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6月29日電（記者 查文曄 章利新）“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裏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閩南語意指個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
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臺灣大學醫學院黨支部負責人、年僅27歲的葉盛吉在監獄中寫給剛滿月的兒子葉光毅的信。這一天，距離葉盛吉被槍殺只有17天。這封信當時並未寄出，而是由葉盛吉在走上刑場那天用領帶綁在腰上，留給了收殮遺體的家人。
67年過去，當年襁褓之中的嬰兒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儘管歷史的風煙幾番吹過，但父親葉盛吉的形象不僅從未在葉光毅心頭磨損黯淡，反而歷久彌新。父親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又是為了何種信仰而死？為了尋找、還原父親的生平，葉光毅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說，自己永遠為父親自豪。
作為被殖民者的臺灣少年
1923年10月，葉盛吉出生於臺北。由於母親早逝，他幼年時即過繼給叔父，後定居於祖輩世代居住的臺南縣新營鎮。由於繼父在當地制糖公司工作，葉盛吉從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環境中長大。1936年，葉盛吉考入負有盛名的臺南一中，同批考入的臺灣學生只有4人。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學校，葉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語，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矛盾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葉盛吉。繼父總是諄諄告誡他，要知道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說話。葉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種種侮辱。“日本人嘲笑臺灣人愛吃腥膻的豬肉，洗臉時來回在臉上抹……貪財如命，特別小氣，仿佛說這些就是臺灣人共有的性格。這種話也不知聽過多少遍，為之悲憤填膺，不知凡幾。”多年後，他在日記中還會為遭受的侮辱氣憤不已。
儘管內心苦悶，葉盛吉仍舊選擇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甚至幻想著，只要沿著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為日本人，就能與他們成為同一個民族。1941年，他遞交了更改姓名申請，將名字改為“葉山達雄”。
“一方面受著壓迫，明白日本人並不把臺灣人視作同類；一方面又想通過同化的道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反映出我父親那一代臺灣青年的內心矛盾和認同掙扎，這是十分真實的心路歷程，不必諱言。”葉光毅說，正因為勇於袒露、解剖自己，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和手記，才會擁有感人的力量，成為研究者、讀者珍視的歷史見證。
1941年，葉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但由於臺灣學生在本地升讀高中受到極不公平的比例限制，葉盛吉只得赴日報考高中。1943年春，他考上了仙臺二高理科乙類。這裡的畢業生大多能升入帝國大學醫學系。在殖民地臺灣，仕途之門是不向臺灣人開放的。在葉盛吉腦海中，如果能當上醫生，開業後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過自己的一生。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1944年，日本社會已經從珍珠港事件時的狂熱轉為對戰爭的懷疑和失望，現實讓葉盛吉醒悟過來，漸漸識破右翼分子的虛偽面目。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
當年8月，葉盛吉和同學們被派到日本宮城縣的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在工廠，身為學生會幹部的葉盛吉一反常態，消極怠工起來。他已經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八纮一宇”，不過是為達到侵略目的而編造的謊言罷了。
這一時期，葉盛吉開始向臺灣同學楊威理學習中文。儘管兩人的發音都不太標準，但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他們非常興奮，這是重新尋回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開始。
兩人還根據雜誌上登載的曲譜學唱中國國歌，葉盛吉也開始閱讀《孫文傳》、林語堂的小說等各種書籍。學了半年，葉盛吉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用中文書寫的句子，他還準備閱讀《紅樓夢》。
1944年，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轟炸機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彈。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裏，葉盛吉和楊威理談論起這個消息，彼此都興奮不已。他們認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為此舉杯慶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葉盛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還進而想到臺灣同胞苦鬥50年的歷史，感慨萬端。榮枯盛衰，世間之常。誠此之謂乎！”
投向“紅色祖國”
1946年4月，葉盛吉在時隔五年之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臺灣。他也從東京帝國大學轉學到臺灣大學醫學院就讀。
光復時，臺灣同胞為復歸祖國感到由衷的喜悅。但光復後國民黨軍隊的軍紀敗壞，官僚貪污腐敗，工廠停工，社會無序，物價飆漲。為了維持生計，葉盛吉不得不到他校兼課，甚至和同學上街擺攤賣襯衣。生活的困頓，時局的惡化，促使他們思考、批判臺灣的現實。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葉盛吉的心靈，堅定了他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決心。
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以及城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得到越來越多臺灣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對“白色祖國”深深失望的他們，開始主動擁抱“紅色祖國”，迎接臺灣解放的到來。
當年9月，葉盛吉與胡秀山等5個醫學院的學生，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這是葉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在三個星期的旅行中，葉盛吉看到了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難以估量的力量，他大為震動。“中國社會的深層，正洶湧著一股我們無法一時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內地歸來》中寫道，中國人民確實是充滿了活力的，強大的人民。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並且轉向外散發之時，便是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之日。
去大陸前後，葉盛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二·二八”事件後，中共臺灣省工委的黨員人數擴大到900多人。不久，葉盛吉成為臺大醫學院支部的負責人。他通過臺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放電影、讀書會、出版刊物等公開活動，開展對學生的工作。
1949年3月，葉盛吉與中學同學的妹妹郭淑姿訂婚。葉光毅回憶：“其實看我爸爸的日記，當時局勢逐漸緊張，他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時刻有生命危險。他對結婚曾很猶豫，因為這可能連累一個女人的一生。他當時對媽媽說，你雖然嫁了一個醫生，但是婚後不要立刻辭掉銀行的工作。這句話的意思，我媽媽後來才明白。”
堅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軍警開始在島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5月29日下午，葉盛吉在屏東被捕，後被解到臺北關押。
葉盛吉案只在9月3日開了一次庭，他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臺灣進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殺害，判處徒刑的有八千到一萬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個男孩。4日，妻妹到監獄送來了紅鴨蛋。葉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兒子。收到嬰兒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死亡線上逡巡的人。祖父給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進”。
“父親死時我剛出生，他也沒來得及親眼看看我，這是他畢生的遺憾。他對生也很留戀，但他絕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後代，可以少些牽掛，但同案的其他青年還未成家，所以他在審訊時都把罪名攬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葉光毅說。
11月29日，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初冬清晨，在馬場町河灘旁，隨著一陣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葉盛吉和他的戰友們倒臥在血泊之中。
讓歷史告訴未來
父親離世後，葉光毅遵照遺囑，潛心向學，後成為臺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係教授，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尋找父親的歷史。葉盛吉留下了用日文書寫的大量日記與筆記，為了讀懂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學的葉光毅于1975年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
幾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進行了300多人次的訪談。在葉光毅心中，父親是臺灣的好子弟，中華的好兒女，是以臺灣為舞臺的中國近代史中當之無愧的“時代風雲兒”。他在從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不計成敗，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中華民族邁入新的時代毅然獻出生命。
葉光毅認為，父親作為日據時代的臺灣青年，其中華民族意識一開始是膚淺的、自發的，後來通過思考逐漸自覺，這過程是掙扎而曲折的。這不僅是某一個人的生命故事，背後還有一個民族積弱、落後、被欺淩的不幸，且悲劇至今仍存在於臺灣，余波盪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臺灣長期被湮滅，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臺獨’勢力興起後又將這段歷史扭曲，將一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涂上或濃或淡的‘臺獨’色彩，這都是對歷史的惡意扭曲，對當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傷害。”葉光毅說，某些勢力如果要推所謂“轉型正義”，就應好好直面這段紅色歷史，而不是踏在先烈們的遺體上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舉行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會上，葉光毅作為代表上臺發言。為此，他穿上了父親當年在仙臺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線帽，繫上了繡有校徽的領帶。
“當時我還脫稿講了一句話：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葉光毅說，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既是懷念過去，更是面向未來。
[責任編輯：張曉靜]
京ICP證130248號京公網安備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