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６月４日電（記者夏文輝）達賴最近竄訪歐洲，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專訪時問他：“你很沮喪，因為你的‘中間道路’無路可走了。你在自己人那裏失去支援和影響。中國人民也不信你那些。”達賴承認說：“是的。我真的感到很無助。”
達賴何以“無路可走”？他為何又承認“很無助”？原因就在於他逆歷史潮流而動，企圖回到為歷史所拋棄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為此不惜走上分裂祖國的道路。
達賴唸唸不忘的年代是西藏史上一段黑暗時期。在僧俗農奴主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精神控制下，佔人口９５％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得不到基本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甚至喪失了生存權，生命卑微，生活悲慘。
對於西方一些給達賴戴上“人權”、“自由”桂冠的人士來說，其實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制度並不陌生，因為類似的社會曾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政權同專制神權在一些國家相互勾結，壓榨各階層人民，鉗制人們的思想和精神，阻撓科學進步，導致歐洲歷史嚴重停滯。那是一個人性受壓抑、文明遭踐踏的“黑暗時代”。
歐洲“黑暗時代”的典型史例是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國。暴虐荒淫的亨利八世強奪教權，濫用王權，肆意盤剝百姓，濫用酷刑，血腥殺戮。他在位３８年，處死７萬人，佔當時英國人口近７％。因觸怒亨利八世被處死的《烏托邦》作者托馬斯·摩爾說，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權根本就是“少數人以多數人名義暴斂財富和權利的工具”。
時至近代，新興的歐洲資產階級掀起波瀾壯闊的反封建專制制度、反教會反動勢力的革命運動，一步步走出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歐洲人民抗爭封建王權和專制神權的精神，在１７世紀的英國《權利法案》和１８世紀的法國《人權宣言》中得到充分體現。
在西藏，殘酷、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延續到２０世紀中葉。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百萬農奴獲得新生，雪域高原從落後走向進步，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貧窮走向富裕，從黑暗走向光明。
然而，達賴集團不甘放棄曾經作威作福的“天堂”，自１９５９年發動叛亂以來，從未停止分裂西藏的活動。由於其公開的分裂主張四處碰壁，達賴集團從上世紀８０年代用“高度自治”的幌子否定西藏現行政治制度，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區”粉飾分裂用心，其論調的背後，是對那個黑暗封建農奴制社會的不死之心。
熟悉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對舊西藏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反動本質。那個殘酷黑暗的制度絕不被容許、也絕不會重回現實。
試問，附和達賴的政治立場，豈不是支援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在西藏復辟？追捧達賴的“高度自治”，豈不是扶持將西藏倒回“黑暗時代”的企圖？
然而時至今天，總有少數人，懷著反華心理，反覆把達賴推向前臺，讓他扮成“人權衛士”，罔顧昔日在他治下舊西藏人民的悲慘命運；把他稱作“西藏文化的代表”，卻絕口不提他治下舊西藏的文化停滯；將他捧作“慈善”的宗教領袖，卻無視他違背宗教基本理念，在拉薩等地煽動策劃嚴重暴力犯罪活動。
達賴則不失時機地與那些反華勢力共舞。縱觀達賴在國外分裂祖國的活動，不難發現，他所受“待遇”的冷與熱，以及分裂活動勢頭的消與長，無不配合國外反華濁流的起落。沒有反華勢力的支援，達賴及其追隨者的分裂活動根本難以為繼。
時代在前進，政權和宗教神權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從歐洲、從舊西藏退出歷史舞臺。懷著促進經濟、改善民生、尊重人權、保護文化的理念，包括西藏各族群眾在內的中國人民，與包括歐洲民眾在內的世界人民一道，克服種種困難和挑戰，不斷追求社會的進步和生活的幸福。
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一去不會再復返。無論達賴如何四處竄訪，鼓噪所謂“人權”，矯飾所謂“高度自治”，怎奈這與世界潮流相悖，根本不會有“收效”。這一點，達賴心知肚明，因此只能感嘆“很無助”。
奉勸達賴認清形勢，扔掉幻想，真正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國家的發展做些有意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