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25日文章，原題《極端民粹 翻轉大陸對臺印象》，作者為大陸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全文摘編如下：
自從“民主化”以來，臺灣幾乎所有經濟建設重大專案、對外經貿重大談判都會遭遇非理性政潮困擾，而且幾乎每次都是無知壓倒科學，政治鬥爭壓倒經濟建設，非理性群體行為綁架決策。不少項目到頭來還是不得不開工，但是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最佳地點、最佳條件，也往往因此埋下投產運作後事故不斷的隱患，又因此進一步成為所謂抗爭扯皮的口實。這一切暴露了臺灣政治權力鬥爭已經全面失控，嚴重敗壞了臺灣的商業環境，暴露了臺灣在極端經濟民粹主義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無法自主改弦易轍。
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經濟政策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取決於官方對經濟原理的理解，而是受制于公眾的態度。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對於富有雄心的政治家而言，即使明知頗有神秘本質而近乎盧梭所謂“共同意志”的“公眾輿論”不可行，與之明確對抗也是政治上不正確的行為，政治上正確的辦法應當是隨聲附和，等待時機調整立場。
正如凱恩斯《輿論的轉變》一文所描述的那樣：近代政治家們的執政手法就是隨聲附和，民眾要求什麼，他們也跟著主張什麼，所實行的政策也是同民眾所講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們相信，依據愚蠢言論而實施的愚蠢行為不久就會自行暴露，到那時，他們就有機會丟掉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較明智的政策。
由於公眾中任何人都無須為“公眾輿論”承擔個人責任，“公眾輿論”本質就是易變和健忘的，這一策略成功的機率因而相當可觀。不必費力尋找其他國家和時代的案例，只要回想一下陳水扁等人的言行何其善變，何其“永遠正確”卻沒有一以貫之的立場和邏輯，就可以充分認識到這一特點。如果能夠操縱、製造公眾輿論，一時的政治收益就更大了。然而，由於這種“成功”帶來的易反易覆政策環境，由此而加大的企業經營和科技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這一切真的有利於公眾嗎？
服貿之爭已經成功地再次撕裂臺灣社會，即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為此爭吵生分也不鮮見，動輒示威、干擾施政的社會風氣進一步鞏固，其他國家和地區與臺灣的經貿協定談判全部停止。面對這種局面，不管是臺商還是陸資、外資，都不會高估臺灣市場前景，需要多考慮在臺灣之外重新佈局。近年來，臺灣在大陸民眾眼裏的形象總體上趨向下滑，開放赴臺旅遊加速揭掉了大陸民眾看待臺灣時眼前的玫瑰色輕紗，這場風波進一步鞏固了大陸民眾將臺灣視為反面典型的趨勢。
大陸對這場風波不宜過度反應，也不宜過度遷就臺灣當局和非理性民眾，但要繼續努力為臺資和臺灣人才在大陸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並不斷改善，要為臺資和臺灣人才改換身份尋求發展空間提供合理的便利。同時，福建省發展對臺經貿雖然有著先天的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也需要繼續在這方面下功夫，但需要充分考慮臺島內部的政治性風險，不宜將本省經濟發展過多地押注在對臺經貿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