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吳念真在講座現場。當日，以“這些故事 那些大師”為主題的講座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臺灣文化大師吳念真、金像獎最佳編劇徐皓峰、編劇史航進行了精彩的對談講座。新華社記者肖瀟 攝
被稱為“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的吳念真，在回答每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會用故事來回答。
在兩個小時的活動和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講了40多個故事。他不喜歡直接用一兩句話回答別人的問題，而是喜歡用故事裏的道理讓聽者慢慢體會。
他有三重身份，編劇、導演、演員。這三個身份都圍繞故事展開。他是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五次榮獲臺灣金馬獎最佳編劇，主演了由著名導演楊德昌執導的電影《一一》，並自己導演了親情電影《多桑》。他身後跟著長長的榮譽單。2015年1月，他執導的舞臺劇《臺北上午零時》即將來到北京首演。
“這一二十年來特別大的一個好處是，因為所有人知道我的行業是什麼，又覺得我這人沒有什麼攻擊性，小小的，所以他們很願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我走到哪都是，‘吳導，我講個故事給你聽，長長的……’”吳念真說。
他穿著一件柔軟的深色毛衣，露出襯衣衣領。眼鏡後面，是一雙始終在和故事打交道的眼睛。
生命經驗的交換
在吳念真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吳念真相信，“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不夠，但是很多人匯集之後，生命一下子擴展了。”他常常用“生命經驗的交換”來描述講故事這件事。
“他們很願意共用，你就安靜聽嘛。”吳念真很願意收集故事。在他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從小體弱多病的吳念真，運動方面沒有辦法贏人家，所以就很會唸書，成績很好，但他很小的時候就不喜歡跟小孩子講話，而是覺得“大人的故事太豐富了”。
他的父親是礦工，小小的吳念真很喜歡跟工人們聊天，來自臺灣各地的礦工為他打開另一個書本之外的世界。
“我6歲時是在聽這個。再看那時候的課本都是什麼郊遊，好無聊幼稚啊。”所以，他每次升了新的年級，新老師都會問他的作文是從哪抄的。
到了初中畢業，他就跟爸爸媽媽說不想唸書了，因為“不想看到他們到處借學費”。16歲的吳念真一個人到臺北工作，“那時候社會給了我很多很棒的東西”。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故事裏學習，“人跟人接觸的過程，你才會體會到另外一個生命經驗的溫度”。他說，自己更想當一個“轉述者”，而非“創作者”。
他用“意外”來形容自己一路走來，成為編劇、演員和導演。
吳念真在臺北工作到18歲開始念“夜間部”，之後當了三年兵，然後考了大學，讀會計係。讀書時開始在報紙雜誌上寫東西。
“就有人說，我寫的小說很像劇本，因為通常只寫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要講什麼話，沒有作者跑出來講很多屁話:‘生命就是一種無窮盡的累積過程……’”吳念真回憶道。
於是他的朋友就問他要不要當編劇。“寫寫就寫得還不錯，然後就這樣當了編劇。當了之後，就待在那個地方了，然後待待待待待……”他笑道。
後來，他寫了關於爸爸的故事，寫完之後拿給侯孝賢看，侯孝賢說“自己的爸爸自己導”，於是他成了《多桑》的導演。
成為演員，是因為楊德昌拿著寫了“NJ(念真)”的劇本給他改，“那個人的角色我一看，是蠻有意思的，因為跟我的年齡也差不多，整個心境也差不多”。
改著改著就更像他，於是楊德昌就讓他演，還對他說:“你不覺得我寫的這個性格是跟你一樣嗎?就是很壓抑，做什麼就要做好，看起來很老實的樣子，然後很多哀怨不敢說。”後來，他接了這部電影。
吳念真還曾拍攝一個電視節目，叫做“臺灣念真情”，重播十餘年，節目被整理成書，也在大陸出版，書中的種種人間邂逅也成為他電影和小說的現實來源。
他在11月底與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對談中說，作為一個創作者，最需要的是，“幾個人坐下來相互衝撞，把自己的整個生命經驗做一個最誠實的交換”。
吳念真在交換生命的時候，會很容易進入到故事裏。他在禮堂裏講述了自己弟弟去世後的一件事。他說，給弟弟辦葬禮的時候，根據習俗，要用兩個硬幣招魂，扔下去，一個朝上，一個朝下，就表示弟弟的魂魄同意回來。可不論他怎麼嘗試，都不能成功。
在一旁的道士教他，說你跪下來求他，請他回來。吳念真開始大罵:“我為什麼要跪下來，我沒有跪下來的理由。你是我弟弟哎，是你要幫我辦喪事才對，我還要幫你辦喪事，我現在還要跟你跪下來求你回來!你不要回來了!”
禮堂裏非常寂靜，他的聲音是唯一的，並哽咽顫抖起來。
有人問他是否會將弟弟的故事拍成電影，像《多桑》一樣。吳念真說:“每個人的生命過程裏面都有很多不堪，都有很多痛，那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可以拍電影嘛。”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起來了，但為什麼都含著淚呢。”在場的另一位嘉賓，編劇、影評人史航，用吳念真的這句日式俳句來形容吳念真。
點穴
曾經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裏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吳念真找到了創作者的意義
史航說，每次吳念真的一點點細節都是像“點穴”一樣。“你如果讀到那裏，就會被點住穴道。過了幾年你再讀，你想躲閃一下，還是那個地方被點中穴道。”
他的書，他的電影，都是這樣。
當記者問到，點穴是技巧還是直覺的時候，吳念真說，是因為他找到了一種“描述的方式”。
他的描述方式始自小時候念報紙給鄰居聽的經歷。因為報紙文字與講話的語言相差很大，他就會先讀懂文章，再用講故事的方式講給鄰居聽。
吳念真批評現在的電影人，“又要商業，又要帶一些藝術的使命，好可怕哦”，而編劇的最先的動機已經看不到了。
“你為什麼不用最初的那種感覺去拍?最初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用電影展現可以讓更多人享受到我希望的情感。”他說。
他很珍惜和侯孝賢的整個工作過程，“就是那麼純真的一個概念而已”。
在講到他為侯孝賢編劇的電影《悲情城市》的時候，吳念真說，之所以要做這樣一部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電影是可以講的，那什麼事情都可以出來講”。
吳念真的一位朋友曾打電話對他說:“念真，謝謝你，我以前很看不起你製作的那種電影，但我媽媽昨天去看了《悲情城市》，看完之後昨天晚上給我們講了一大堆故事，我才知道，我們曾經有一個舅舅死掉了，就在‘二二八’過程中被槍斃，因為是家族最大的禁忌，所以不能講。”
這位媽媽看過《悲情城市》後覺得終於可以講了，所以，“哭了一個晚上啊，描述那個舅舅的故事給他們聽”。
吳念真覺得，曾經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裏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他找到了創作者的意義。
這部拍攝于1989年的影片斬獲了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西阿克特別獎和第2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我覺得人生裏面最珍惜的，還是你曾經遇過的人，跟那些事情留給你的感動吧。”吳念真說。
講給每一個人的故事
吳念真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是相通的
當吳念真做過很多電影之後，也開始“偏愛舞臺劇”。
“話劇讓你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己跟觀眾是那麼的接近。”他瞇起眼睛，“你甚至可以從他們的那種輕微的聲音中，去感受他們有沒有進入故事的狀態。”
他認為，這對演員來說是一種最大的挑戰，對他自己來說也非常辛苦，但是“它反過來讓你有一種過癮”，那就是“享受到那種人跟人之間最大的那種溝通的快樂”。
他做電影，就是希望通過電影去獲得最大的共鳴，而舞臺劇給他的感受是同樣的。
此外，舞臺劇對寫作有“一種極大的限制”，要在僅有的場景裏完成更多東西。吳念真引用侯孝賢的一句話:“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
臺灣的舞臺劇曾一度走向看不懂的階段，吳念真形容，“越看越彆扭，但是看完之後還要鼓掌，那個掌聲都很迷惑”。他就想，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把觀眾做大。
“讓戲劇的過程不是那麼陽春白雪，要從大家可以理解的做起。”吳念真的理念，是“講故事給每一個人聽”。
他希望，有一天，話劇可以有七十幾歲、六十幾歲、五十幾歲和十幾歲的觀眾一起看，大家都看得很感動。
1983年，他看到賴聲川帶學生演出的一個舞臺劇。劇中人物講述了一個很生活的故事。“我在那邊看，邊哭出來。就覺得，對啊，可以這樣子啊，變成一種生活的一部分。”吳念真說。
後來，在劇團的要求下，他開始創作舞臺劇《人間條件系列》，在舞臺上講生活中的話，人們天天都會聽到的對話和看到的場景。“就這樣弄弄弄，弄到今年，現在還在演，是這個整個系列的第六集”。
這次，他選擇把人間系列的第三部帶到大陸。這部戲講述三個年輕人在城市工作中的愛情和情誼，因為這樣的故事“大家都懂”。
他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是相通的。他還希望找到兩岸觀眾都能有共鳴的故事，甚至他還為這個系列的第七部找到了主題:臺商。
對於這樣一個群體來說，“只可惜異鄉變故鄉，故鄉變異鄉”。吳念真說，他認識很多臺商，收集了很多故事。“我記得常常會出現那種奇怪的詞。臺商回到臺灣就會喊:‘師傅!’那個司機就回頭，‘你大陸回來的?’”講完吳念真就大笑。
在他的故事裏，有眼淚，也有歡笑，他說自己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相信“未來不會比現在差”，但前提是“要很用力”。
他也發現自己體內的“黑色幽默”，認為“人生其實最奇妙的東西是這個”。
“就像我朋友說的，他用五年的時間追求一個女的，結婚兩年開始每天越來越恨她，然後第五年的時候離婚。我說這個追求的時間跟捨棄的時間差不多，而且中間慘遭蹂躪對不對?”他笑道。
“其實人生也是一樣啊，不是這樣子嗎，就是哭哭笑笑中間這樣過的。人生就是有悲有喜嘛。”他說。（記者姬少亭、韓淼）
[ 責任編輯：王怡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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