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鄧小平性格的，是與他相伴走過58年風雨路程的妻子。
58年間，他們經受了戰火、病患和多次政治鬥爭的考驗，相濡以沫，患難與共。
2004年，在一部影視作品中，出現了四次鄧小平流淚的鏡頭。鄧家三姐妹看後，一致指出了情節的不真實。鄧林肯定地說：“會哭的，就不是鄧小平。”
鄧榕說：“我媽媽與爸爸一起生活了58年，從來沒有見過父親流淚；我們五個子女與父親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也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眼淚。”
鄧小平的一生，轉戰南北，浴血沙場，其中有多少槍林彈雨，有多少生離死別，他沒有流過淚；鄧小平一生，歷經“三落三起”，“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天各一方，這其中，又有多少委屈和傷心，多少艱難曲折，他也沒有流過淚。
鄧榕說：“我父親，是一個寵辱不驚、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從小到大，我們沒見過父親流淚。哪怕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去世，獲悉鄧樸方摔傷，他內心的痛苦，都沒有通過眼淚傾訴出來。”
而卓琳是一個性格活潑、開朗，愛說愛笑的人。作為家中最小的女兒，她從小就深得父母的寵愛，過著衣食無憂、萬事不用操心的優裕生活，因而養成了開朗，活潑，凡事不計較，又不善盤算的性格。在北平讀書的時候，家裏每月給她五十塊大洋的生活費，這在當時可是不小的數目啊！那個時候，一塊大洋能買一袋麵粉，可她每個月都花光了。這種不善理財的性格，影響了她的一生。解放後，當家裏的生活從軍事共產主義式的供給制改為工資制時，面對八口人的大家庭，一時間，卓琳簡直不知道該如何頒派是好了。
鄧林說：我爸爸和媽媽性格上的差異是比較大的，而且他們這種性格上的異是自始至終的，是本性難移的。我父親是小地主出身，後來到法國參加了革命，以後一直是職業革命家。戰爭年代他打仗，解放後處理各種各樣國家的事情，當過總理，做過總書記，他是很內向的，也不會用什麼言詞表露自己的情感。他考慮的東西很具體，很實在，很宏觀。我媽媽呢，恰好相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小資情調’比較重一點，有一點浪漫情結，有一點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傾向”。
對於我爸爸的脾氣，我媽媽也拿他沒有辦法。其實，我爸爸在很小的地方也是很細緻的。我那個時候還沒出生呢。我相信該關心的地方，我爸爸絕不會大大咧咧給忘了。所以我覺得，她和父親一起生活以後，相處以後，他的優秀品德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表露出來，我覺得他們相互之間的敬愛會更加深了。性格差別就是小問題了。”
在妻子眼裏，鄧小平不是一個浪漫的丈夫，夫妻之間很少有卿卿我我的舉動。但是夫妻間洋溢的真誠和關愛，使卓琳覺得鄧小平是一位真誠實在的好丈夫。
在政治上，鄧小平講的是“不爭論”，在家庭中也是這樣。在孩子們的印象中，幾十年來，從來沒見過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過什麼問題。
鄧榕說：“我父親跟我母親沒有任何矛盾。為什麼沒有矛盾呢？因為我父親平時都在外面工作，家裏的事情都是媽媽管，媽媽怎麼樣管理這個家庭、管理孩子們，包括財務方面的問題，父親是從來不過問的。因為他很信任母親。他倆的觀點也很一致。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這麼幾十年，從來沒見過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什麼問題，都沒有過。”
鄧林說：“我沒見過爸爸媽媽吵架，我弟弟妹妹們大概也沒有見過，他們沒有紅過臉。我覺得爸爸媽媽他們倆，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別信任，非常信任。媽媽是個好人，樸實，誠懇，大放，而且特別能幹。想當年，我們家五個孩子穿的毛衣、毛褲，都是媽媽一手織得。她一直跟著爸爸，與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他們在風風雨雨裏共同生活了幾十年，他們互相之間的幫助並不是標語口號式的，不是發誓什麼的，而是在生活中一點一滴互相支援。”
鄧小平內向沉穩的性格，並沒有遺傳給他的三個女兒，在這方面三姐妹都自愧不如。鄧楠說：“在這方面，我們都不如他。我們的性格像媽媽，大情大性。父親耳朵不好，看電影時，我經常給他做同聲傳譯，有時看著看著，自己就被劇中情節打動了，一邊講，一邊流淚，有時還淚流滿面。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這時候，父親就會忍不住說一句：‘真沒出息。’”
從表面上看，鄧小平和卓琳的性格差別很大，但實際上，他們有著很多的共同之處。
鄧榕說：“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人，都是非常純粹的人，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心計，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他們雖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樣，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心底，就是他們有很多內在的東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他們是同事，又是戰友，更是夫妻”
鄧林說：“我真的覺得爸爸媽媽很和諧很和諧的，性格的差異反而帶來了和諧。我父母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比如說寬容。”
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說：“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有關部門軍管小組的一位負責人召集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開會，我也被叫去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批判鄧小平。當時我和與會的一些人表態說，我們對鄧小平的問題不了解，不好批判。主持會議的人一再說不批不行，一定要批。我只好表示要同鄧小平劃清界線，講了幾句空洞的批判語言，應付了過去。但是這件事老是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心上，感到歉疚不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志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我心中十分高興。有一次在首都體育館觀看大型文藝演出，小平同志、卓琳同志和我都坐在主賓席上，我挨著卓琳同志。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卓琳同志，說明為這件事我一直內心不安，感到愧疚。卓琳同志說這不能怪你，在那種氣氛下你是被迫的。
小平同誌喜愛打橋牌，而且牌藝高超，他曾多次約我去打橋牌。在一次打牌時，他笑著對我說，卓琳把那件事告訴了我，她說得對，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是無辜的，你也是受害者，強迫你去做違心的事，也是一種迫害嘛。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們的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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