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澤東的美國知名學者施拉姆曾說過:“20世紀的重要人物幾乎沒有誰像毛澤東那樣受到極不相同的各種各樣的評價。”在毛澤東誕辰120週年到來之際,一股“毛澤東熱”在中國涌動,輿論場上對毛澤東的議論也一下子被放大,各種交織的聲音仿佛是對施拉姆這句評論的注解。幾十年來,海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各類觀點層出不窮,雖有學者認為他的一生過於複雜,無法一言以蔽之,但主流學者多認為他是值得尊敬的偉大人物。施拉姆曾在一場“毛澤東再認識”的研討會上總結說,“毛澤東雖然在掌權之後犯過嚴重錯誤甚至‘可怕之罪’,但他仍不愧為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在國內一片嘈雜聲中,或許國外知名學者的觀點可以成為一面鏡子。
“雖有過錯,仍值得尊敬”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2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毛澤東改變了一個極其落後的中國的面貌,國際知名政治家和學者對毛澤東的成就是肯定的”。
“今年是中國的毛澤東主席誕辰120週年,按東方的演算法,這已經是兩個甲子了。作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人物,毛澤東把中國從被列強蹂躪的時代中帶領出來,維護中國的自主權利,也為現在中國的發展打下基礎”,韓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教授李完范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如是說。他認為,現在中國令世界驚異的發展成果當然是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但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很難相信中國會取得現今的成就。這是中國今天隆重紀念毛澤東誕辰的意義所在。
在諸多研究毛澤東的知名學者中,羅斯·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是一本暢銷書。他在書中稱:“對於20世紀中葉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毛的主要成績在於統一了中國”,“就20世紀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而言,旨在成為主宰的人物必定是位巨人”。日本《毛澤東集》的主編竹內實也表示,毛澤東是一位以中華世界為目標奮鬥一生的人物,似乎可以說,毛澤東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全國混亂狀態和軍閥混戰。英國學者威爾遜在《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序言中指出:毛澤東對人類生活所產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超過了我們這個世紀的任何人;即使他死後,這種影響依然存在。
不過,正如英國智庫全英中國學研究所學者迪莉婭·戴溫所言,就如何評價毛澤東,傳記作家們是有分歧的。戴溫今年出版了新作《毛澤東短評》。她認為,毛澤東複雜的人生與中國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任何一言以蔽之的評價都不夠全面。她在書中寫道,毛澤東是個複雜的人,其行為互相矛盾,“他接受了外來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但是其觀點卻保持深刻的中國特色;他是個理想主義者,寫出了鼓舞人心的著作,但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帶來深重的苦難和大量的死亡”。
其實,羅斯·特裏爾也沒諱言毛的錯誤。他認為,毛有很大缺點,有較強的成見,不總是前後一致;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但在許多工作方式中表現出來的並不是值得稱道的特質。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並表彰施拉姆在毛澤東研究中的貢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毛澤東再認識”國際研討會。會上,研究毛澤東的學者露西恩·派伊稱,儘管毛澤東的一生不可避免地帶有某些歷史性缺陷,其本人也經受過許多失敗,犯過許多錯誤,但仍稱得上是一個民族英雄,值得人們尊敬。學者雷蒙·懷利則強調,毛是一位革命浪漫主義者,給中國帶來過深重災難,也留下“極其複雜”的歷史遺產,功過是非難以簡單評斷。最後,施拉姆作總結發言,他表示,在研究了中國問題和毛澤東的著作14年之後,他認同這樣一個結論,即毛澤東雖然在掌權之後犯過嚴重錯誤甚至“可怕之罪”,但仍然不愧為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
催生海外“毛澤東熱”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侃如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作為領導人,毛澤東帶頭制定了抗日、建國、平息內戰以及建國後發展經濟的重要策略。”李侃如說,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導致社會發展出現倒退,國家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前領導人鄧小平評價毛澤東是“三分過,七分功”,這七分功所指就是1956年以前的時間。
不過,1956年後也是西方研究毛澤東的高潮期。中國人民大學學者路克利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毛主義研究起步階段,六七十年代達到高潮,1993年和2003年毛澤東誕辰100週年和110週年前後,國外又出現新的毛主義熱。德國國際媒體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夫羅裏揚·盧佩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也稱,德國研究毛澤東最熱的時候是上世紀70年代。他還表示,“‘毛澤東熱’在德國和歐洲一直沒有冷卻過”。
據了解,國外毛澤東研究最早始自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文章的譯介,30年代美國記者斯諾出版《紅星照耀中國》引起美國研究毛澤東的極大興趣。之後,西方許多新聞記者到中國採訪報道。1947年,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出《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一份雜誌上。1951年,美國學者史華茲出版《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一書,提出“毛主義”這一專有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