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王毅與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
2月7日，中國外長王毅與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堪培拉舉行了第四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畢曉普在會談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在全球經濟都處於轉型和不確定的時候，澳大利亞將會為中國消除疑慮，（證明）我國是一個可靠的夥伴國，並將澳中的經濟貿易聯繫作為優先發展事項之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伊始，就頒布了一系列“新政”，讓國際社會“大跌眼鏡”之餘，也讓美國的盟國猝不及防。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亞，一個月之內就領教了這位“任性”的美國總統的行事風格。當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TPP、拒絕履行與澳大利亞達成的接受難民協定，澳大利亞的擔心得到了應驗。正如澳大利亞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民調顯示，在美國大選前夕，絕大部分（接近60%）的澳大利亞受訪民眾認為，一旦特朗普當選，澳美同盟關係將會削弱。
澳美同盟是冷戰後亞太秩序的一部分
澳美同盟關係發端于20世紀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時期，正式締結于20世紀50年代冷戰初期，至今已經過去了60多年。澳美同盟服務於兩國的國防安全戰略需要，成為各自外交戰略的重要部分。21世紀初，澳大利亞又構成美國“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的重要節點。
維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是澳大利亞兩黨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石。澳大利亞與美國結盟，可以獲得以下戰略回報：首先，冷戰時期依靠與美國的同盟，澳大利亞免遭蘇聯向南太平洋地區進行軍事擴張的威脅。其次，美國的軍事保護，特別是核保護傘，為澳大利亞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強大的安全保障。第三，借助美國的全球公共產品，特別是自由開放的貿易機制和貨幣體系，澳大利亞得以順利進入國際產業分工和能源供應、貿易市場。第四，通過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結盟，澳大利亞得以在一些重大的全球和地區國際事務中獲得了話語權以及地區代理人身份。這些都是澳大利亞藉以維繫強大而穩定的澳美同盟關係所獲得的優質資產。
但是，縱觀60年來澳美同盟關係發展的進程，可以發現以下兩大顯著特點。
其一，同盟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為美強澳弱，美主澳從。為了服從於美國的全球和地區戰略，澳大利亞必須與美國保持高度一致。從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到21世紀初期的反恐戰爭，澳大利亞均如影隨形，參加了美國發起的歷次海外軍事行動。這種“唯美是從”的做法，嚴重影響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獨立性。
其二，同盟的困境。同盟如同拴在一起的“囚犯”。特別是小國與大國結盟，小國往往會付出比大國更多的代價。小國如果選擇強化同盟，會招致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外敵的仇恨和報復。例如，澳大利亞參與歷次美國主導的海外戰爭所付出的犧牲，以及因為對美國反恐政策的支援而招致恐怖主義對澳大利亞國民人身財產和本土安全的威脅。特別是澳大利亞很難調和它在亞洲的地理及經濟上的巨大利益與二戰後在戰略和歷史文化上與美國的一致性之間的矛盾。
反之，如果選擇放鬆與美國的同盟，可能會使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富有的中等國家面臨極大的國家安全風險，即使這種風險只是假設的或者潛在的。
中國的崛起與澳大利亞的繁榮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的快速崛起極大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和國際關係樣式，對傳統的澳美同盟關係也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澳大利亞再次來到抉擇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擴大了澳大利亞資源型商品和服務業的出口，催生了澳大利亞的“礦業繁榮”，使其成功躲過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目前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且遙遙領先於第二名。2014年，中澳雙邊貿易額超過1500億澳元，澳大利亞實現439億澳元的貿易盈餘。2015年中澳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雙邊經貿關係持續深化。2016年，《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提高了澳大利亞企業的競爭優勢，促進了澳大利亞的出口，為澳大利亞增加了新的工作崗位。
值得一提的是，《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簽署的貿易協議中最為優惠的，澳大利亞出口商被置於最為有利的位置。儘管受惠于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對澳大利亞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亞對中國市場高度依賴，大量資源出口也在澳國內引發“資源民族主義”思潮。同時，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大規模投資（2014年為299億澳元，是澳大利亞排名第5大外來投資國）引發澳國民對中國國有資本企圖“收購”澳敏感企業和農場的擔憂。
尋求安全與繁榮之間的道路
澳大利亞一直實行政經分離的政策，遊走于中美之間。安全戰略上選擇美國，追隨美國的亞太政策；經濟政策上則搭乘中國發展的高速列車，試圖分享紅利。但澳大利亞政府也清楚，無限制地強化澳美同盟或危及與中國的經濟互惠關係，會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社會福利和繁榮產生負面影響；而澳大利亞若放棄乃至削弱澳美同盟，不僅會動搖二戰之後的澳大利亞外交政策基石，亦會加深澳大利亞國民的不安全感，因此執政黨在這個問題上非常謹慎。
修補對華關係與維護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亞政府雙管齊下的措施。特朗普力推的“美國優先”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希望推卸對盟國責任的想法。美國的這一政策轉向，意味著“亞太再平衡”戰略面臨調整。對盟國而言，這樣的政策調整將產生類似于第二次“尼克松主義”震撼，澳大利亞首當其衝。面對可能的新格局下，澳大利亞或重新審視原有的“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適時修補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在“利益共同體”框架下管理中澳關係
就在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議（TPP）之後不久，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隨即宣佈邀請中國加入。澳大利亞對中國力推的泛太平洋貿易協定表示支援。之前澳大利亞已經加入了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澳大利亞這次充分利用第四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在堪培拉舉行的機會，提升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
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與中國外長王毅舉行的會談中表示，中澳關係良好密切，強勁有力；中國是澳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澳方希望繼續成為中國可信賴的合作夥伴，不斷拓展和深化經貿、創新、產能、能源、人文等領域合作，加快對接澳“北部大開發”計劃與“一帶一路”建設，將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提升至新的水準，反映出澳大利亞政府加大對中國“下注”的一面。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著名學者休·懷特指出，面對美國新政府執政後的種種推卸責任的做法，澳大利亞不得不放棄“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公開承認和維護中國作為的地區領導者角色。但我們必須認知道，即便中澳接近，也並不代表澳大利亞將完全拋棄美國。
筆者在與澳洲學者以及官員的接觸中深刻地了解到，作為一種理性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亞的最佳選擇是“尊重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不觸碰中國所設定的紅線，維持並推進兩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良性交往”。同時，我們也應該預計，隨著特朗普內政外交的局面趨於穩定，傳統的同盟關係重新成為澳大利亞政府的優先政策選項時，中國應有充分的應對措施，在充分理解澳大利亞對於國家安全合理關切的基礎上，擱置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議，將中澳關係置於“利益共同體”的總體框架內加以管理。
（喻常森，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培育基地—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大洋洲藍皮書—大洋洲發展報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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