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新聞報》2月20日文章，原題：中國失去對西方的崇拜
認識到這一點需要時間，但它必定發生：金融危機造成的最大危害並非是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秩序的混亂，或者工人失業、公司和行業倒閉，而是西方政治體制相對於中國崛起的知識及文化優越感的衰落。
簡而言之，危機發生之前，事情是這樣的：中國完全相信西方的金融體制，而不信任自己的。北京甚至邀請外國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自己的國有公司，以改善本國公司的績效。這一情況在政治上表現得沒有這麼樂觀，但是，西方在文化上仍然佔據上峰。中國認識到了民主化的必要性，但是它對照搬西方的模式感到猶豫，擔心那會使自己的國家陷入陷阱。
金融危機透露出了另外一個事實：自吹自擂的西方金融機構竟然千瘡百孔，曾經被人羨妒的管理技巧也失去了吸引力，即使是曾經使西方人對中國指手畫腳的西方道德也在納斯達克前主席麥道夫的詐騙案及其愛好被曝光之後徹底崩潰。
如果說在金融體制上是如此，那麼，進行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也同樣喪失了更多動力。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文化和知識優越性削弱了。這一轉變非常重要，因為西方民主化的驅力主導了中國一個多世紀的文化景觀。19世紀末，短命的光緒皇帝支援康有為和梁啟超引進西方式的改革。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向中國大規模介紹西方文化的另一努力。毛澤東之所以信任蘇聯是因為他相信莫斯科是西方思想的真正先驅，可以打敗華盛頓。而在這一信任瓦解之後，北京又把目光轉向了美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北京承諾到2000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浮動。然而這場危機讓北京認識到，貨幣自由浮動會使自己的經濟體制遭受到國外投機者的潛在攻擊。貨幣自由出入一個國家也將製造繁榮和破產的短週期，正是這樣的週期讓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韓國這些國家陷入了社會和政治動蕩。這些動蕩會使國民經濟發展倒退，發生動蕩的國家會變得像經歷過戰爭一樣的窮困。最終，中國不完全浮動的貨幣政策抵禦住了金融危機的浪潮，並幫助許多鄰國恢復了經濟。
自那時起，讓人民幣完全自由浮動的打算並未擱置。中國讓人民幣進行了一些波動，但是，西方文化在這一問題上的影響力大大減弱了。中國並未將西方的理念拒之門外，但已經不想再聽任美國對其貨幣政策施壓了。此次金融危機的效應與上次類似，但更大了。1997年的危機證明了西方世界的實力，因為西方可能並不關心它對亞洲國家的打擊；或者，它們認為這是一種形式的“經濟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還有可能是它們想給這些亞洲新興國家一些教訓。無論如何，美國的知識超級大國地位得到了肯定。而如今，美國自己也遭受了重創，人們再不會完全相信它的實力了。
在沒有了嚮導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應該進行獨立思考了？美國的榜樣作用正在消去，中國必須更加懂得照顧自己了。當然，美國會從危機中恢復，但是何從恢復又何時開始恢復呢？面臨危機，中國又該如何做？這些都沒有清晰的答案。但是，長達一個世紀的學習過程似乎就要走到盡頭了。中國不會，也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表明它會回復到蒼老而無力的儒家。作為政治蒼穹上永恒的明星，中國和西方已經駛入了不明水域。 （作者郗士。唐湘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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