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所長、資深研究員朱衛東接受記者年終專訪時指出，2013年兩岸關係步入深水區，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良好發展勢頭，呈現三個突破和四個趨勢。
突破一：以“習吳會”為標誌，國共兩黨在認同維護“一中框架”問題上取得了突破。
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這是中共新領導班子上任後，首度透過國共平臺安排的具有“兩岸高層對話性質”的會面，吳此行獲得了馬英九的委託與授權，臺灣方面首次對大陸提出的“一中框架”作出積極回應。吳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此後，馬英九又在紀念汪辜會談20週年茶會上提出“不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臺灣獨立’”的“新三不政策”。
朱衛東認為，臺灣方面的明確態度顯示，國共兩黨在認同維護“一中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已達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表明政治互信進一步增強，從而為兩岸關係一年來的新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提供了關鍵動力。經驗表明，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克服干擾、抵禦風險，越有利於擴大共識、解決問題。吳伯雄的積極表述顯示，“一中框架”的概念正在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引擎和正能量。
突破二：以“張王會”為標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在建立直接溝通聯繫機制、負責人互訪等方面達成共識，取得了突破。
10月6日，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和臺灣方面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王郁琦在“習蕭會”後進行簡短寒暄，雙方同意建立直接聯繫，加強交流溝通，實現互訪。“張王會”寫下了六十年來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度直接會面的歷史新頁，標誌著兩岸在推動政治對話商談進程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朱衛東表示，當今兩岸關係發展的規模與水準、廣度和深度，客觀上需要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建立直接聯繫，進行更高層次、更有效率的協作。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建立常態化的溝通聯繫機制，符合“一中原則”的精神和“一中框架”的範疇，也順應兩岸關係發展的需要。它與兩會制度化協商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從長遠看，在“一中框架”下，建立和完善兩岸事務中實務部門公權力的合作機制是兩岸關係制度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突破三：以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為標誌，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在搭建平臺、建立機制方面取得了突破。
朱衛東指出，隨著兩岸關係步入深水區，各界對破解兩岸政治難題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更加一致，既然這些疑難雜症起著消極阻礙作用，不能回避也難以擱置，那麼不妨通過民間政治對話的方式先行一步，這是破解難題行之有效的路徑。
2013年，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頻率和力度明顯增大，雙方的專家學者以及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機構頻繁召開多種形式的公開和閉門研討會，10月11日在上海舉辦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則取得了新突破。與過去不同，此次論壇是第一次由紅藍綠背景的單位機構共同主辦而不是個人名義參加，論壇集中討論兩岸政治關係、兩岸涉外事務、兩岸安全互信、兩岸和平框架四個固定議題，並進行機制化運作，形成紀要，邀請兩岸學者組成課題小組共同研究，還將在兩岸輪流舉辦，從而為新形勢下開展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搭建了一個重要的平臺，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朱衛東表示，這三個突破是2013年兩岸政治關係發展最大的亮點，也為2014年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此外，2013年兩岸關係發展還呈現四個值得重視的趨勢。
一是大陸因素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強化。十八屆三中全會等大陸自身的改革發展和對臺新舉措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向前邁進的強大動力。而島內因素，由於馬英九當局深陷執政困境，加之民進黨的阻撓和民眾的疑慮，臺灣方面在推動兩岸關係上意願不強、動力不足，積極主動的作為不多，畏首畏尾，瞻前顧後。
二是兩岸關係發展與外部因素的互動較以往更為複雜深刻。“習奧會”達成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共識和美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美日在東海、南海問題上聯手抗中，以及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區域一體化進程加速等外部因素的複雜變化，與大陸的對臺政策和臺灣的的兩岸政策相互作用，直接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必須要以更寬廣的視野去把握兩岸關係發展。
三是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面臨的調整壓力越來越大，“臺獨”日趨沒落。2013年民進黨出於各種壓力和考慮被迫擺出了欲調整兩岸政策的姿態，但由於該黨的“臺獨”本性和蘇貞昌、蔡英文的權謀算計，以及“臺獨”基本教義派的綁架，民進黨原本期望露一手，但最終還是露了馬腳。在實際作為上，民進黨從反服務貿易協議、倡議建立所謂“民主聯盟”對抗大陸，到聯合美日抨擊大陸在東海劃定防空識別區，都進一步坐實了該黨仍然在奉行“逢中必反”的路線，這種言行不一的做法更加劇了外界對民進黨的不信任感。民進黨幻想找到一種“民眾可接受又與國民黨能區隔、大陸能忍受、國際能放心”的政策，在實際運作中根本不存在。民進黨的困境顯示，“臺獨”路線已越來越難以為繼，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四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內驅力日益增強。過去5年兩岸關係歷史性轉折所帶來的巨大的“和平紅利”和“經濟紅利”，使得兩岸關係發展產生了強大的內驅力和慣性，贊同兩岸和平發展、合作雙贏的民意正日益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根本的推動力量。
對於多方熱議的“習馬會”，朱衛東表示，理論上講，兩岸領導人見面互訪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和巨大的推動作用，它本身既是兩岸政治互信和兩岸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成果標誌，也是新的發展起點。
至於2014年“習馬會”有無可能實現，朱衛東認為，可從客觀和主觀兩個角度去觀察：
客觀上：一些諸如身份名義、會面議題和會晤成果等難題需要解決，特別是身份問題。身份頭銜稱謂本身就折射出兩岸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只有雙方政治互信達到一定高度時才容易解決。而馬英九此前多次強調要以特定的身份會面，這種在實際上會造成“兩個中國”形象的做法當然不可能實現。一旦能夠解決好身份名義問題，其他諸如地點、時機、內容和成果等都屬於相對容易解決的技術性問題。
主觀上：還有馬英九的意願和意志問題。馬是國民黨主席，“習馬會”可以國共兩黨領導人的身份會面，但是臺灣方面顧慮太多。首先馬在追求個人歷史定位方面，是否有意願在餘下2年多的時間裏，通過實現“習馬會”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青史留名？其次馬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意志排除干擾，順應趨勢，通過“習馬會”發展兩岸關係為國民黨繼續執政創造條件？
這些主客觀的制約因素與困難都需要逐步克服。朱衛東強調，要創造“習馬會”的條件，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更需要智慧。只要互信夠、意願強，總能找到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哲學家盧卡奇說過，“歷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奇特結合”。他個人非常期待“習馬會”的場景能夠早日到來。
展望2014年，朱衛東指出，儘管兩岸關係發展進程會受到馬英九當局執政狀況不佳、民進黨牽制干擾，特別是“七合一選舉”的影響，但是總體看，兩岸關係仍然會在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中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勢頭。國共兩黨高層平臺機制會繼續發揮指南針的作用；國臺辦和臺灣方面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互訪將得以實現，兩岸事務主管部門的常態化溝通聯繫機制會穩步有序地推進；兩會商談將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爭端解決機制和貨物貿易協議商談方面取得進展；兩岸互設辦事處有望實現；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也將繼續拓展；兩岸在加快落實服務貿易協議、推進兩岸產業合作，乃至啟動商簽兩岸文教協議方面會有所進展，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也會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記者 路梅)
[ 責任編輯：張曉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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