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拔幹部六原則
解析2009年省部級官員調整背後深意
開啟新一輪高層官員調整大幕 折射用人理念制度變革
編者按
日前，中央對河南、福建等5個省區黨委的主要負責同志職務進行了調整，作為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後的首輪省部級高官變動，此次調整範圍波及東、西、南、北、中的重要省份以及國務院組成部委，幅度之大令人關注。
幾乎就在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公開場合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深入闡述。本報記者採訪權威人士得知，年輕、高學歷、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是這些履新官員們的共同特點，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在人事方面的佈局思路。而從今年以來的屢次調整可以發現，用人制度和理念的深刻變革已經發軔。
從多層面加大幹部交流力度完善幹部交流制度
“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新標準得到體現
中青年高學歷經歷豐富幹部將成未來主力梯隊
視點關注
12月5日，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召開之前，11月和12月更替之際，今年以來最大力度的省部級官員調整引起外界高度關注。從官方披露的資料看，1天時間裏，7個省區的黨政一把手出現調整，其中5個書記和3個省長(市長)崗位“換防”，共涉及14名省部級官員。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定盤明年經濟工作全局”的重大意義，在此之前完成地方人事佈局，對於未來中央政策的“連續性”和“執行力”無疑是有益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次人事調整恰好發生在十七大與十八大之間。查閱以往的資料可以發現，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間的2004年12月，中央亦進行了省部級官員的中期調整。政情觀察人士由此認為，此番省部級幹部中期調整恰逢其時，是為2012年召開的十八大人事佈局考慮。
幾乎就在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公開場合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深入闡述，並將“民主、公開、競爭、擇優”作為整篇談話的主題詞。本報記者觀察發現，今年以來，李源潮在公開場合多次針對幹部管理制度作出了論述和講話，其中不乏個性化語錄。從種種跡象來看，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或可視為中央用人思路變革的開啟。
“空降”+輪換
新一輪人事調整後，全國省委“一把手”中有11人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有兩人成為首度出現的“60後”省委書記
在此番人事調整中，有兩名從中央“空降”地方，三位是地方輪換。
孫政才從農業部部長之位“空降”至農業大省吉林任職。據公開履歷資料，孫政才1984年畢業于山東萊陽農學院，同年考入北京農林科學院，獲碩士學位，後又取得農學博士學位。走上政壇之後，他先後在北京擔任縣長、區委書記，後升任北京市市委秘書長。2006年，孫政才回到闊別十多年的農業本行，擔任農業部部長一職，以43歲的年齡成為國務院最年輕的部長之一。
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孫春蘭“空降”至福建省，成為目前唯一的女省委書記。今年59歲的孫春蘭籍貫河北，其政壇生涯一直主要在遼寧，並且集中在工會系統。1994年至1995年，孫春蘭擔任遼寧省總工會主席；在2001年至2005年期間，孫春蘭擔任遼寧省省委副書記、大連市市委書記；2005年調任全國總工會任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今年46歲的胡春華此次擔任內蒙古一把手，被認為與他長期在民族自治地區工作的經歷有關。1979年，胡春華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被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1983年大學畢業後，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幹部，在西藏工作超過20年，歷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等職，有著豐富的民族工作經驗。2006年11月調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43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之一；2008年3月由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調任河北省省委副書記；同年4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長；2009年1月當選河北省省長，成為“最年輕的省長”。
現年59歲的王珉從2002年5月起開始擔任江蘇省蘇州市市委書記，2004年升任吉林省省委副書記，2005年被任命為吉林省省長。經過在吉林5年的經驗積累，王珉又來到遼寧。這是中國的工業大省、重工業基地，也是東北地區的“龍頭”，面臨著老工業基地轉型的機遇和挑戰。
今年57歲的盧展工的工作足跡橫跨大江南北，這次又由東南沿海深入到中原腹地。從履歷上看，1952年5月出生於浙江慈溪的盧展工，在黑龍江工作學習過十多年，包括三年半的知青生涯。1982年，到浙江建築工程管理局工作，之後他先後在浙江、河北、全國總工會、福建等地任職，既有主管紀檢、組織等要害部門的工作經驗，又有擔任省長、省委書記等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閱歷。
有分析稱，這一輪人事調整之後，全國省委“一把手”中，11人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出生於1963年的胡春華和孫政才，則成為首度出現的“60後”省委書記。
幹部輪換新階段
如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一樣，幹部制度也需要搞活。高層的領導幹部既要具備宏觀的視野又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不能簡單地用“三年動一下”的眼光看待
“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的信號十分清楚。”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楊建順分析說，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規範，即要求從多個層面加大幹部交流力度，完善幹部交流制度。而作為十七屆四中全會以後的第一輪省部級官員調整，無論是“空降”還是地方輪換，都強調了對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貫徹。
“在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交流都十分明顯，對於交流制度的落實以及多層面交流的體現也十分徹底。”楊建順說，“因此，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透露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就是要通過交流體現幹部機制的活力。”
如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一樣，幹部制度也需要搞活。在楊建順看來，交流制度實施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幹部的合理配置。通過合理配置，讓每位幹部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及其任職經驗得到更好的發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證和促進幹部人事領域公正廉潔勤政風氣的形成。
此次由工科博士王珉出掌老工業基地遼寧，由農學博士孫政才出掌糧食大省吉林，也證實了這一點。此外，分析公開資料可以發現，此輪調整的其他諸人也分別來到了自己以往所擅長的領域。
“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表明，我國省部級高官正進入輪換新階段。這對接下來加大多層面的幹部輪換制度和交流制度有著很強的示範和促進作用。”楊建順說。
對於幹部輪換和幹部交流，記者了解到，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一個官員在一個地方做得久了，有些事不免很難辦，所以一般三年就要動一下。這樣就會帶動一些官員秉公辦事，有利於改善行政作風。
“‘三年動一下’的說法對於防範用人不正之風，為地方帶來活力確實有積極的意義。不過，三年的時間對於一個科級幹部來說是可以的，但人事制度也有其專業性穩定性的一面，位置較高的官員‘動’得太頻繁了，就有可能影響到用人上的專業和可持續性，同時也降低了幹部本人和周圍群眾對於該職務的期待性。”楊建順說。
這種說法得到業內人士的贊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還指出，一般來講，官員在任期內往往會追求政績，一旦動得太頻繁，就容易造成形象工程遍地飛的局面。
“因此，在幹部輪換交流時，應該綜合考量人事行政的規律性。高層的領導幹部既要具備宏觀的視野又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不能簡單地用‘三年動一下’的眼光看待。”楊建順認為，比較合理的提法是，“定期動一下”。而且，還要根據具體的崗位和實際情況來安排，避免一刀切式的“動”。
從履歷上看，一些不再擔任省委書記的同志都已滿65歲。這種調整被業內人士認為，“省部級正職官員65歲退休”這條規定已經執行得較為嚴格。那麼，照此推論，今後幾年，地方上大規模的“新陳代謝”是否也將開始呢？
對此，楊建順認為，人事行政制度應該在年齡上堅持“硬杠杠”，但也不宜一刀切。因此，大規模的“新陳代謝”應該逐步推進，而不是在短期內集中完成。
記者發現，更早之前，今年“兩會”前夕，省部級崗位上也出現較為頻繁的調整：郭庚茂和胡春華分別從河南、河北代省長位置上轉正；國家安監總局原局長王君轉任山西省省長；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張茅接替高強擔任衛生部黨組書記。
今年5月，黨政官員調整也頗為密集。調整涉及國務院多個部委要職，又牽涉到上海、天津、湖南、遼寧等省級官員變動。
“從中央‘空降’到地方，有利於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貫徹落實；從地方到中央，有利於將地方的活力帶入中央；各部門各地方之間的相互流轉，有利於不同領域間工作經驗的相互交流。”楊建順說，“流向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強調了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不同級別間的用人協調發展。新的地方能使人迸發新的激情，再加上以往的工作經驗，是容易作出成績來的。”
新思路發軔
此番調整充分體現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從長遠來看，中青年、高學歷、有著豐富經歷的幹部無疑將會在未來成為領導幹部的主力梯隊
在此番人事調整前後，李源潮的一系列講話均透露出了用人思路變革的跡象。
11月20日、21日，全國組織部長學習貫徹黨的第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第7、8期培訓班分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18個省區市的縣(市、區)委組織部部長近1300人參加。開班儀式上，李源潮發表講話，提出要形成充滿活力的選人用人機制，“把最優秀的幹部用在最關鍵的崗位上”。
而最為人們熟知的，無疑是李源潮那句擲地有聲的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權力和利益關係的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有危險”。
在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之前，中央亦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規範。今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審議通過《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該意見和中組部下發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黨政工作部門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和《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年度考核辦法(試行)》3個辦法一起，細化了幹部任用機制，被輿論認為是“進一步提高全黨幹部工作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水準的重要標誌”。
“此輪調整中，不論是女性官員還是高學歷官員的上任，都充分體現了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一直以來所強調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楊建順說，“以德為先”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在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中強調了“公信度要高”，這昭示了今後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將在這方面繼續堅持發揚光大，並逐漸形成相應的程式機制乃至制度。
從近年我國的情況來看，幹部人事調整制度的輪廓已經較為明顯了。相關分析指出，調整後的省部級官員群體特點顯著：從年齡上看，此番走馬上任的官員多為“50後”，其中兩位屬“60後”，皆年富力強。其次，這些幹部中高學歷者不乏其人。本輪調整，有兩位博士書記亮相，由此顯示出中央對學者型官員的專業知識的看重。再者，從這些幹部的工作經歷看，很多都是從基層一步步幹上來的。比如，此番履新官員基本都有過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基層主政經歷，其中胡春華曾在西藏紮根超過20年。
楊建順說，上述三點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制度性框架的特點以及很強的政策導向意義，中青年、高學歷、有著豐富經歷的幹部無疑將會在未來成為領導幹部的主力梯隊。從長遠來看，包括梯隊結構的進一步合理化等問題在內，幹部人事制度提升的空間還相當大。所以，應當對我黨長期以來在幹部人事制度方面所提出的綱領性要求進行歸納總結，從中梳理出經驗和不足，為強化和改革新形勢下幹部人事制度提供科學指導，併為最終確立能真正選賢任能的制度提供理論支撐。（記者 杜曉 見習記者 任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