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我國的政治體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國傳統體制之上的現代國家制度，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顯的優勢。
●民主是個好東西，集中也是個好東西，有民主又有集中則是更好的東西。不能只講一個東西好，相對另一個就不好；既不能用民主抗拒集中，又不能以集中排斥民主，那樣在哲學上和實踐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取得巨大成功，北京實現了“兩個奧運，同樣精彩”的承諾，中國向世界奉獻了一屆不同凡響的奧運會，留下了不可複製的奧運遺產。其中之一就是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聯繫到一段時間以來，國內理論學術界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出現的一些模糊乃至錯誤的觀點和傾向，如認為我國30年來的改革只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我國的政治體制仍然是集權政體，不如西方的選舉制度、兩黨制或多黨制優越等，筆者認為，通過北京奧運會這個重大的社會實踐，我們有必要對我國政治體制的認識有一個大的提升，對一些錯誤觀點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我國的政治體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國傳統體制之上的現代國家制度，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顯的優勢
近20年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引起西方國家的關注甚至嫉妒。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有力支援。關於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學者在奧運會之前已有一些認識，但他們不願公開承認。而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成功向世界奉獻了一屆不同凡響的奧運會，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撼。奧運會舉辦過程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展現出的強大組織力、無可比擬的社會動員能力、萬眾一心的社會認同感，充分體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
1.北京奧運會展示了中國現代國家制度的優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治制度建設不斷推進。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構建一個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三者有機統一、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現代國家體制。這一體制的建設基於先進的價值觀之上，並超越和克服了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國傳統體制的弊病和不足。
按照現代政治理論，現代國家制度是人類社會創造的最有效的組織單位，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元素。其顯著特徵有：一是法治完備，建立起一整套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現代法律體系；二是民意表達有一系列的規範，建立起保護公眾表達權的一系列規章制度；三是國家的政治、社會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一整套保障決策科學、民主的程式；四是國家政黨、行政機構、社會組織運作高效，能夠保證社會、經濟的高效、平穩、低成本運作；五是有一套體現現代人類文明的觀念，如法治、科學、人權、愛國、民主等觀念的價值體系。
從政治學角度看，西方國家的政體形式，一般認為包括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兩種形式。但從科學意義上看，所謂民主制度和集權政體都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制度。以民主制度而言，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已歷經300多年，它的歷史局限性在全球化時代非常明顯。而且由於西方各國自詡這種制度“先進”，不思改進，其弊端日益顯現。作為歷史上形成的政治形態，民主制度只能稱為近代國家制度。由此看來，現代國家制度是一個比民主政體層次更高、內涵更廣的政治概念。有人認為只有民主制國家才是現代國家，這顯然是一種把民主制看作是現代國家的惟一條件、從而把現代國家內涵狹隘化的觀點。現代國家與國家政體並非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有了民主制的一些形式如選舉，也並不意味著就是現代國家。因為選舉作為一種民主形式，它的產生比現代國家的歷史要長，希特勒是通過選舉上臺的，但並不能說當時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就是現代國家。在非洲一些國家，選舉搞得很早、範圍很大，但從其法治程度、經濟發展水準、政府運作效能等方面綜合來看，卻很難稱得上是現代國家。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業全面進步，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已步入現代國家的行列。而北京奧運會上，場館設施現代化程度之高、志願者服務之熱情、賽事組織之科學嚴密、各項機構運轉之高效，都體現了一個現代國家的風貌。就連美國總統布希在談到北京成功舉辦第二十九屆奧運會時也表示，這是“展示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一個機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並不斷完善的政治制度，是集民主與集中的優點于一體，集中西價值觀的長處於一身，日益呈現出西方政治體制和我國傳統政治體制所不可比擬的優勢。
2.不能把選舉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標簽
通過分析北京奧運會所展現出來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理論界對我國政治制度的認識度應有一個大的提升，對西方的選舉制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近年來，西方一些人把選舉作為民主政體的標簽，以是否舉行普選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一個政體是否為民主政體的惟一標準，把選舉作為向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的一個重點。國內也有觀點附和認為，只有實行普選產生的民主政體才具有合法性，才能產生民主政治；不實行普選，只能是集權政體。此種觀點謬之遠矣。
毋庸諱言，普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的意願得到相對充分的表達，這使得普選產生的政體具有形式上的“正當性”。但這種“正當性”僅僅是象徵意義上的，並不代表全民意願。在西方國家的選舉中，選民僅是全體公民的一部分，有的國家選舉時參加投票的選民不足國民總數的一半，而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的得票率有時僅有48%對47%的微弱優勢。那麼試想，48%的選民的意志實現了，這些選民的意志能代表全民意志嗎？顯然不能。因為一部分選民的意志實現，就意味著另一部分選民利益的犧牲或喪失。這種相對民意只是一種獲得公權力的手段，並沒有體現出全民意志的民主性。
眾所週知，在西方的選舉制度中，選舉實質上是金錢操縱的候選人之間的角逐，鉅額的選舉經費使選舉變為“金錢籠子中的自由鳥”，成為精英把持權力和限制大眾權利的合法手段。如在美國本土和歐洲一些國家，普選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大選的商業化和金錢化已經為很多人所詬病。在西方很多國家，選民對選舉的興趣和熱情逐年走低，民意低迷成為籠罩在西方選舉制度頭頂的一大陰霾。還要看到，在某種意義上說，競選實際上是對選票的爭奪，為了爭奪選民，就要不斷發掘各個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強化各個群體對自身利益的訴求，這樣就無形中激化了社會的對立情緒，不利於形成社會共識，增強社會凝聚力，甚至會起到撕裂族群的作用。由此，看一個政體是不是民主政體，不能看是不是具備了某些形式，關鍵是要看它是否建立在法治之上，能否建構一種科學的監督機制，能否把民主與集中合理地結合起來，使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都能得到合理的行使。
3.兩黨制不等於有效監督，更不能與民主政治畫等號
有觀點認為，西方的兩黨制是實現監督的有效形式，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走兩黨制或多黨制之路。這種想法是缺乏科學論據和事實依據的。
建立一個科學、高效、適合各自國情的政黨制度，是一個現代國家保持政治穩定和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但政黨政治只是政治體制的一個方面，並不決定國家政體的性質。一方面，政黨的性質是由它所代表的民意的性質決定的，政黨與民主並無必然的聯繫。在西方資產階級兩黨制或多黨制下，輪流執政似乎很民主，其實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都必須符合西方社會的價值觀，都必須維護各重要集團的利益，這一根本點不會因為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換位而改變。
另一方面，在一個現代國家，政黨數量的多少與政體的民主程度也無必然聯繫，能否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也不能機械地根據政黨的多與少以及是否實行政黨輪流執政來判定。如新加坡一黨長期執政，卻被世界公認為典型的現代國家。人民行動黨認為，西方“政黨輪流、多黨紛爭”的政黨制度帶給新加坡的只是“連綿不斷的動蕩”。而且，他們認為，多黨競爭制度下極有可能導致極端分子甚至投機分子上臺，影響政治的穩定。新加坡的政黨制度啟示我們：在政體模式、體制、機制的選擇上，必須走出將民主等同於監督、將民主等同於兩黨制或多黨制的誤區。
二、我國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基於先進價值觀之上的現代政治制度
北京奧運會取得巨大成功，除得益於中國特有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強大組織力、社會動員能力之外，還與我國政治制度架構中所蘊含的價值觀比較先進、合理有關。
從社會的發展階段和價值觀上看，西方價值觀過於強調個人的權利和地位，強調衝突而不是協商解決矛盾。這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有利於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有利於推動經濟的發展；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過分地強調個人權利、個人自由，不利於社會資源的整合，不利於社會共識和國家利益的實現，更不利於社會的整體進步。在社會進步沒有達到相應程度的時候，過分地強調個人自由，最後導致國家和社會擔負的成本過大，這樣的個人自由將變成社會的災難。近20—30年間，曾經創造生產力奇跡的西方國家陷入了低增長的怪圈，美國近來發生的嚴重金融危機，是這種自由主義末路的表現，是美國制度神話的破滅。而在全球化競爭中，一些並未實行西方政治模式的新興國家，卻保持了經濟的巨大活力和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
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重集體，在政治設計中也是重權力的相對集中。但是要看到，過分強調集體的價值，容易抹殺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導致國家權力過分集中。這也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病。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近30年，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剔除了中國傳統價值中忽視個人價值的不足，吸收了傳統的“民為本”思想和西方價值觀中強調個人價值的一面，把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結合起來，把發展民主與完善法治結合起來，把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起來，把民主與集中結合起來，既能有效發揮公權力集中調配資源的能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大力發揚人民民主，強調個人的創造性，充分保障私權利的實現，從而在價值觀上實現了對西方價值觀和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超越。
西方國家在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模式的時候，把本該是形式多樣的政治體制簡化成一人一票的競選，簡化成兩黨制。這本身是對民主的最大傷害。一些國家處處以老大自居，不僅思想上固步自封，而且在實踐中也不能容忍和接受其他國家新的不同於自己的道路和模式，甚至稍有不同，就以異端視之。而且，一些國家在民主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種政治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包括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也包括社會主義的制度。所以，完善現代國家制度，在價值觀上一定要樹立一種新的內容：即將國家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效地整合起來，既能充分調動個人的能動性、維護個人利益，又能充分發揮國家整合資源以實現其維護公共利益的功能。只有實現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機統一的政治制度才是科學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集中也是個好東西，有民主又有集中則是更好的東西。不能只講一個東西好，相對另一個就不好；既不能用民主抗拒集中，又不能以集中排斥民主，那樣在哲學上和實踐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透過表像，全面客觀看待政治制度的優劣
當前，社會上有這樣一種傾向，即觀察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不是看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質，而是只看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實現形式，僅僅停留在一些表像上。如有人以為，西方國家選舉搞得熱鬧，其政治制度就有活力。這是一種僅從表像來觀察政治制度優劣的膚淺觀點。
觀察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優越性，應當具有辯證的、歷史的觀點和發展的眼光。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內容決定本質。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並不取決於其表現形式，而是決定於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質。從最終意義上講，是一個國家的性質決定這個國家的政治形式，決定其政治制度的優劣。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不能脫離歷史條件絕對地斷定某一政體形式是先進的或是落後的。如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對於封建主義制度來講，從一開始對生產力的發展、對個人個性的張揚乃至社會的進步都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政治體製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隨著歷史的發展，其弊病日顯，而且相對比之新生的制度來講，它又是落後的，其優勢是相對的。所以，觀察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不能混淆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質與形式的關係，否則就會得出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
從發展的觀點看，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的表現並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而是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可以通過政治體制的調整、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自誕生之日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雖然目前較發展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尚有很多待完善之處，但它從本質上是先進的，是優越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在制度運作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自身改革的不斷推進，它將日益顯露出自己的優勢。
當然，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先進並不意味著它完善無缺，它的一些制度形式要在實踐中通過不斷改革來完善自身。同樣，說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質上落後並不意味著它一無是處，它的一些體現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制度形式、管理方法仍然可以為我所用。若因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質上的落後就將其一概否定，或者因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本質上的先進就固步自封，都不是科學的做法。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打破迷信，循序漸進，堅持走“中國道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為了更好地發揮我國政治體制優勢，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打破迷信，循序漸進，堅持走“中國道路”。
1.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樣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首先要從迷信西式民主的窠臼中擺脫出來。客觀地說，中西政治體制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進行改革，不斷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中一些體現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形式和做法，特別是在權力監督和制約方面。但是從世界範圍內來看，發展中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要破除對西方體制的迷信，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別國的政治模式，而應立足於本國國情並遵循現代市場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要求，構建既適合自己又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政治發展模式。
其次，解放思想還要從歷史陰影的窠臼中擺脫出來。任何政治制度在探索的過程中都會有曲折，任何國家在自己探索的道路上都可能犯錯誤。中國也不例外。但是我們既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更不能陷於錯誤的陰影中喪失自信。要立足現實，看到中國政治模式的巨大優勢，樹立自信，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自身。
最後，解放思想還要從教科書、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中擺脫出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方法論，不是教條。處處用西方的民主模式、理論來看待中國固然不對，同樣，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來指導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也是行不通的。民主政治建設只有以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破除各種各樣的教條和迷信，實事求是，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2.政治體制改革在操作上必須有可行性，必須循序漸進而行
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我國的改革探索出了一條漸進式路徑。實踐證明，這是一條符合國情、高效穩健的改革之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也要走漸進式之路。
我們知道，開弓沒有回頭箭。歷史發展是一條“單行道”，一旦搞錯了方向、走錯了路，想回頭就難了。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前提，即不能為改革支付巨大社會成本。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上要有可操作性，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一步一個腳印地紮實推進。是民主多一點還是集中多一點，必鬚根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進程來適度把握，絕不能走極端，搞“休克療法”。任何一種形式的極端都會造成災難。漸進式地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在一個短時間內看，似乎步子邁得小了，前進的速度慢了，但如果一步一步地紮實推進，不發生大的曲折和反覆，這樣從一個較長的時間段來看，從總體和全局上看，前進的步伐可能並不慢。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政治改革時，在方法和步驟上採取劇變的方式，結果不僅丟掉了社會主義的方向，而且造成了長期的政治、社會動蕩，最終遭殃的只能是人民。
3.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推進和完善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揭示，認識是一個過程，實踐也是一個過程，表現為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我國政治制度建設也是一個不斷發展推進的過程。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半個世紀以來的經驗說明，要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更為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實現這一本質，使這一本質所具有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不能以為政治制度建設達到一個凝固的目標就會終止。西方民主政治逐漸喪失活力，與它自身不思進取，自認為“終極”、“完美”有很大關係。而中國則能看到自身的問題，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使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充滿了活力。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要有發展的觀點，要看到時代發展了，問題也會改變，我國的政治制度建設正是一個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與經濟建設配套而行的不斷進步的過程，政治體制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的。
回首我國30年的改革之路，正是因為我們採取了漸進式的改革模式，才成功、有序地實現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道路”，使中國的政治制度顯示出令西方震撼的優勢。這是任何一個有客觀公允之心的人士都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