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復興的“中國道路”
——寫在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下）
任仲平
（一）2009年，新世紀的第十年，也是重要的轉折之年。
這一年，經濟危機中的世界，正從坍塌的市場中艱難求索復蘇之路。而我們年輕的共和國，穿越了60年山河巨變的歲月，再一次挺立於新的歷史起點。
60年過去，我們和我們所處的世界，經歷了太多的衝突與坎坷，在發展與變革中行進，同樣面臨秩序的重建，同樣期待破除橫亙在腳下的一切障礙，從發展的困頓中突圍，孜孜以求人類美好的彼岸。
所不同的是，60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那場改天換地的社會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世紀裏世界巨變的結果。今天，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升騰著的變革熱情，則更多來自年輕共和國內心無法抑制的發展渴望。
像一個迎著朝陽奔跑的青年，我們的共和國以60年不變的執著和堅韌，沿著走向復興的“中國道路”，開始又一次現代化征程的跋涉。
有人說，一個國家，只有正確認識自己的歷史，才能在現實奔騰的浪潮中把握方向；一個民族，只有正確理解自己的道路，才能在不斷的社會變革中走向進步。
我們從遙遠的歷史中走來，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未來的答案。
（二）振興中華，趕上世界潮流，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長期以來中國人民的夙願。
毫無疑問，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開啟了自身發展的歷史紀元。但這個嶄新的紀元，所面臨的困難和考驗，所經歷的挑戰和艱辛，絲毫不比此前一個世紀少。
當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時間開始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除了滿目創痍的社會，還有一個並不清晰的未來——從未有過國家管理經驗的政黨，如何將一個落後的國家引領上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著在戰爭廢墟上插上五星紅旗的新中國，看社會主義的小草，如何從這塊貧瘠堅硬的大陸上挺立。
遠大的目標立足於貧弱的基礎，光明的前景發端于艱辛的探索，歷史的豪情蘊藏著現實的挑戰，新中國就這樣義無反顧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儘管這種落差與衝撞，伴隨著60年風雨歷程，但新中國終究以60年崢嶸歲月，在中華大地繪就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從貧窮落後到初步繁榮，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從“站起來了”到“舉足輕重”，60年間，社會主義中國在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探尋出一條生氣勃勃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
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約瑟夫·奈看到了“中國奇跡”的經濟碩果，更看到了奇跡背後的“政治價值觀”，因此觸及了“中國奇跡”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通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將新中國送到了一個世界大國的位置。60年，新中國用舉世矚目的跨越，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歷史比任何滔滔雄辯更能呈現真理，更能留下啟示。今天的人們在討論“中國奇跡”時，目光更多地聚焦在這30年中國發展的狂飆突進，而奇跡的發生，又何嘗不是從60年前我們踏上那條道路開始？
（三）為什麼我們會選擇社會主義？
現代化不僅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或科學技術的進步，它是一個民族文明結構的重塑，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轉型，其間必然蘊含著它們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
回首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一條歷史結論分外鮮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正基於此，鄧小平指出，“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這不僅是一種客觀的、歷史的、必然的抉擇，也是一種主體的、理性的、智慧的抉擇。
如果說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政治領導”，那麼“社會制度”則是現代化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對於後發現代化國家來說，由於追趕發展的壓力異常沉重，而技術、知識、人力資本等現代化的動力因素又難以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從根本上講，1840年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建立同現代化相適宜的社會制度框架，而制度變革的成效往往直接決定著現代化建設的成敗。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反覆強調，我們的總任務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一開始，我們選擇的就是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在其後半個多世紀的艱難曲折中，共和國的人民屬性，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屬性，始終被一代代人堅守。60年光輝歷程表明，它是開闢新中國現代化道路最重要的制度支撐，是共和國締造者留給未來最寶貴的政治財富。
“只有社會主義才有凝聚力”。60年來，作為一種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作為一種社會信仰和精神信念，社會主義制度有效地集結了最為廣大的社會力量，迅速地大規模地推動著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成為新中國現代化列車高歌猛進的動力源。
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將這個曾經四分五裂的國家凝聚成一個整體，催生了萬眾一心、同風共雨的強大合力。這才有了億萬中國人民危難艱險之中救國的奉獻和犧牲，一窮二白之上建國的探索和激情，遭遇困境之後強國的勇氣和智慧，在中華大地創造奇跡，在歲月深處寫下光榮。
（四）經濟總量世界第三、每人平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中國，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度。“中產階層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北京在奧運期間不得不停駛一半的車輛，才能保證道路暢通。”路透社專欄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這個場景，是清末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所不曾想像，是拋灑了熱血的戊戌六君子的朦朧追求，是1911年那些試圖以共和政體挽救中國于水火的先行者所未曾企及。今日中國超越前人夢想的富庶和強大，源於一種全新社會制度的開創和確立，來自幾代人堅持不懈的探索與實踐。
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麼是現代化，怎樣建設現代化？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對資本主義令人信服的批判，但並沒有提供替代資本主義的具體方案。用他詼諧的話說，他給我們的不是“未來的菜譜”。作為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未來，其生命力和優越性，必須用實踐來檢驗。
1949—2009，我們有過“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急躁，也有“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反思；有過“文化大革命”砸爛一切的悲劇，更有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轉折；有過姓社姓資的、改革保守的爭論，更有排除干擾、與時俱進的創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動搖，我們實現了世界文明成果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
1949—2009，我們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也有困惑迷茫的年代；有過孤軍奮戰的封閉自守，也有走向世界的自信從容。既沒有採取私有制、全盤西化的激進變革方式，又勇於破除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們找到了一條通往現代化的復興之路。
放眼20世紀的全球，特別是後發國家，“找尋”與“探索”現代化路徑成為一個共同的主題。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現代化模式，不斷輸入後發追趕型國家，但少有成功，甚至導致了更大範圍的“拉美陷阱”。新中國60年間的“找尋”，雖然走過彎路，有過錯誤，但我們最終在挫折中汲取教訓，在探索中總結經驗，毅然決然地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號角。
如果說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確立了支撐現代化建設的強有力制度體系，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那麼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則全面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當代中國兩次偉大革命的歷史結論。
歷史的長河靜觀時往往風平浪靜，只有驀然回首，才能體會它的波瀾壯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從“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些看似簡單的詞語之變，蘊藏著多少振聾發聵的觀念突破，包含著多少驚心動魄的歷史轉折，凝聚著多少前無古人的偉大創新。它以一個政黨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改變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軌跡，改變了十幾億中國人民的命運。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60年來，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開闢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五）一百多年前，當馬克思、恩格斯在萊茵河畔構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時，無法預知社會主義在一個多世紀後的發展場景，甚至從未用過“現代化”這個概念。
但馬克思早有預言：東方落後國家由於自身社會結構和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可以走一條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跨越發展之路”,即以先發國家為示範,吸取其文明成果, 實現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跨越，從而加速歷史進程。
回首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不同尋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找到了這條“跨越發展之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從未出現在經典理論中的概念，化為中華大地風雷激蕩的偉大實踐。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事業在世界範圍遭受嚴重挫折之際，新中國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取得的擺脫貧困、加快現代化進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
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全面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也破除了現代化的“西方想像”，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創造了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另一種現代化形態。
或許國際參照係，更能說明這條道路讓新中國走了多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現代化道路，在當時相對有利的條件下，利用“後發優勢”窮追猛趕了幾十年。然而，除了少數國家取得一定成就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都步履沉重。而中國這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超複雜經濟體，卻在30多年時間裏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創造了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從1981年到2004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5.17億，世界銀行讚嘆：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於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
古老的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迎來了民族復興的曙光。這是魏源所嚮往的“風氣日開，智慧日出”的“開放中國”，是梁啟超所呼喚的“常思將來，常敢破格”的“少年中國”，是李大釗所期盼的“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的“青春中國”，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歡歌代替了悲嘆，笑臉代替了哭臉，富裕代替了貧窮，健康代替了疾苦”的“可愛的中國”。
（六）中國的故事依然在繼續，但它已經變得日益複雜。
當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賓士向前，“中國威脅論”卻隨之而來；當世界終於發現“中國的發展是20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中國正步入改革深水區，來自體制深層次的矛盾，成為制約現代化發展的挑戰。
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往往都要經歷一個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高發期。現代化的艱辛曲折，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
更何況，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時間壓縮，空間疊加，我們必須面對更為嚴峻的考驗——比世界上56個高收入國家的全部人口之和還多出3億多，在如此規模的人口大國進行現代化，相當於把過去一兩百年來的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歷程在中國重演一次。而我們既不具備發達國家早期發展所具有的相對寬鬆的國內資源條件和環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們那樣通過開拓殖民地掠奪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
中國的現代化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何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謀求現代化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保持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更多地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日益高漲的需求？如何築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經濟起飛的同時，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獲得了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才可以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新的飛躍，構成了我們60年現代化探索的智慧結晶。而要將它付諸實踐，把整個國家納入科學發展的軌道，還要付出異常艱辛的努力。
“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規模和複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也世所罕見。”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胡錦濤總書記這三個“世所罕見”的深刻判斷，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也警示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絕非坦途。
歷史會公正地記錄每一代人走過的足跡，歷史也忠實地把發展的課題留給後來者。新中國60年探索和實踐，讓中華民族百餘年艱苦卓絕的復興歷史迎來了偉大的轉折，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塊古老的土地還將書寫人類發展的嶄新篇章。
（七）2009年金秋，世界將目光再次聚焦中國。
新中國60年，對世界的吸引力之一，是這60年現代化的成敗，關係到一個新型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興衰。在西方人眼裏，這個沒有按照西方常規路徑發展起來的國家，是個巨大的“未知數”。
連英國女王也按捺不住好奇，曾含蓄地詢問中國貴賓：“中國的發展備受全球矚目和欽佩。但是，我們很想知道，中國人民究竟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他們又將在21世紀的國際事務中，扮演什麼角色？”
社會主義中國60年的偉大實踐，回應了“社會主義是20世紀的產物，也必將終結于20世紀”的“預言”，回應了“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臆斷，回應了一切圍繞于它的想像和疑問。它所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譜寫了社會主義最為激蕩人心的雄渾樂章，不僅讓一個新型社會制度在中華大地展現蓬勃生機，也讓一個五千年古國大踏步趕上時代進步的潮流。
“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要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沿著幾代人開闢的光輝道路，迎著民族復興的壯麗前景——
“更加美好的未來必將屬於曆盡滄桑而自信自立自強的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