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1年底，國務院共設有100個工作部門，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
被稱為“大部制”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于3月11日亮相，並在15日由十一屆全國人大全體會議表決。
這一改革早已成為今年兩會的焦點之一。人們預估，改革將先在一些部委試點啟動，大範圍的整合可望在2009年實現。
學者分析，此次機構改革，目的是將監管、決策、執行三方面職能適當分離，達到防止部門利益化的目的。
“這種被稱之為‘行政三分’的模式最早出現在中國應該是2003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說。
2007年12月26日，新華社播發了解讀十七大報告系列文章中的一篇，題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機制》，被各大主流媒體刊用。文章中要求“嚴格劃分不同權力的使用邊界，加強對權力使用的規範和限制，形成部門內部的權力制約與協調機制”。政治嗅覺靈敏的人從這裡嗅到了新一輪的機構改革醞釀啟動的氣息。
“其實，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從未真正停止過，從1982年至今，已經有五次大的機構改革調整，先中央，後省級，再到縣市，基本上是上一輪的調整剛結束，下一輪的改革又開始了。”徐湘林說。
1982年：最大效益的精簡
1976年10月，中國人從十年動亂中走出，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調整任務繁重，國務院為了恢複國家行政機關正常工作和加強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在1977年至1981年五年中，先後恢復和增設了48個工作部門，到1981年底，共設有100個工作部門，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認為：“這次的改革主要是精簡機構，是必須的，收效也是最大的。”
1982年的改革後，部委減至43個，直屬機構減為15個，辦公機構減為3個，國務院共設置61個部門。大大減少了領導班子的人數，開始建立正常的幹部離退休制度，一批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
周志忍評價說，從精簡機構和人員的角度評判，以後的幾次機構調整都沒有更大作為，收效也遞減。
“但是這次之後不久，機構又開始增多了。”周志忍說，1986年，國務院部門又增至72個。
1988年：首次提出轉變政府職能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說，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城市，行政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就暴露出來，因此這次改革要求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解決和企業的關係，而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歷史命題首次被提出。
經過這次機構改革後的國務院，部委由48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由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由75個減為44個，減少人員9700多人。
然而這次改革在1989年春夏之後暫停下來。
1991年末，國務院的工作部門達86個，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人員達920萬人，當年全國行政管理開支達370多億元，加上事業費，共支出1400多億元，佔國家財政支出的37%。
1993年的改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1988年改革的延續。王偉介紹說，1993年的第三次行政體制改革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目標，把行政管理的職能轉向統籌規劃、掌握政策、資訊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這次改革提出改革重點仍是轉變政府職能，並第一次把政企分開作為轉變職能的中心內容。
1998年：力度最大
前幾次改革並沒有得到全面肯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吳江曾撰文指出，從1982年到1997年，15年間國家黨政機關幹部人數增加了兩倍半，機構改革陷入了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1998年的機構調整，被認為是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機構改革。要求將政府職能轉到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來，同時第一次提出完善公務員制度。
當時已在行政學院工作的王偉對此次改革印象深刻：“當時在行政學院舉辦了省部長班，主題就是關於機構改革的。給我們的感覺改革的力度非常大。”
這次改革，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共10個：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中國輕工業總會、中國紡織總會。
此後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2003年：改革轉捩點
因為非典，原定2003年3月在國家行政學院召開的新政府第一期省部長班推遲到了9月。
“這次的主題就是行政體制改革。當年9月15日，溫家寶總理在這個班上有個講話，我有幸參與了一部分講話稿的起草。”王偉回憶說，“我們當時動了很大腦筋，闡述政府管理創新的重要性，但是總理脫口講了一段話，說得很深刻。他說行政學院選擇了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政府管理創新，這個題目實際上是講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處於一個關鍵的位置。如果政府管理體制不改革，就相當於‘一馬擋道，萬馬不可前行’。也就是說新一屆政府組建之初，總理的思路已經非常清晰，一句話把重要性說透了。”
那次，溫家寶總理在兩個小時的講話裏用一半時間集中闡述了轉變政府職能。
“總理還特別強調要把政府定位在服務型政府上。只有這個目標明確了之後，改革才能實現。”王偉回憶說。
因此，有媒體將這一年稱為行政改革轉折年，理由是此前的政府機構改革目的都是完善管理型政府，此後，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和完善服務型政府。這一年，國務院機構減至28個。
2008年：改革不是突然啟動
2008年啟動的這次機構改革，很多人願意將之稱為第六次行政體制改革，但王偉認為是2003年改革的延續。“今後五年和前面五年必須聯繫在一起。應當說這次改革做了五年的準備。”
200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圍繞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進行了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局出發，從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深刻認識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加強研究，通盤規劃，突出重點，精心部署，堅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這時候就很明確了，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也是這年12月，總理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了總書記的話。”王偉說。
2006年2月，國務院召開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聯席會議。
2006年3月2日是行政學院春季開學典禮，院長華建敏也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聯席會議的召集人，他明確講學院今後兩年的任務就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作為改革聯席會議10個成員之一的國家行政學院，2006年9月，第二次承辦國務院的省部長班，主題依然是行政體制改革。
王偉回憶，開班的第一天下午，總理先是聽了幾個省市主要領導彙報，然後講話，明確指出推進政府自身建設和管理創新是改革的主要任務，指出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法制型、服務型，責任型，效能型政府。
“總的來說，這次改革不是外界說的好像是突然啟動的，而是有個長期的準備。”王偉說。
大部制內涵是公共行政體制
春節前，王偉從延安往西安走，當時普通公路上雖然有雪，但基本上能夠安全平穩通行；但是到了高速公路，在公路維護較好、已經沒有雪的情況下，卻接到交警部門的指示，封路了。
“公路維護的職責在交通部門，封路的權力卻在交警部門。這就造成了問題。”
其實對於政府職能的交叉重疊，上屆政府已經在著手解決。
1998年，時任總理的朱基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交通部和公安部存在職能交叉。他的這個問題後來寫進了交通部的三定方案。“把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寫進三定方案，這是前所未有的。”王偉說，“後來這項工作被相關部門交到行政學院來進行研究，我們成立了課題組研究交通問題。三年後，研究報告送到朱基總理以及各副總理處。”
王偉透露，這個報告認為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核心內涵，就是從部門行政到公共行政改革。
部門行政也被認為前幾次改革後依然職責不清、收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徐湘林認為，經過前面幾次的行政改革，政府的職能轉變仍不到位，還是在攬權，站在管理的角度，忽視社會效果。因而部門交叉、部門之間博弈成本相對較高，政出多門，很難形成統一步驟。
“前四次改革的經驗和教訓讓我們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行政體制，這樣才能打破過去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反覆。”王偉表示，“和公共行政體制相比，大部門制是個外在的表現，兩者是裏和表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