定。改革開放前，中國首先必須擺脫極其不利的外部環境。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國的外交和戰略處境是全世界最差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朝鮮戰爭的記憶還未消退，堅固的中蘇聯盟又土崩瓦解，導致1969年發生一系列邊境武裝衝突。中國幾乎與所有鄰國都存在領土爭端，和印度及越南打仗，與逃到臺灣的國民黨也恩怨末了。
在所有這些危機裏，1971年的中美和解的確具有劃時代意義。毛澤東與美國的戰略結盟最初是為應對蘇聯的威脅。當時蘇聯入侵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種威脅。
中美建交穩定了局勢，使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鄧小平掌權後，北京準備重新評價全球局勢，重新擬定大的戰略。
改革開放：中國外交穩步進展
到1978年，中國領導人不再認為另一場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鄧知道中國必須整理自己的全部資源，讓國家擺脫貧困。這要求中國與所有鄰國保持和睦。
上海政法大學的軍事專家倪樂雄說：“中國終於意識到不會發生世界大戰。鄧認為中國將享受長期和平，中國必須利用這個機會扭轉局勢，讓國家實現現代化。”
中國和美國1978年底宣佈恢復正式外交關係。隨後不久，鄧成為首位訪問美國的大陸領導人。中日關係也明顯改善。東京後來成為中國的關鍵投資者、主要貿易夥伴和後來30年的模倣對象。1979年後的10年是中國和西方的蜜月期。
香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胡偉星說：“西方需要中國，對鄧的改革充滿好奇和希望。日本和美國公眾都對中國有良好的看法。”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鄧開始他著名的韜光養晦，並隨即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直到今天。這種原則的主要精神是避免捲入有爭議的問題，與鄰國建立良好關係，集中力量通過發展貿易和外國投資增強實力。
80年代，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穩步進展。1984年，中國與英國就香港問題簽署聯合公報，倫敦同意1997年把香港歸還給北京。
但是，中國與西方的蜜月很快結束。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
北京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發展關係，向他們保證中國將成為一個溫和的強國。與此同時，俄羅斯與中國再次成為親密盟友。
但是、冷戰後最讓人意外的事情發生在1992年：韓國與臺北斷交而與北京建交。中日關係也逐漸改善，日本成為第一個取消對華禁運的發達國家。1997年，江澤民對美國的訪問標誌著中國與西方全面恢復關係。但是，臺灣、西藏和貿易仍然是雙邊關係中的棘手問題。
新的世紀：國際地位發生巨變
經濟改革還給中國的國際地位帶來巨大變化。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9.5％，居全球第一，而且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西方分析家爭論中國崛起將如何影響全球力量對比。這種擔憂導致“中國威脅論”。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理論”，後來改為“和平發展理論”，因為擔心“崛起”這個詞聽起來太咄咄逼人。
這種理論承認中國在國際經濟和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迅速發展，但堅持認為中國可以避免與大國崛起有關的歷史問題，具體表現為積極參與國際機構和制度，遵守互惠互利原則，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
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各種國際機構和全球事務中發揮關鍵作用。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2年與東盟達成里程碑式的合作協議，並在90年代中期那場金融危機中對穩定亞洲經濟發揮關鍵作用。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從一個孤立的國家發展成為“有全球野心和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強國”。
胡教授說，未來幾十年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只會增強。他說：“自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國領導人巳經意識到全球化的重要性。現在‘全球化’這個詞總在他們的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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