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3日電 據“臺胞之家”消息，我的父親李喬松1896年8月19日，即日本佔據臺灣的第二年，生於臺灣合中縣霧峰鄉。在日據時期，他堅持反日農民運動和反日侵華戰爭宣傳活動。臺灣光復後，他積極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在臺灣“二.二八”武裝鬥爭後，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在臺灣農村進行地下黨的活動。19 4 9年4月被迫撤離臺灣，來到上海。祖國大陸解放後，他參與了上海臺盟的建立，不久，又半路出家當中醫師。1978年當選為臺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員和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l981年4月14日，我父親病逝于上海，享年 85歲。他一生經歷了3個時代，道路坎坷，但一直生活在群眾中，堅持革命方向，積極投身於平凡而又多姿多彩的革命工作中。
富有正義感的農村青年
1908年，我父親12歲時，祖父逝世。從此，他挑起了全家的擔子，當時，雖然家裏有一些土地，但因缺乏勞動力，生活並不富裕。父親就不再上私塾，而到鄉村的中藥店等處當童工、店員，以後又到日本制糖公司當常傭工。由於不滿日本人的壓迫和待遇差別，1921年，父親辭去常傭工，籌資與朋友合股開南貨店、運輸店，並申請開墾荒地三甲多變良田，賺了些錢，生活逐漸穩定下來。
在村裏，父親富有正義感，好打抱不平，敢說話，敢為鄉民爭權益，被鄉民稱為敢與日本人“頂桶”的人，受到鄉民的擁護和信任，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即1922年，父親被鄉民選為“保正”(即保長)，並相繼擔任了有報酬或無報酬的各種公職。如霧峰信用組合理事、鄉協議會員、臺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等，為鄉民做事，他的聲名也逐漸傳播開來。
從事農民運動
蘇聯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東方，祖國大陸“五四”運動蓬勃發展，日本的民主運動和革命活動也都傳到臺灣。受其影響，從1924年開始，臺中的書店裏大量出售馬列和三民主義書籍以及魯迅、胡適、鬱達夫等人的著作。不滿日本殖民統治的父親看到這些書籍如逢甘露，買了不少並進行學習研究。他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開始崇拜馬克思、列寧和孫中山，並在“保正”辦公室中挂了他們的像。
1925年，父親加入了臺灣文化協會，參加新文化運動，聽日本進步律師佈施辰治、麻生久等人及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回臺巡迴演講等等，從中接受教育，了解了社會情況，後來，父親又受到臺灣農民組合運動先鋒戰士趙港的啟發教育和幫助，于1926年加入臺灣農民組合，並被選為新成立的大屯郡(即區)支部支部長。從此，父親把家務交給了我二叔，放棄各種公職，積極投身於農民運動，參加反對日本殖民地退職官員霸佔農民土地，反對日本制糖公司剝削蔗家的鬥爭等等。儘管當時我家的經濟狀況相當困難，但父親除了讓參加農民運動的青年到我家吃住，還資助日本律師來臺辯護的經費。
從參加農民運動到1930年，父親共四次被日本警察逮捕，我家也四次被抄。記得有一天深夜，熟睡的我被破門而人翻箱倒櫃的日本警察驚醒，看到父親被打耳光，還同他們吵著，我很害怕，躲在媽媽身邊哭起來。父親厲聲喊道：“不要哭，不要怕，不怕臭狗(警察)。”
由於資助農民運動花掉了大半家產，再加之與人合股的農場經營失敗，1933年，我家破了產，家產被拍賣。為了挽救這一局面，1935年父親不得不籌借資金來到臺灣南部的潮州，與人合股租地經營農場，但不幸遭遇旱災，顆粒無收，負債纍纍，生活極端困難。這時，日本殖民者來拉攏說：“不要再和日本人作對，就可給你一些官和地。”但被我父親斷然拒絕.後來，他經人介紹到臺中市的大豐肥料廠當推銷員，為維持生計而奔忙。
反戰宣傳活動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中國人民被迫進行艱苦的八年抗戰。日本帝國主義為將臺灣作為侵華戰爭的前沿基地，加強了對臺灣軍事控制。但父親反日思想不滅，仍不屈不撓地進行反戰宣傳。當日本殖民統治者驅使老百姓歡送“出征軍人”(即侵華日軍士兵)時，父親就宣傳這是要去打“祖碏”(即祖國)的，不要去送。”當他們搞慶祝日軍佔領某地遊行時，父親就宣傳：“什麼勝利，是殺中國人的，不要去遊行。”當他們強迫老百姓捐獻金子，捐獻飛機大炮時，父親就宣傳：“不要為他們出力。”當他們驅使臺灣青年去當軍夫(即侵華日軍的民伕)時，父親就宣傳：“咱們是中國人。不要為他們打祖靨賣命。”等等。19 38年父親因此被日本警察抓去審訊，關押了17天才放出。日本高等警課即派特高來我家監視，這使得反戰宣傳活動更加困難，但父親並未因此而嚇到。
1940年由於生活難於維持，我家從家鄉搬到了合中市，父親借錢開了家洗衣店，不久，洗衣店又關了門，家中只靠我當小學教員的薪水和父親的臨時收入勉強糊口。此時，父親與從事農民運動的同志楊逵夫婦取得聯繫，又秘密地開展了反戰活動。1941年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為擴充兵源，要臺灣青年當“志願兵”，父親就宣傳“不要為他們去賣命。”1942年日本殖民統治者推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要臺灣人改成日本姓名等，父親就宣傳：“咱們臺灣人是中國人，不要做對不起中華民族祖先的事”。受父親的熏陶和感染，我堅決不改姓名，也因此被迫辭去了小學教員的工作，只得另謀他職。
1943年日本侵略軍還在宣傳“皇軍輝煌勝利”的時候，父親就對我說：“日本一定會倒，會打敗仗的，你學一點普通話，將來日本人倒了，回祖國做事有用。”在父親的鼓勵下，我向在合中師範學校任教的曹玉波老師學了幾個月的北京話，這對我後來到解放區參加革命打下了語言基礎，。
美機對臺灣的轟炸加強了父親、楊逵夫婦以及謝富等人反戰的決心，他們于1945年組織成立了“焦土會”。我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秘密對青年學生進行反戰宣傳活動。
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
19 4 5年“八·一五” 日本投降，臺灣光復，舉島歡騰。無數父老兄弟姐妹流下了喜悅的淚水。父親立即同楊逵先生商量如何團結群眾開展工作，又與謝雪紅、楊克煌、謝富等入研究決定組織群眾團體“臺灣人民協會”，並於10月5日在合中戲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父親被選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後又在11月成立“臺灣農民協會”中當選為中央委員，積極地為人民協會和農民協會工作。經父親的介紹，我也參加了臺灣人民協會的活動，為協會辦的《臺灣人民報》和楊逵先生創辦的《一陽週報》做油印工作。
同年9月3日，國民黨成立前進指揮所，派人到臺灣。10月25日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在臺北接受日本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正式接管臺灣。不久，國民黨接收官員就暴露了其反動本質。貪官污吏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激起了臺灣人民的極度憤怒與不滿。 《臺灣人民報》就因揭露這些罪惡行徑，而于1946年1月被勒令停刊。
從此，父親就積極地尋找共產黨，四處打聽共產黨有沒有派人到臺灣來。1946年夏天，父親終於在楊逵先生處會見了從解放區來的辜同志，並了解到解放區情況和去解放區的路子，辜同志表示積極幫助。在父親的支援和鼓勵下，同年9月辜同志帶我(同行的還有王萬得夫婦、吳思漢、小吳、大李等)來到上海，住在旅滬臺灣同鄉會，受到會長、地下黨員李偉光和謝雪堂等同志的照顧和幫助。但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大舉進攻解放區，往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斷掉，我們不能進入解放區，李偉光傳達組織指示；要大家回合工作。11月份，我們一行六人又由辜同志帶領回合。回臺時我帶了許多進步書刊，如：《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等著作和《群眾》、《文萃》等雜誌。和父親一起秘密組織青年學生學習，介紹解放區情況和共產黨政策。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專賣局緝私人員毆打香煙攤販，又開槍殺人。以此為導火線，爆發了臺北市民。“二.二八”抗暴鬥爭。消息傳到臺中，3月1日，父親和謝雪紅、楊克煌、謝富等人在臺中戲院召開群眾大會，聲援支援臺北市民的鬥爭。會開到一半，就同憤怒的群眾一起分路包圍縣、市政府，縣長官邸，警察局，並繳了他們的槍支。我也從出差地清水趕因臺中。當晚，謝富帶父親到他家樓上與地下黨派來的王先生會面。王先生要父親把臺中進步人士請來開會，成立武裝鬥爭指揮部，整編武裝隊伍，佔領廣播電臺和郵局。連續三天人民武裝解除了大部分國民黨軍武裝，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但由於“二.二八”武裝鬥爭是各城市自發的戰鬥，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指揮，因此未能把各地鬥爭的成果鞏固下來。3月8日國民黨援軍在基隆登陸，開始大肆屠殺臺灣人民，“二.二八”武裝鬥爭被鎮壓了。“二.二八”失敗後，謝富叫我父親帶小兒子到中部山林避難。我在“二.二八”武裝鬥爭的過程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根據黨的指示照顧七八位參加武裝鬥爭的學生退到山區，等大屠殺結束後，再讓他們各自回家。4月29日，父親接到謝富通知，要他立即趕到臺灣南部左營，與謝雪紅、楊克煌一起撤離臺灣。但由於路途遙遠，時間緊迫，父親未能趕上集合時間一起撤離臺灣。6月份謝富通知要我設法護送父親到上海。7月2日，我們從基隆乘船來到上海的李偉光醫院。過了幾天我一人返回臺灣。12月10日父親在上海被吸收入黨。考慮到父親的安全組織上曾要求他到香港工作，但父親認為臺灣國民黨的清鄉工作已經有所鬆動，而他又在中部的大屯、南投、竹山地區擁有紮實的群眾基礎，可以此做掩護，因此他堅決要求回臺工作。根據組織意見，父親于l2月4日從上海回到臺灣基隆，再由我接回臺北，並於當夜趕回臺中家裏。第二天臺中的地下黨省工委洪先生來具體交代任務，要求父親秘密地在臺中縣南部六個地區搞建黨工作。出於安全考慮，他要我父親不要回臺中家裏，不要出面搞宣傳，只與他直線聯繫。接到任務後，父親立即到農村開展地下工作。他打扮成中醫師住在可靠的農民家裏，深入了解情況，發現對象發展組織，到1948年建黨組織已有了基礎。9月，根據地下黨省委指示，成立了臺中南縣工作委員會並積極開展工作。
這時，在祖國大陸，解放戰爭形勢迅速發展，國民黨為鞏固後方，加緊了對臺灣的控制。1948年lO月，我因工作身份暴露而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我被迫離開臺灣，途經香港來到山東解放區。鋻於國民黨要大搞清鄉五戶連保，並要抓我妹夫陳火城的緊急情況，按組織的決定，父親與我妹夫也于1949年4月15日撤到上海，住在李偉光醫院。這時，上海處於解放前夕，形勢緊張，上海組織安排父親和其他從臺灣來的6名同志於5月9日經吳淞去蘇北解放區，但在吳淞被扣押，經疏通才放回上海。在上海大家分散居住，我父親即作為“病人”在偉光醫院“住院”。1949年5月27日我們終於迎來了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之後
上海解放後，我父親和從臺灣撤到上海的同志20多人，集中在臺灣旅滬同鄉會學習黨的政策和時事。不久大部分同志被送到上海市委黨校學習，父親因年紀大而留下工作。1949年7月31日在黨的領導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召開臺盟華東總支部成立大會，李偉光任主任委員，父親被選為委員，擔任總支部秘書工作，為準備解放臺灣接待來往同志。中共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以臺盟華東總支部名義，開辦了一個招待所，由我父親負責。我父親抱著革命熱情，配合李偉光積極團結上海臺胞並輸送了不少臺灣青年參加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的臺灣幹部訓練團。
1954年上半年，中共華東局、華東軍政委員會撤銷，臺盟華東總支部也改為上海市支部。組織上為發揮父親的特長，8月調他到上海市公費醫療中醫門診所任副所長。父親20年代從事農民運動時，我家多次被日警特高查抄，進步書籍被抄光.於是父親從1930年開始學習中醫書，並請家鄉的林容中醫指點，掌握了一些醫務技術，雖無執照，但也治好了不少親戚朋友。在華東臺盟工作期間，他的醫術得到很多前來就診的朋友的認可。1954年調上海市公費醫療門診所任副所長，後任上海市第五門診部副主任，父親更是認真負責給病人看病，熱情體貼病人的疾苦，對經濟困難的一些病人還給錢買藥等，深受病人的稱讚和尊敬。1958年11月，父親被調到上海第二醫院專事中醫，當時他雖已60齣頭，仍不懈地學習研究各朝代名醫的著作，大膽細心地治療各種疑難疾病，得到病員的信任。肺癌患者彭加木，經父親治療半年後痊癒。消息傳開後，上海和其他各地的許多病人都來信求醫，父親一一認真地回信，能開藥方的就開藥方，不能開的就給予說明。他還被邀請至北京、西安等地為患者看病。1981年，當父親逝世的消息報道後，我家收到不少病人的匯款，要求代送花圈。開追悼會那天，一位特地從四川到上海求醫的病人推著輪椅趕到龍華參加追悼會，在我父親遺體前泣不成聲。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70多歲的父親雖然受到很大衝擊，受到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但他依然堅信真理，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
1978年2月我父親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委員，11月被選為臺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1979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偉大號召，我父親滿懷喜悅盼望祖國早日統一，併為此而努力工作。但他未能看到祖國統一而于1981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
李喬松不僅是我的慈父，更是我走進革命隊伍的引路人和在艱苦歲月裏患難與共的好同志。今天回憶父親的一生，我要學習他熱愛祖國，堅持中華民族的高風亮節；學習他追求真理，不屈不撓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做鬥爭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出生人死為黨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質；學習他為祖國統一大業和臺灣人民的幸福而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的精神。
[ 責任編輯：陽艷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