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根據組織安排，年方22歲的鄧小平和十幾名同齡青年由法國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6月，在填寫該校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時，他在“做什麼工作最適合”一欄中這樣寫道：“能作宣傳及組織工作。”鄧小平一生戎馬倥傯、治國理政。這個中肯的評價，在鄧小平後來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證。然而，這個自我評價和其他一些評價，如“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的自我評價，“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黨內外評價相比，鮮為人知。
在戰爭環境中，宣傳工作須臾不可缺少，對此，鄧小平駕輕就熟
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鄧小平已經顯露出善於搞宣傳工作的特長。其時，他一邊做雜工，一邊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後改名為《赤光》）雜誌的編輯工作。他負責刻蠟版和油印，並用本名和化名發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裝訂簡雅，他被大家稱為“油印博士”。他勤於思考，思維敏捷，口才流利，發表的文章充滿激情、言辭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被編在了以“理論家小組”著稱的小組裏。作為中共黨小組組長，他經常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同國民黨右派進行辯論，結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讚賞。
這些經歷使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與宣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中央蘇區時，他領導創辦了中共瑞金縣委機關報《瑞金紅旗》，擔任過幾個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3年因遭受錯誤路線的打擊而陷於人生最困厄時，又重操“油印博士”的舊業，主編起《紅星》報來。《紅星》報是中革委的機關報，在僅有幾名工作人員的情況下，鄧小平親自組稿、采寫、編輯、印刷、發行。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鄧小平帶領《紅星》報編輯部“跟著走”，在戰鬥和行軍途中，堅持編輯出版報紙，為團結和鼓舞紅軍鬥志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順利的時期，但卻是他搞宣傳工作“最專業”的時期。
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提名下，鄧小平重新回到部隊任職。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從宣傳部門開始的，即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此後，由於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從這時起，作為政治主官，鄧小平和軍事主官劉伯承一起並肩戰鬥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戰略戰術，共同指揮戰役戰鬥，帶出一支威名遠揚的劉鄧大軍，留下“劉鄧不可分”的佳話。軍隊政治工作的經歷，奠定了鄧小平作為一名偉大的軍事家的基礎。
政治主官的職責之一就是要做好宣傳工作。這是因為，在戰爭環境中，宣傳工作須臾不可缺少。對此，鄧小平自然駕輕就熟。在千里挺進大別山之時，當劉鄧收到毛澤東打來的機密電報，說陜北“甚為困難”。劉鄧二話沒說，立即行動，堅決地搞長距離無後方作戰。這是一副重擔，困難可想而知。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動員和宣傳鼓動就顯得極為重要和迫切。鄧小平是怎麼做的呢？首先，他指示部隊要加強政治動員，並且親自做動員報告。他說：“反攻確實辛苦，並且是持久性的，爭取得好，就快些。厭倦不應該，真正把革命幹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們需得拿出英雄氣概，拼命地幹，前赴後繼，英勇奮鬥，一定可以幹成功。”其次，他明確提出了“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宣傳口號。無疑，這些宣傳鼓動工作對創建和鞏固大別山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進城以後，鄧小平的職務變了，工作內容變了，但他對宣傳工作的重視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強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區宣傳工作會議上就強調“宣傳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糧草”，“我們不宣傳，敵人就要宣傳”。再比如，1975年鄧小平復出抓全面整頓時，針對“四人幫”在輿論宣傳方面的烏煙瘴氣，他解放了黨內一些受迫害的“筆桿子”，在思想理論方面組織撰寫文件和文章，配合各個領域的整頓。當時形成了三個文件《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這三個文件雖然被“四人幫”污衊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於印發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鄧小平的真正主張，從而為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奠定思想輿論基礎。這恐怕是“四人幫”始料不及的。
在瞬息萬變的作戰中，鄧小平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受到毛澤東的倚重
鄧小平說自己能作組織工作。的確，這是他的特長。黨組織對他的鑒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來蘇聯訪問的馮玉祥希望蘇方選拔幾十名優秀共產黨員到他的部隊做政治工作。鄧小平被列入選派人員名單，黨組織對他的鑒定是：“非常積極，有能力，是一名優秀的組織工作者。”“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
最能體現鄧小平組織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擔任過三次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務。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當時正處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時期，23歲的鄧小平作為中央政治局的秘書堅守崗位，作會議記錄，安排會務等，工作非常幹練。因此，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等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時的“秘書長”一職當然不能同後來我們所常說的秘書長的職務相提並論，但鄧小平本人還是很看重這個經歷的，晚年時多次提到。1984年3月25日，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我一九二七年從蘇聯回國，年底就當中共中央秘書長，二十三歲，談不上能力，談不上知識，但也可以幹下去。” 他在同年10月中顧委會上談到提拔年青人時說“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當中央秘書長時二十三歲，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第二次是遵義會議前後，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他負責毛澤東行軍打仗期間的日常安排。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任，也是發揮他的特長，對他的“知人善任”。鄧小平多年後曾回憶這段經歷。1981年7月1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時說：“遵義會議以後，我當了黨中央秘書長。這個職務我先後當過三次。”“長征時我們受到很大損失，請毛主席出來，又叫我當中央秘書長。”“長征過程中，張聞天和我總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間屋。房子有時是地主的，富麗堂皇，有時就是一間草棚。所以那一段時期，毛主席的指揮、決策，我是清楚的。”這說明，在瞬息萬變的作戰中，鄧小平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澤東的倚重。這也算是鄧小平在長征中作出的特殊貢獻吧！只是這一點長期不為人們所知。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任命的，這次會議還任命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小平黨中央秘書長的職務保留到1956年9月黨的八大。但實際上，他擔任黨中央秘書長性質的工作應該從1952年8月進京時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長達14年之久。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組織能力是非常讚賞的。1953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這樣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援下，同月，鄧小平又被任命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秘書長，具體負責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基層選舉工作。這次普選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也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事件，直接為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鄧小平在其中所發揮出的組織才幹有目共睹，他也由此獲得了廣泛讚許。
從某種角度講，鄧小平能作宣傳工作的最大標誌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帶領全黨開闢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這項前無古人的新事業中，鄧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視宣傳和組織工作。
關於宣傳思想工作。比如，他提出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任務；領導和推動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大討論；提出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有什麼反什麼，哪種傾向突出就重點反對哪種傾向等等。特別是兩個宣言書，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和1992年的南方談話，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從某種角度講，鄧小平能作宣傳工作的最大標誌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它為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踏步向前推進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指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同樣非常重視組織工作。這個時期，他的精力主要放在選拔接班人上。他多次說：“老同志現在的責任很多，第一位的責任是什麼？就是認真選拔好接班人。選得合格，選得好，我們就交了賬了，這一輩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這個問題的起因還得追溯到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那時，王洪文回到上海說，十年後再看。這句話對鄧小平刺激很大，因為王洪文要和老幹部比年齡，熬時間，伺機奪權。因此，新時期伊始，鄧小平反覆強調組織路線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現好的同志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選不準的，還可以換嘛。”“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見不了馬克思。”
總之，鄧小平的一生波瀾壯闊、光輝偉大，從形式上講，他做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宣傳和組織工作。這和他年輕時對自己適合做什麼工作的評價是相吻合的。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