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9月14日臺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搶跑”，到大陸進行了兩岸分隔38年之後的第一次新聞採訪，轟動一時。
當年的中共決策層，面對不期而至的來自臺灣民間媒體的採訪要求，從促進臺海交流、增進雙方了解的大局出發，以樂觀其成的心態和開放自信的姿態，給予了充分的配合和幫助，並明確指示：“自由採訪。臺灣記者想採訪誰，到什麼地方採訪，都要儘量滿足，開放。”
在這樣寬鬆的氛圍中完成破冰採訪之旅的兩位記者日後回述道：“親眼看到真實的大陸之後，不禁令我們感到過去幾十年中，臺灣當局所做的反共宣傳是多麼的僵化。”而他們的報道，經過大陸《參考消息》的轉載，讓平時看慣了大陸記者文風的讀者們，聞到一股新鮮之風。
《自立晚報》搶先大陸行促使蔣經國加快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案的實施。自此，“臺灣社會要求與大陸交流的力量，如萬馬奔騰，沛然莫不能禦。”臺灣老兵返大陸探親、臺商投資大陸、汪辜會談達成“九二共識”、“江八點”提出、連宋絡繹訪問大陸……事實證明，儘管20年來兩岸關係中有著這樣那樣的挫折和不和諧音，但由兩岸新聞交流開啟的臺海民間交流之路越走越寬，日益成為保障臺海和平的穩定器和促進兩岸共同發展的推進器。
20年回眸，如何進一步發揮兩岸媒體在促進臺海和平互動中的角色，值得兩岸同仁深思。
謹以此文紀念2007年中國記者節。
20年前，兩岸合力推開那扇門
事後，《自立晚報》的總編輯陳國祥曾說，是“我們創造了歷史”。負責接待工作、時任中國新聞社港臺部主任的陳佐洱則評價說，應該說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
“過去20年，祖國大陸繼續快速發展，我真希望他們(李永得和徐璐)再來看看。我們可以在更加開放的環境裏面，來回首往事，重敘舊誼。”11月12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時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長兼總社港臺部主任)，回顧當年接待李永得和徐璐兩位臺灣記者的情形時，對本刊記者說。
那是一次吸引了全球新聞媒體目光的訪問。在相互隔絕了38年之後，海峽兩岸的新聞人終於面對面握手了。
20年之後，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陳佐洱用“令人欣慰”來為參與了這次事件作總結。對於國家歷史來說，20年的時間不算長；而對於個人，20年時間已經足以改變一代人的命運。
《自立晚報》“一馬當先”
1987年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近10年。這一年的8月27日，新華社報道：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表明，中國改革開放9年來，大體上實現了工農業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國家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四個翻一番。“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城鄉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著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可以實現。中國開始擺脫貧困狀況，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行列。”
這時的大陸，已經有了深圳、珠海等多個經濟特區，但卻還沒有取消外匯券；已經有了諸多的個體戶，但公職人員“下海”仍屬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城市人口還都生活在“體制內”單位裏。
而這時的臺灣，也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巨變：這一年的7月15日，國民黨當局宣佈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體制。整個臺灣島都陷入一種興奮之中，尤其是新聞界。當時臺灣媒體紛紛猜測議論的事情之一，就是臺灣當局將開放民眾赴大陸的探親旅遊。臺灣《自立晚報》的社長吳豐山，此時憑直覺感到兩岸關係將會有一個大的改觀，決定在這個時刻要搶先一步：派記者搶灘赴大陸。
據後來臺灣媒體的報道和徐璐對本刊記者的回憶，《自立晚報》派李永得和徐璐進大陸，是從20多天前開始策劃的。8 月19 日上午，吳豐山把剛接任兩天總編輯的陳國祥找進他的辦公室，吳豐山對陳國祥說的第一句話是:“現在我們可以考慮派人去大陸採訪。”
為了“一馬當先”，他們煞費苦心。最初決定是讓本報的駐外記者進入大陸。後來，計劃幾度變更。吳、陳覺得駐外記者進去並不為奇，決定改派臺北的記者。本來是想以探親的名義派去，並指派了一名文字記者和一名攝影記者；後來到9月9日，吳豐山還是覺得，以探親的名義意義不夠重大，決定從臺北派兩名記者直接以採訪的名義進入大陸。歷史的機會就這樣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歲，生於高雄，臺灣政治大學政治係畢業，時任報社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歲，祖籍上海，臺灣淡江大學英文係畢業，時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吳豐山選他們兩人的理由是：他們的“護照”都還在有效期間；李永得有政治頭腦，徐璐外語能力不錯，出去採訪時可以和外國人週旋。“在決定行動前，社長吳豐山曾很慎重地把採訪行動對報社，及對參與採訪的記者可能遭遇的風險都做了詳細說明。同時，也多次要求我們要慎重考慮。”徐璐回憶說。
選擇東京而不是香港作為進入大陸的仲介站，吳豐山的考慮是：在香港辦赴大陸簽證需要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嫌太慢；去東京辦簽證，不但手續簡便，而且，依據吳豐山的判斷，中共駐日機構會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從臺北出發。吳豐山親自護送到機場，為的是萬一發生不測事件，當場就能拍板處理。中午11點25分，吳豐山到達中正機場後給陳國祥打電話：“事情進行順利，開始準備作業。”陳國祥即把編輯主任帶到平日無人的發行人辦公室裏，開始編輯版面。當天下午2點半，《自立晚報》第三版登出由陳國祥親自寫的李徐二人將到大陸採訪的新聞稿，而此時，他們兩人已經離開了臺北——此前，整個計劃只有吳豐山、陳國祥和兩位記者知道。 據徐璐向本刊記者透露，他們走後不久，吳豐山就與國民黨某高層碰面，經他將記者赴大陸的消息向蔣經國報告，發現蔣經國沒有動怒，也沒有要辦人的意思，於是那位高層告訴吳豐山應該事無大礙，但必須妥善處理，意即報道要客觀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當晚8時，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達東京的成田機場，放下行李馬上乘地鐵直奔中國大使館，表達想赴大陸的意願。但由於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值班人員表示無法做主，希望他們明日再聯絡。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國大使館表達意願，並傳遞了吳豐山親自製定的“民間對民間，記者在大陸時不接受官方招待、不與官方接觸等原則”。然後，是等待消息。這一天，對他們兩人度日如年。為避免過多在東京街頭露面橫生枝節，他們乾脆鑽進一家電影院，看了一場有關“末代皇帝”溥儀後半生的電影。只過一天，9月13日，中國大使館便通知二位記者：採訪行動已獲批准，他們馬上可以得到簽證。
“等你們38年了”
“能夠這麼快批下來，實際上是中央最高領導層拍了板。”陳佐洱對本刊記者說。當時是中共中央對臺辦在主持這項工作，他們接到駐日使館的資訊，馬上上報，而最高的決策者，就是鄧小平。當時臺辦建議說，《自立晚報》是臺灣的民間報紙，以民間對民間的形式，最好由也是民間性質的中國新聞社來出面接待。
當時任中國新聞社駐美國分社社長的諸有鈞記得，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到達東京的那一兩天，他接到了他在紐約的臺灣記者朋友打來的電話，告知李、徐希望進入大陸採訪的資訊。諸有鈞當即明白事情重大，馬上向北京的總社進行了彙報。
與此同時，當時任中國新聞社總編輯的王瑾希也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社長楊國光從東京打來的電話，報告臺灣《自立晚報》的兩名記者想來大陸採訪的資訊。她向本刊記者回憶說，當時她馬上和當時的中新社社長王士谷商量，認為當時兩岸尚無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從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個突破。因此，中新社將此事向上面主管領導、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的廖暉作了彙報，得到了積極的支援。
9月13日，時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長兼總社港澳臺部主任的陳佐洱，被王士谷叫到了辦公室。王士谷鄭重其事地告訴他，中央對此次臺灣記者要來大陸採訪很重視，此項工作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直接負責。他要陳佐洱作為中新社的代表，帶幾名助手來接待李永得和徐璐。而具體指導他的工作的，是中央對臺辦的主任楊斯德和樂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張姓處長與他配合，一起負責兩位臺灣記者在大陸的採訪活動和人身安全。
陳佐洱記得，楊斯德和樂美真向他詳細交待了注意事項，面授機宜。他牢牢記下了兩條接待方針：一是自由採訪。臺灣記者想採訪誰，到什麼地方採訪，都要儘量滿足，開放；二是確保安全。“要防止臺灣特務製造事端嫁禍於人。”陳佐洱解釋說。
9月14日下午3點50分，李永得、徐璐在日本東京登上了中國民航的CA930航班，途經上海，飛往北京。航空公司專門給他們升坐頭等艙，兩位記者基於避免困擾的考慮接受了。這時，兩位臺灣記者赴大陸採訪的消息已經傳遍全球，在頭等艙裏，就有兩位“老外”專門和他們握手。
陳佐洱和張處長于當日下午趕往首都機場迎接。但飛機晚點了。晚點的原因，是為確保機上旅客安全，飛機在上海機場多做了一次客貨安檢，結果在15日淩晨的0點56分飛機才抵達北京首都機場。
李永得和徐璐下了飛機，對迎接的人們說道：“讓你們久等了。”陳佐洱此時脫口而出：“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了！”
這句話，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兩位臺灣記者在他們的第一篇報道中稱這句話是“統戰語言”，它被世界上多家通訊社援引，登在許多報刊的顯著位置上。其實，陳佐洱後來回憶說，當時他說的時候並未深思熟慮，但確實是內心的真情流露。“我們渴望與臺灣同行相見，在機場苦等了好幾個小時，那種焦慮和期待可以想見。”陳佐洱說。
其實，當時李永得和徐璐在機場說的話也很“統戰”——李永得說：“我們終於邁出了艱難的一步啊！”徐璐說的是：“其實路程很近，但週折了快40年！”
對於久居福建的陳佐洱，臺灣人並不陌生。平日裏他見過許多臺灣人，並不覺得眼前兩位臺灣記者有什麼不同。而對於李永得和徐璐，這卻是他們生平頭一次到達“匪區”。徐璐對本刊記者回憶說，由於受臺灣當局教育的背景，她當時在未出海關前，看到穿制服的公安(武警)嚇一跳，心說“哦，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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