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併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通稱南方談話。講話針對人們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慮，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從中國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高度，深刻地總結了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提出了新觀點，講出了新思路，開創了新視野，有了重大新突破，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個重要講話，不僅標誌著繼毛澤東思想之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偉大歷史性飛躍的思想結晶——鄧小平理論的最終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對21世紀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仍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鄧小平南方談話涉及18個方面：治國警句18條
1．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應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講全；
2．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變。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
3．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加緊解決；
4．判斷改革開放姓“社”姓“資”，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5．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6．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7．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式；
8．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9．抓住有利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要注意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發展才是硬道理；
10．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
11．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
12．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腐敗，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
13．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按照“四化”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養，把那些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裏，這是關係大局的事情；
14．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
15．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
16．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17．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要反對霸權主義；
18．從現在起到下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要埋頭苦幹。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背景
1979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啟動。伴隨改革的推進，舊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解體，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因素迅速成長。基於兩種不同體制因素的新舊利益格局的衝突和摩擦日益加劇，經濟運作出現日益嚴重的失序；宏觀經濟運作格局與態勢在雙重經濟體制之下的運作中積累的不健康因素逐漸增多，經濟逐漸趨向過熱。1988年，中央不得不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3年“治理整頓”。與此同時，人們對改革開放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用傳統社會主義觀點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會主義觀點看待改革，肯定改革開放的觀點。1989年下半年即“六四”風波以後，第一種觀點迅速抬頭，逐漸發展，並開始影響整個社會思潮。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實踐面臨嚴重的困境，改革開放在理論上遭遇諸多難題的困擾。首先，經濟發展接近於停滯，“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有落空的危險，在指導思想上則面臨著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衝擊和動搖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危險。其次，經濟體制改革陷入停滯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在理論上面臨被從根本上否定的危險。第三，對外開放舉步維艱，在理論上遭遇重重責難。與此同時，“左”的思想與勢力趁“六四”風波以後國內局勢的變化以及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以後的國際局勢的變化獲得了抬頭與發展的“契機”與“勢能”。
總之，20世紀最後10年的中國和世界，從一開始就很不太平。剛剛經歷了“八九”風波的中國，許多事情尚未理順頭緒，接連又遭遇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偌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頃刻間不戰自潰，紛紛倒旗落馬。嚴峻的事實發人深思：今後世界向何處去？社會主義命運將會如何？中國今後怎麼辦？
面對這些中國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歷史難題，各式各樣的人物都相繼登場，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敵對勢力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大潰敗”，國內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也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走“西化”的道路。黨內和一部分幹部群眾中一度出現了對黨和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模糊認識，甚至出現了姓“資”姓“社”的爭論。這些實際上都涉及要不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由此可見，20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中國，處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與模式探索不進則退的臨界點上，處在選擇前進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如果不迅速擺脫這種困境，任其不良傾向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正確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就會被扭曲，十三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就會被扭轉，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也會“流產”，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就會中途擱置，一句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就會中途葬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可能再次偏離正確的航程。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勇敢地站出來，力排眾議，撥正船頭，引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駛向光明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