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文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的核心，它的靈魂是對文藝以人民關切的科學論斷，在我看來，這種論斷至少包含了八個相互聯繫又層層推進的重要部分。
一，要以為人民而創作作為根本的立足點；二，要把人民生活看作最重要的創作源泉；三、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做群眾的忠實代言人；四，要把人民群眾作為人類歷史的創造者加以表現和謳歌；五，為便於人民接受，要參與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六，文藝作品要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七，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人民群眾的態度任何；八，把文藝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及社會效果作為衡量文藝作品成敗得失的最高標準。
我以為，如果說《講話》對人民群眾關係的系統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一個重要開拓和推進的話，那麼《講話》中提出的社會效果論，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或者全新的創作，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標準和新的生長點。《講話》代表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但因它深入地把握了進一步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講話》對文藝與人民關係的科學論斷包括社會效果論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時空、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的。
也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黨中央才明確提出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作為我們文藝工作的總方針之路，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反覆強調，包括文藝部門在內的一切精神生產部門都要以社會效應為最高效益，還有的講的是唯一效益。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思想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從1985年的文件就一直是這樣講的，我想特別補充一句，在1994年1月份全黨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總書記講話專門加了一句，就是“在兩個效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經濟效益服從社會效益”，但是此後這句話就不見了。
直到2011年10月18日，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又明確重申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有機統一。2011年11月22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第八次作代會講話中同樣強調說，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些論斷都是和《講話》的精神一脈相承的，並且賦予社會效果以嶄新的時代面容，為當代我國文化事業、文藝體制改革、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在《講話》的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國文藝工作在貫徹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事件中所取得的歷史性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越來越多的文藝家、文藝單位自覺地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又力爭實現兩個效益統一的行動，進一步證明了社會效益的政策。同時獨具慧眼，在國內外各種思潮的相互激蕩下，在創造主體和藝術生產全國範圍的非凡的選擇中也出了一些顛倒兩種效益關係乃至削減社會效果本身的主張和做法，我認為需要認真加以辨析。
就結合重慶學習講話分析兩種說法。有一種說法說作品是給人看的，票房價值、收視率就是社會效益，票房價值收視率越高，就證明社會效果越好。我以為這種看法片面，我認為票房、價值、收視率是通向社會效果的一個橋梁，如果一個作品拍出來了，沒有一個人看，沒有一個人來，那麼它的社會效益無從談起，這是一種可能性，但並不是說票房越高、社會效益就越好，我以為這種說法首先抹殺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根本區別。
正如馬克思所說也是現代中西方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反覆指出的，在物價產品的交換中價格總是圍繞著價值上下浮動，與任何一個物質產品它的功效對於所有不同的購買者都是一樣的，跟精神生產恰恰相同。但是在精神產品的交換中很多時候都會出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格的表現。在當前我國文化市場中，價格與價值的背離、逆反、倒挂現象依然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怎麼能將票房價值、收視率與社會效果等同起來？進而言之，《講話》所講的社會效果並不是指一個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們看了作品之後的社會實踐及其效益。這是毛澤東的原話，看了作品之後他幹什麼，這才是社會的過，即讀者和觀眾看了作品之後，在精神上和行動上有什麼變化，精神境界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行動是更加積極還是更加消極了？
這才是最終意義上的社會效益，《講話》裏面講得很清楚，最好的社會效果或者社會效果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要提高全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當時是抗日戰爭艱難的時候，1942年5月23號之前大家知道，正是日本人在我們這裡的大掃蕩，也就是狼牙山五壯士，也就是5月25號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先生，5月26日國民黨政府派出赴緬遠征軍，最後左權先生犧牲了。毛主席、周恩來都寫了詩詞，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太平洋戰爭還沒有打響，在整個全世界法西斯還處於“公審”的時候，所以毛主席講的就是文藝作品效果最高的目標就是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