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7%、7.3%、6.9%、6.7%……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增速。這條略微下行的曲線，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速圖中似乎不大“合拍”。
中國經濟還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長？中國能否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以新的有力作為標注著中國經濟新方位。
我們從哪來，我們到哪去？圍繞中國經濟新方位這個宏大而重要的主題，人民日報刊發長篇述評，對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個關鍵詞展開權威闡述。以下是這篇文章的純幹貨版，想要了解中國經濟發展動向，不妨一起來看。
關於新常態
新常態帶來新變化
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動能轉向新的增長動能。
新常態下要有新認識
1.為什麼會有速度變化？
因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因為，總量和基數變大後“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還因為，資源環境“受不了”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
2.為什麼會有結構優化？
隨著資本、土地等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較少的服務業脫穎而出，產業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要素價格上漲、儲蓄率下降，出口和投資增速放緩，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需求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城鎮化提速、產業轉移，城鄉區域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力資源稀缺性凸顯，收入分配結構也將不斷優化。
3.為什麼會有動力轉換？
過去，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成為驅動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快速運轉的重要動力，今天，這些要素價格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倒逼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關於新發展理念
新方位，“怎麼想”？腦中要有新理念。“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為經濟新方位標定了前行航向。
幹部如何踐行新理念
“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新狀態，要有擔當。
“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徵，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狀態，要有定力。
“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新狀態，還要會作為。
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方位，“怎麼幹”？腳下要有新實踐。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國經濟，為何在關注“需求側”的同時更多將目光對準“供給側”？
從速度維度看
新常態下速度換擋的背後，本質上是結構調整。靠熬是熬不過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側政策空間越來越小，擠出效應卻越來越大。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從長期入手，立足於結構調整，把政策重心轉向供給側。
從結構維度看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卻要大量進口關鍵裝備、高端產品；一方面消費者對品質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越來越大，一方面卻是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導致境外購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
從動力維度看
新常態要求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由於一個個市場主體的集合構成供給側，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創新主體的動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從“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附人民日報原文：
中國經濟新方位
一切都在變，只有變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駛向民族復興彼岸的海面上，中國經濟航船的經緯度也在不斷變化。
這個創造了二戰後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記錄的經濟體，正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
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挺立潮頭、高瞻遠矚，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以新的有力作為標注著中國經濟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態
新方位，“怎麼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7.7%、7.7%、7.3%、6.9%、6.7%……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增速。這條略微下行的曲線，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速圖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只有3次連續2—3年低於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 是1998—1999年，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擾，過後都回到了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這第四次，究竟是短暫探底還是長期換擋？經濟增速能不能 “回得去”？降速會不會演變為失速？
面對種種質疑憂慮，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冷靜觀察，縝密思考，對中國經濟形勢作出新的重大戰略判斷——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公開提出“新常態”的概念。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做出系統闡述。
新常態，新變化。
新常態帶來新速度、新方式、新結構、新動力：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 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動能轉向新的增長動能。一句話，中國經濟系統內部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
新常態，新坐標。
站在歷史的臺階上眺望，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新常態是新時期不同發展階段更替變化的結果，也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單元”。
我國古代以農業立國，農耕文明一直領先世界。及至近代，錯失工業革命寶貴機遇，在時代潮流中長期掉隊。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1位躍升至第2位。
就這樣，中國經濟在奮力追趕中進入了新常態。我們的身後，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是無數志士仁人的吶喊和探索；我們的前方，是“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就是新常態在我國發展長過程中的歷史坐標！正如一家外媒所說：“與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西方國家經歷失業型復 蘇的所謂新常態不同，中國的決策者用這個詞定義朝著實現該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關鍵發展階段。”
新常態，新認識。
這是一個必然階段——新常態的到來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為什麼會有速度變化？
因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按照經濟學原理，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 入看，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 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儲蓄率下降，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增長將放緩；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時也難以大幅提高。
因為，總量和基數變大後“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後，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不可能維持“永動機”式的長期高速增長。
還因為，資源環境“受不了”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
為什麼會有結構優化？
隨著資本、土地等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較少的服務業脫穎而出，產業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要素價格上漲、儲蓄率下降，出口和 投資增速放緩，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需求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城鎮化提速、產業轉移，城鄉區域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力資源稀缺性凸 顯，收入分配結構也將不斷優化。
為什麼會有動力轉換？
過去，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成為驅動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快速運轉的重要動力，今天，這些要素價格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倒逼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中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從簡單模倣轉向自主創新。
這是一個必經階段——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其間壓力與希望共生，挑戰與機遇並存。
這一段航程，或許有亂雲飛渡的風險。
新常態下，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原來在高速增長期被掩蓋的風險開始暴露，“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道繞不過去的考題。而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13個國家中人口超過2500萬人的只有3個。
這一段航程，更要有中流擊水的自信。
新常態下，儘管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聚焦當下，儘管企業經營分化加劇，但過剩產能出清加快，新興業態興起，市場活力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儘管就業仍有結構性壓力，但總體依然穩定；儘管部分地區和領域財政金融風險累積，但不會發生全局性系統性風險；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猶存，但全球經濟正在緩慢復蘇。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運作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經過調整後，中國經濟將進入品質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續的新的發展階段。一家財 經媒體對權威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對於今年三季度的中國經濟，54%的經濟學家認為已經達到L型“豎杠”末端，38%認為已經進入“橫杠”，只有8%認為 尚未到達“豎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麼想”？腦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動先導，理念如同大腦，指揮著腳往哪兒邁、勁往哪兒使。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從堅持科學發展、全面 協調可持續發展，到堅持“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國發展的進程也正是思路升級、理念更新的過程。今天，發展進入新常態，環境變了，條件變了，理念也必須更新。
“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為經濟新方位標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針對新常態下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新常態下，“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等紅利漸趨用盡，亟需尋求新動力。創新發展，注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算過這樣一筆賬：世界發達水準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世界發達水準人口要翻一番多。 不能想像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準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 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新常態下，經濟結構的優化更重要，防止“木桶效應”更迫切。協調發展，注重的就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把握經濟新方位，必須謀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不讓今天的“短板”變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態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綠色發展，注重的就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
明天是“霧霾灰”還是“天空藍”？眼下，PM2.5的數值時時牽動著人們的目光。高樓多了、錢包鼓了，清澈的河水、潔凈的空氣卻成了奢侈品，越來越多的人 認識到：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現代化。從盼溫飽到盼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民眾對綠色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只有綠色發展，才是永續發展。
——新常態下，我國勞動力、土地、能源等傳統競爭優勢減弱，亟需通過進一步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開放發展，注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
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面臨重大調整，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品質和發展的內外 聯動性，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要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
——新常態下，要調動所有人謀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應對下行壓力，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就要讓民眾共用改革發展成果。共用發展，注重的就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如果只盯著經濟數據的漲落，忽視民眾幸福感、獲得感的多少，就會透支社會發展潛力，發展也終將難以持續。新常態下，百姓追求的 不僅是吃飽穿暖，更渴望活出高品質、挺起精氣神；百姓在乎的不僅是看得見的好處，更期盼公平的社會環境、人生出彩的機會。這就意味著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統籌好利益關係，讓發展成果惠及每個人。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顯示，所謂“陷阱”，大多是源於資源稟賦變化之後，過去所依賴的發展路徑走不通了，新的發展路徑又沒找到，發展被鎖死。新發展理念，正是 中國化解發展風險、跨越發展陷阱的鑰匙。創新發展才能避免動力衰退，協調發展才能避免失衡失重，綠色發展才能避免環境透支，開放發展才能避免畫地為牢，共 享發展才能避免社會動蕩。五大發展理念彼此支撐、相互促進，回答的是新常態下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著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
理念不會自動變為現實。如果不想幹、不敢幹、不會幹，藍圖再清晰、方向再明確，也難以把新理念轉化為新成效。把握新方位、踐行新理念，需要激發新狀態。
“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新狀態，要有擔當。
新方位下的探索，沒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理解：處置僵屍企業，一些企業會關門、不少員工會下崗，要不要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一些若干年後、甚至更長時間 才能感知其意義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馬上就辦？愈是不易，愈見擔當。今天錯過了寶貴的“窗口期”，明天將面臨痛苦的“折磨期”。以新理念適應新方位，需要 衝破羈絆的闖勁、久久為功的韌勁。
“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徵，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狀態，要有定力。
定力來自洞察力，既密切關注經濟走勢，見微知著，又堅持底線思維，做足應對預案；定力就是意志力，為了長遠發展而管住眼前的“有形之手”，不為亦是有為； 定力源於自信力，相信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和強大韌性，相信基本方針和政策儲備，不能速度一慢就著急，把新理念拋在腦後，改革遇難就想回頭，把發展目標放在 一邊。
“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新狀態，還要會作為。
過去謀發展的許多老辦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今天面對的多是“兩難問題”。“會作為”，必須處理好破與立、穩與進等對立統一關係。遇到問題，多個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處理問題，牽住“牛鼻子”，找準突破路徑。
新方位，新實踐
新方位，“怎麼幹”？腳下要有新實踐。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係的兩個基本方面，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國經濟，為何在關注“需求側”的同時更多將目光對準“供給側”？
從速度維度看——
新常態下速度換擋的背後，本質上是結構調整。靠熬是熬不過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側政策空間越來越小，擠出效應卻越來越大。實現經濟健康 可持續發展，必須從長期入手，立足於結構調整，把政策重心轉向供給側。正如外媒所說的那樣：“中國領導層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與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劃清了界 線。”
從結構維度看——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卻要大量進口關鍵裝備、高端產品；一方 面消費者對品質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越來越大，一方面卻是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導致境外購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實現由低水準供需平衡向高水準供需平衡躍升。
從動力維度看——
新常態要求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由於一個個市場主體的集合構成供給側，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創新主體的動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從“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從世界經濟的坐標係中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絕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相反，“中國以其較早的認識、較大的迴旋餘地、較強的體制優勢等正成為全球結構性改 革的引領者。”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五大政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都融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火熱的“四則運算”中。
瞄準過剩產能做減法，“減”出新空間。宏觀政策“穩”的同時，產業政策要“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堅定地去是為了更好地進。今年鋼鐵、煤炭行業去 產能超額完成任務已成定局。產能減了，利潤增了。煤炭業利潤漲了一倍，鋼鐵業扭虧為盈，擺脫了“賣煤球不如賣馬鈴薯，鋼價跌成白菜價”的苦日子，打了一場 “翻身仗”。
瞄準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業援助、內部分流、轉崗就業創業……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增加扶貧資金投入、整合涉農資金使用、產業扶貧長短結合……脫貧攻堅補短板，確保貧困老鄉同步奔小康。
瞄準創新做乘法，“乘”出新動能。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讓生活更智慧，工業與網際網路的深度融合讓產業更智慧……新技術引爆新產業，新模式締造新業態。前三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準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觀政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營商環境日益寬鬆，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企業401萬戶，同比增長27%。改革政策要實，減輕企業稅費等成本負擔，釋放減稅紅利。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的幾步特別關鍵。
使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同步達到中高收入水準……中國經濟的新方位，正是復興之路上的“關鍵節點”。
辨識洋流，認識新常態；揚起風帆，明確新理念；開足馬力，投身新實踐。在這個重要的發展新方位上，中國經濟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責任編輯：李帥]
京ICP證130248號京公網安備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