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中華文化有容乃大
熟悉兩岸文化圈的人，必定聽說過蔣勳。仿佛一夜之間，他講美學和文學藝術的書風靡兩岸，也成為文藝青年和專業人士口中的話題人物。2014年起，蔣勳在臺灣臺東縣池上鄉率先駐村創作並擔任藝術村總顧問，熱度堪為“池上第一紅人”。
生於西安，成長于臺灣，為人親切和善，嗓音軟糯溫暖。寫詩作文、畫畫習字、授課主持，蔣勳有著多重身份。古稀之年，他依舊活力十足，甚至想嘗試高空彈跳。有學生幫忙刻了“從心所欲”的印章，“下面不逾矩那三個字我不要”，他說。
城鄉應有更多對話
記者：聽池上的農友說，您的畫作提升了他們的日常，也啟發了他們的審美自覺。您認為藝術家駐村以來，池上在精神文化層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蔣勳：我不覺得藝術有這麼大的感染力，其實我大部分時間是在跟他們學。他們有一種雙腳踏踏實實在土地裏面的實在，還有面對事情的擔當和謙卑。而知識分子在農民面前，其實有一種自己不知道的傲慢。回到對於季節的歌頌，土地的歌頌，最後也只是讓他們知道，原來我們這麼有福氣，住在這麼好的地方。藝術能夠做的大概就是點到為止，讓他們知道生活週遭的環境，原來這麼美。
記者：徐志摩說過“我的眼睛是康橋教我睜的”，池上農友葉雲忠也說“是雲門幫我們張開眼睛”。對池上人來說，您和林懷民老師的加持，讓他們對池上有了詩意和美的再認識。
蔣勳：其實池上人有很踏實的生活。他們能夠為四神湯熬一個晚上的大骨，按照不同的時間加入蓮子、薏仁、芡實、淮山。他們跟我講，每一種東西，因為煮爛的時間不一樣，所以在加的時候要有次序。那就是一種美。
臺灣鄉村的人很羨慕都市的人，可是又害怕都市的人。他們為什麼要花那麼貴的價錢去聽一場柏林愛樂？他搞不懂為什麼藝術這麼貴。我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城市裏的人能跟鄉村裏的人有更多的對話。
記者：您覺得在文化推廣方面，臺灣的情況怎麼樣？
蔣勳：我常常問臺灣一年有多少人進臺北故宮博物院，進臺灣兩廳院（戲劇院和音樂廳）。我覺得他們給的數字不全面。我說你可不可以調查2300萬台灣人，有多少人一輩子沒有進過臺北故宮或兩廳院。因為他想都不敢想，他的經濟條件可能讓他覺得，根本就不能買那個票進去。
所以我們儘量努力地做，想辦法讓所有人都有機會進來。我很高興見到池上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在臺灣很多的領域，我們都希望能夠推展，消除文化上的階級和隔閡。
兩岸文化交流愈益頻繁
記者：您長期推廣美學跟文化藝術，也經常往來兩岸，在您看來，兩岸的文化氛圍是否有所不同，有沒有什麼比較顯著的特點？
蔣勳：其實越來越接近。從1949年以後，兩岸曾經長達40年幾乎沒有接觸和來往，所以難免有些疏離和隔閡，可是近些年來往頻繁了，所以越來越接近。
雲門兩個劇團正在大陸幾個城市演出《十三聲》，在現場你會發現，年輕觀眾跟鄭宗龍在演出後的對談，一點隔閡都沒有。我原來有點擔心《十三聲》有關臺灣廟口文化，大陸人對此可能不了解，還特別去錄了音頻節目，做了很多介紹。後來我發現根本沒有問題，彼此的隔閡真的越來越少。
記者：不少臺灣藝文界人士聲稱，臺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就那麼一路傳承下來。您怎麼看？
蔣勳：我不敢這樣說。中華文化是非常大的題目，我們所認為的中華文化，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去陜北看秧歌，去貴州看儺戲，這次也贊助山東濰坊農村戲劇節發起人牟昌非來臺灣。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有非常大的包容力。臺灣的確保留了一部分，但大陸有些東西又是臺灣沒有的。對待文化，心胸越寬大越好，不要去製造很多的隔閡和排斥，特別不要有任何的對立。
生活教會我很多東西
記者：從這裡延伸出一個老問題，有些人會覺得，現在臺灣民眾素質比較高，是因為受中國傳統文化滋養。還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受現代西方文明的影響，有了規則意識和社會默契。您覺得呢？
蔣勳：我在成長過程裏，當然很感謝因為儒家傳統在民間的影響，父慈子孝，朋友和諧在臺灣表現得蠻明顯。可我不覺得它全是正面的，比如許多對立跟衝突，它不太敢面對。還有它缺少個人自覺的秩序，因此會不會也造成臺灣現在強調民主的時候，反而亂成一團。
這幾年大陸年輕人充滿活力，臺灣因為經濟不好，年輕人有一點意志低沉，有很多人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留下來的覺得沒有路可走。這個現象我們也要面對，不要因為人在臺灣，就把它掩蓋起來，故意說它好，應該讓它真實自然地表達出來。
記者：您的作品經常論及生死和眾生，有非常多宏大和終極的觀照，涉及“大哉問”。那您現在到了70歲，是不是對生命有了更深沉的體悟？
蔣勳：不曉得。生命永遠是個兩難，你有很高的嚮往，可是你也知道作為人，人性裏所有的糾纏，也都很難擺脫。池上教我很多東西，他們的族群很複雜，有卑南人，後來又有外面移進來的客家人、閩南人。到上世紀70年代，跟著國民黨來的那些士兵解甲歸田，又有很多大陸各省的老兵來到池上。他們就經歷了族群上從不了解、摩擦到最後彼此包容的過程。（記者 張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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