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北京人權論壇18日在京閉幕。兩天時間內，來自聯合國以及3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高級官員、專家學者和駐華使節代表等逾百人，就“人權”這一人類永恒的話題展開坦誠交流。然而，跨越文化的障礙談論人權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中心主任研究員鮑羅季奇·弗拉基米爾·菲德洛維奇說，人權是西方人創造的一種規範價值參考標準，在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社會裏，人權制度的實質和內容存在根本性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卜衛也認為，在人權框架背後，隱藏著產生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人權話語建構及其權力關係。在大眾媒介或公共話語中，關於人權話語表現出一種“迷思”：人權是西方的，似乎不存在東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或集體的並賦有正面意義的人權。
幸運的是，在政治家、外交家、學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經常性的跨文化交流使相互理解成為可能。歐洲人權法院法官伊麗莎白·施泰納說她自己就是受益者，“通過對中國的幾次訪問和與中國學者的定期討論，我們更加深切地意識到，在面對共同的問題以及努力改善人權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永遠都不應低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說比做容易，保護和改善人權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想一下我們在歐洲花了多長時間才最終形成保護人權的共識。”伊麗莎白·施泰納強調，一個國家永遠都不應該批評另外一個國家進展緩慢，當然也不應該這樣批評中國，“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你們遭受了多少年的戰爭和貧困，知道你們擁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和複雜的經濟社會環境，發展會有多困難。”
“一些國家的悲慘經歷表明，不考慮具體的歷史背景、社會現狀、民族和宗教傳統及其他因素，一味推行民主發展的統一標準，會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烏茲別克國家人權中心主任阿克曼·薩義多夫說，如果對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及中國在過去的歲月裏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做一番客觀評估和分析，人們便可堅信，經濟發展和人權保護領域的“中國模式”具有不可置疑的實用性。
諸多與會者都注意到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中國夢”對人權提出了更高要求。荷蘭人權研究所所長湯姆·茨瓦特認為，中國如何才能促進全球人權的發展？這一問題並不是中國應該向西方人權專家進行學習的，而是西方人權專家應該向中國學習的東西。歷史上的兩次重要時刻，即歐洲的啟蒙運動和《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中國已對世界人權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實現“中國夢”，中國應該能夠作出第三次重要貢獻。
湯姆·茨瓦特表示，中國在積極與世界分享自身人權理念和觀念的基礎上，做出了更為自信的決策，這符合中國自身利益，同時也符合全球利益。一直以來，中國都在承受西方國家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批評的聲音，很多情況下這種批評都是因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所出現的人權思想爭鳴產生誤會和不甚了解造成的。通過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人權討論，中國正在從根本上消除這些偏見產生的根源。
對於人權保障來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力宇說，我們有必要通過不斷挖掘各國、各民族的人權思想和文化並加以整合，對普遍的人權觀念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解釋，從而形成本民族能夠接受的人權理念。同時，還應當積極推進跨文化的整合，求同存異，在國際人權領域達成某些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識。這樣才可能在不違背最基本的人權理念的情況下，實現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包容，使各國人權事業能在互相理解和借鑒中發展。
“我們應該在人權議題上進行開誠佈公的交流與合作。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相互學習、從長遠意義上逐漸改善人權保護狀況。”伊麗莎白·施泰納的倡議獲得了持久而熱烈的掌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