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臺灣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是毛澤東對臺工作的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策略方針是針對美蔣在金、馬防衛問題上的尖銳對立而提出的，其實質是挫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製造“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陰謀，它對中共日後的對臺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美蔣在金、馬防衛上的矛盾及毛澤東涉臺問題的“聯蔣抗美”方針
金門、馬祖這兩座至今仍在臺灣當局控制下的中國大陸福建沿海的島嶼，因20世紀50年代，人民解放軍兩次炮擊金門，曾兩度成為中美交鋒的場所和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特別是1958年第二次炮擊金門後，面對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立場，美國擔心被蔣介石拖入中國內戰的泥潭，而逼蔣從金、馬撤軍，直接導致了美蔣在金、馬防衛問題上的尖銳對立。
企圖使中國放棄武力改變臺海現狀，進而製造“兩個中國”，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既定政策。朝鮮戰爭停戰後，美國為了將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于1954年夏加緊與臺灣當局進行締約談判。而此時美國推行的“放蔣出籠”政策，也使臺灣當局對大陸沿海的軍事騷擾活動大大增加。為了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防止臺灣問題固定化，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軍第一次炮擊金門，清楚地表明瞭中國政府謀求實現兩岸統一，反對製造“兩個中國”的嚴正立場。此後，美國政府並未停止兜售“兩個中國”的陰謀。1954年12月2日，美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但在保護“領土”的範圍上，該條約第六條規定：“‘領土的’、‘領土’兩個詞語，在中華民國方面係指臺灣與澎湖。”由於此規定將金門、馬祖等大陸沿海島嶼排除在協防範圍之外，這使美國策劃 “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分裂圖謀暴露無遺。
1955年1月，美國又策動紐西蘭向安理會提出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地區“停火”的議案，企圖使本屬於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國際化。隨後，美國還于 1957年12月單方面中斷了自1955年8月1日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與此同時，美國不斷加強在臺的軍事力量。1957年5月7日，“美國‘鬥牛士’ 戰術導彈部隊進駐臺灣。”面對國際社會日益甚囂塵上的“兩個中國”方案及美在臺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識到，通過外交途徑很難改善中美關係和為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
1958年夏，中東局勢驟然緊張，美國派兵在黎巴嫩登陸，英國出兵約旦。8月6日，“臺灣‘國防部’宣佈臺灣海峽情況高度緊張，命令軍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同日，美國海軍參謀長帕克也揚言：“美國部隊隨時準備在臺灣海峽登陸作戰，像在黎巴嫩那樣。”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次果斷地選擇了以軍事手段來表明中國政府捍衛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駐閩前線部隊萬炮齊發，第二次炮擊金門。這次炮擊金門，完全是由於美國政府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製造“兩個中國”的罪惡行徑所致。
“八·二三”金門炮戰開始後，美國一再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在美國看來，金門、馬祖等大陸沿海島嶼不同於臺灣和澎湖列島。這是因為，從歷史上看，金、馬諸島從未被割讓過，美國可以製造“臺灣地位未定論”，卻無法否認沿海島嶼是中國領土;從軍事上看，這些島嶼對臺灣本身的防衛可有可無;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又是搞“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一塊絆腳石。而美國政府更不希望因沿海島嶼捲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衝突。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說，美國都視金、馬等大陸沿海島嶼為一沉重的包袱。為了甩掉這一包袱，在炮戰開始後，美國在鼓吹“停火”的同時，又逼蔣從金、馬撤軍。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指責臺灣當局說：“如果在那個地區有了看起來相當可靠的停火，筆者認為，在這些島嶼上保持這批為數不少的軍隊就是愚蠢的”，並一改過去的腔調說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10月1日，艾森豪威爾也表示金、馬這兩個島嶼並不重要，認為“在那裏保留軍隊不是件好事情。”顯然，美國政府這麼做，既可在軍事上減少將其捲入中國內戰的隱患;又可在政治上達到隔海保臺，進而製造“兩個中國”。其用心之險惡，昭然可見。
對國民黨臺灣當局而言，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的政治價值遠遠超過了它們的軍事價值。敗退臺灣的蔣介石雖唸唸不忘“反攻大陸”，但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民族立場。在蔣介石看來，守住這兩個島嶼就意味著他仍然統治著中國大陸部分土地，而放棄金、馬則割斷了臺灣與大陸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後一根紐帶，從而動搖國民黨政權在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法統地位，而且還會使其失去“反攻大陸”的基地和跳板。因此，美國的“金、馬撤軍論”一齣臺，就遭到蔣介石的斷然拒絕。9月29日，蔣介石公開表示，國民黨將決心固守金、馬，“不容為了考慮盟國的態度而瞻前徘徊”，若至緊要關頭，臺灣“決心獨立作戰”。10月1 日，蔣介石又指責杜勒斯的談話說：“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說過據說是他所說的話，這也只是單方面的聲明，因此我的政府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並強調“我們將不對任何壓力屈服，決心打到最後一個人。”10月9日，臺灣當局的“外長”黃少谷發表演說，罵杜勒斯為“國際政客”。蔣介石不僅拒絕從金、馬撤軍，而且還企圖拖美國下水，造成中共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企圖借助美國力量實現“反攻大陸”的美夢。這樣，美蔣在金、馬撤軍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實質則是一個中國與“兩個中國”的鬥爭。
面對美蔣在金、馬防衛問題上的尖銳對立，1958年10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庸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矛盾。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有一點反美積極性。美國逼急了他們還是要反抗的……這次杜勒斯同蔣介石吵了一頓，說明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聯蔣抗美。”可見，毛澤東“聯蔣抗美”策略方針的提出，是與當時錯綜複雜的臺海局勢緊密相關的，它成為中共在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處理海峽兩岸關係的一個基本準則。
二、“聯蔣抗美”挫敗了美國策劃“劃峽而治”的陰謀
“聯蔣抗美”策略方針作為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對臺工作的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挫敗美國策劃“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陰謀。
將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作為對付美國的“絞索政策”，是“聯蔣抗美”方針的基本策略。對毛澤東最初決定炮擊金門時，是否有收復金、馬之意，目前學界尚有不同看法。按毛澤東自己的想法，“我們不說一定登陸金門，也不說不登陸。我們相機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重大。……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禦，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可見，毛澤東在當初選擇炮擊金門時，雖以試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為主，但也不排除在可能條件下，登陸收復金、馬之意。不過，當美國企圖從金、馬“脫身”，而逼蔣從金、馬撤軍，進而玩弄“兩個中國”的把戲時，毛澤東則審時度勢，明確地做出了將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作為對付美國的絞索政策的英明之舉。所謂“絞索政策”，在毛澤東看來，金、馬等沿海島嶼是套在美國脖子上的一根絞索。他指出：“美國現在在我們這裡來了個‘大包乾’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還有些什麼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一切包過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的勁吊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絞索上面。臺灣也是個絞索，不過要隔得遠一點。”
“誰人讓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後把絞索的一頭丟到中國大陸上，讓我們抓到。”毛澤東之所以做出這一決策，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裏，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反之，如果我們收復金、馬，或者讓美國迫使蔣介石從金、馬撤退，我們就少了一個對付美、蔣的憑藉，事實上形成兩個中國。”
採取不以殺傷對方為目的的特殊炮戰保持兩岸的溝通，是“聯蔣抗美”方針的有效方式。毛澤東認為，既然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決兩岸統一的主張被蔣介石視為統戰陰謀而拒絕，那麼採取不以殺傷對方為目的的特殊炮戰保持兩岸的溝通，就成為“聯蔣抗美”的有效方式。因為這一方式既可加深美蔣矛盾，為我所用，又可使海峽兩岸保持內戰狀態，以防止在國際社會產生中國默認海峽兩岸分裂狀況的錯覺。為此，毛澤東在10月6日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中宣佈，暫停炮擊7 天，使金門13萬軍民得到必要的供應，但要求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10月13日.他在給福建前線的命令中再次宣佈，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周，以利他們固守，並指出：“兵不厭詐，這不是詐。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隨後，毛澤東在10月26日發表的《再告臺灣同胞書》中進一步指出：“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上的軍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包括糧食、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你們長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們開口，我們可以供應。化敵為友，此其時矣。”此後，海峽兩岸僅在單日打炮的歷史延續了20年之久，這種不以殺傷對方為目的的特殊炮戰實際成為毛澤東“聯蔣抗美”方針的有效方式。這一方式錶現了毛澤東高超的鬥爭藝術，打而不登，斷而不死，打打停停，時打時停;打是為了用炮火與對手在對付美國“劃峽而治”的分裂圖謀上保持某種一致;不打是以利對手長期固守，也是為了反對美國圖謀“劃峽而治”。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任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元帥宣佈，從即日起停止炮擊金門。
反對美國玩弄“兩個中國”的陰謀，是“聯蔣抗美”方針的實質所在。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是中共在臺灣問題上的根本立場。為粉碎美國在金、馬防衛問題上玩弄“兩個中國”的陰謀，毛澤東在《告臺灣同胞書》中明確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強調國共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並建議和平談判，早日結束內戰。隨後，他在《再告臺灣同胞書》中又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容許其實現的。”可見，國共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是毛澤東“聯蔣抗美”方針的重要基礎和實質所在。
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也使蔣介石有所領悟。“金、馬危機”剛結束，國民黨中央在臺北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國共雙方在金門交火是在自己領土上打仗，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談不上什麼“侵略”，更不是什麼“武力擴張領土”，跟著美國佬把共產黨罵為“侵略者”，這等於是跟著人家承認“兩個中國”。據香港《晶報》1958年10月23日報道，從此臺灣當局指示各界有關方面，“不能跟著美國亂說”。正是由於毛澤東“聯蔣抗美”方針的靈活運用和國共兩黨的這種默契，才挫敗了美國政府企圖迫使國民黨軍隊撤離金、馬，以達到其“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罪惡目的。
三、“聯蔣抗美”策略方針對日後中共對臺政策的影響
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及實踐，不僅挫敗了美國策劃“劃峽而治”、“兩個中國”的陰謀，而且對日後中共的對臺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
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使中共形成了在臺灣問題上完整的“外島”政策。所謂“外島”是指被臺灣當局佔領的相對於臺、澎以外的大陸沿海島嶼的總稱。而“外島”政策則是指中共對取與不取金、馬等大陸沿海島嶼全完服從於最終解決臺灣問題這一根本目標的戰略考慮。當初，毛澤東把解放沿海島嶼，掃清週邊障礙，看成是最終解放臺、澎，實現兩岸統一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產生了解放沿海臺灣當局佔領的島嶼的方針和1954-1955年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的戰鬥。隨著大陳諸島的相繼解放，國共兩黨在臺海地區的軍事衝突也由浙東沿海移至以金、馬為中心的福建沿海。如果說1954-1955年解放沿海島嶼的行動還是更多地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的話，那麼在1958年金門炮戰後，面對美國在金、馬防衛問題上玩弄“兩個中國”的陰謀，毛澤東在確定對金、馬等沿海島嶼的政策時，則更多地從政治和外交鬥爭的角度考慮。他認為將金、馬等大陸沿海島嶼留在蔣介石手裏，既可在政治上防止美國孤立臺灣、託管臺灣，製造“兩個中國”，又可在外交上迫使美國回到談判桌上來，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國際爭端，而且還可為臺灣保持一座與祖國大陸聯繫的橋梁，為臺灣同胞和蔣氏父子保持一塊通過金、馬遙看神州，寄託對祖國大陸和家鄉思念之情的落腳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收復金、馬，而待將來時機成熟時，將臺、澎、金、馬所有解決。這使中共在“外島”政策上完成了從逐個解放沿海島嶼到將臺、澎、金、馬所有解決的戰略轉變，也使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完成了從局部軍事鬥爭向全面政治、軍事、外交鬥爭的轉變。對此，毛澤東指出：“我們這樣做，就全局來說，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有益於什麼人呢?有益於臺、灣、金、馬一千萬中國人，有益於全民族六億五千萬人，就是不利於美國人。”今天，隨著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金、馬聯繫海峽兩岸的紐帶作用已顯得日益突出，這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方針的戰略遠慮。
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使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可對美靈活地運用絞索政策，掌握鬥爭的主動權。反對美國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一直是當時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心議題。但在美國頑固堅持“兩個中國”，使會談無法取得有效進展的情況下，毛澤東“聯蔣抗美”方針中的絞索政策則可起到外交途徑無法替代的作用。它使中共可隨時根據時局的變化，靈活地調整炮擊金門的時間和規模，成功地運用一手談判、一手打炮，一文一武的兩手策略來對付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玩弄的種種伎倆。1960年6月，艾森豪威爾到臺灣訪問。毛澤東決定在這位美國總統到達前夕和離開的時候，炮擊金門，並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的名義，發表了《告臺、澎、金、馬軍民同胞書》。該文告說：“艾森豪威爾要到你們那裏‘訪問’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杜勒斯雖然死了，美國併吞臺灣的心並沒有死。艾森豪威爾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該文告莊嚴宣告：“為了支援臺、澎、金、馬愛國同胞反對艾森豪威爾強盜旅行的正義鬥爭，為了表示偉大的中國人民對艾森豪威爾的蔑視和鄙視，我們決定：按照單日打炮的慣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爾到達臺灣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離開臺灣的時候，在金門前線舉行反美武裝示威，打炮‘迎送’。”6月17日，我福建前線眾炮齊發。面對金門隆隆的炮聲，艾森豪威爾只好提前結束訪問。毛澤東“聯蔣抗美”方針中絞索政策的成功運用，使中共在對臺問題上無論是打還是停，都牢牢地掌握著與美蔣鬥爭的主動權。
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使中共進一步從全新的視角思考兩岸的統一問題。臺灣問題畢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管蔣介石的黨派意識和階級立場如何，也不管他依靠美國的程度如何，但他堅持一個中國的民族立場，使中共在“聯蔣抗美”方針下，從全新的角度思考兩岸的統一問題。在金門炮戰期間，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難於解決，可以從長商議。”1959年2月2日，毛澤東在中央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臺灣可以10年、20年不去進行改革，還是三民主義，搞特務、反共，盡他去反，只要你這個葫蘆是挂在我的腰上，不要挂在美國的腰上。”1960年5 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了對臺工作，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可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辦;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海峽兩岸的實際情況，又適時提出：臺灣只要和大陸統一，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等均由蔣介石掌握，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去做破壞對方的事情。毛澤東關於臺灣問題的這些設想，在1963年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成為後來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先聲。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聯蔣抗美”策略方針下對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考，與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
臺灣前途繫於祖國統一。當今時代，海峽兩岸關係已發生重大變化。國家要統一，民族要復興，兩岸同胞都不希望臺灣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始終是維繫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毛澤東“聯蔣抗美”的策略方針，海峽兩岸尚且能夠在當時隆隆的炮聲中達成一個中國的默契，今天，以中華民族的聰明和睿智，相信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同胞終會以最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共用偉大祖國的繁榮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