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是指存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域稱謂，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旅遊絕品線路，它蘊藏著開發不盡的文化遺產。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戰中後期最為興盛。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
川藏茶馬古道始於唐代，東起雅州邊茶產地雅安，經打箭爐（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薩，最後通到不丹、尼泊爾和印度，全長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是古代西藏和內地聯繫必不可少的橋梁和紐帶。
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 于西元六世紀後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思茅、普洱，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市、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普洱是茶馬古道上獨具優勢的貨物產地和轉机集散地，具有著悠久的歷史。
研究模式及意義
“茶馬古道”的命名人木霽弘以及雲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周重林，聯名發表文章，《茶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義》，他們以為：
第一、茶馬古道是當今世界上地勢最高的貿易通道。
第二、茶馬古道從來都是民族融合與和諧之道，它見證著中國乃至亞洲各民族間千百來因茶而締結的血肉情感。藏族史詩《格薩爾》說“漢地的貨物運到藏區，是我們這裡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是藏族人民對茶以及茶馬古道最深刻的理解。西北遊牧民族同樣如此。
第三、茶馬古道是民族遷徙的走廊，它為人類尋找永恒的家園提供了許多實證。發源於青海的瀾滄江，流經西藏，入雲南，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最後從越南奔向南海。正是在瀾滄江流域出產的雲南大葉種茶葉的遠征，聯動了中外民族之間的經濟以及文化交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諸多文化的淵源。儘管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茶馬古道上有眾多的民族，但這些民族的第二語言統一在西南官話下，這是世界文明傳播史上罕見的實例，無疑是茶馬古道又一大貢獻。
第四、茶馬古道是佛教東傳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馬古道上，多元文化開始融合。商品承載著文化，茶馬古道同時也是一條宗教道路，教徒與商人相伴而行，為這些區域帶來了不同的信仰。比如通過藏傳佛教在滇西北的傳播，進一步促進了納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經濟及文化交流，增進了幾個民族之間的友誼。
起源介紹
在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帶的叢林草莽之中，綿延盤旋著一條神秘的古道，
這就是世界上地勢最高的文明文化傳播古道之一的“茶馬古道”。 其中麗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劍川縣的沙溪古鎮、祥雲縣的雲南驛、普洱市的那柯裏是保存較完好的茶馬古道遺址。
茶馬古道起源於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因康藏屬高寒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區，需要攝入含熱量高的脂肪，但沒有蔬菜，糌粑又燥熱，過多的脂肪在人體內不易分解，而茶葉既能夠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熱，故藏民在長期的生活中，創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而在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但供不應求，而藏區和川、滇邊地則產良馬。於是，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即“茶馬互市”便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川滇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南來北往，流動不息，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趨繁榮，形成一條延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雲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縣）、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幹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幹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範圍內。也有的學者認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並不處於茶馬古道的主幹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
歷史上的茶馬古道並不只一條，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路。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遠達歐洲。三條大道中，以川藏道開通最早，運輸量最大，歷史作用較大。本文僅就川藏茶馬古道論述，它道則非本文所及。
茶馬古道中的滇、藏路線是：西雙版納-普洱-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德欽-察隅-邦達-林芝-拉薩。到達拉薩的茶葉，還經喜馬拉雅山口運往印度加爾各達，大量行銷歐亞，使得它逐漸成為一條國際大通道。這條國際大通道，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歷史發展
據史料記載，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傳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從唐代開始，歷代統治者都積極採取控制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至德元年（西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北宋時代，茶馬交易主要在陜甘地區，易馬的茶葉就地取于川蜀，並在成都、秦州（今甘肅天水）各置榷茶和買馬司。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復了茶馬政策，而且變本加厲，把這項政策作為統治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換茶葉120斤。明萬曆年間，則定上等馬一匹換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這樣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市場的興旺與繁榮。至清代，茶馬治邊政策有所鬆弛，私茶商人較多，在茶馬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終止。
茶馬交易治邊制度從隋唐始，至清代止，歷經歲月滄桑近千年。在茶馬市場交易的漫長歲月裏，中國商人在西北、西南邊陲，用自己的雙腳，踏出了一條崎嶇綿延的茶馬古道。
所謂茶馬古道，實際上就是一條地道的馬幫之路。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100多公里；另一條路線從雲南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經大理、麗江、中旬、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然後再經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800多公里。在兩條主線的沿途，密布著無數大大小小的支線，將滇、藏、川“大三角”地區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萬辛勤的馬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風餐露宿的艱難行程中，用清悠的鈴聲和奔波的馬蹄聲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寧靜，開闢了一條通往域外的經貿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謀生的特殊經歷，造就了他們講信用、重義氣的性格；鍛鍊了他們明辨是非的勇氣和能力。他們既是貿易經商的生意人，也是開闢茶馬古道的探險家。他們憑藉自己的剛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澆灌了一條通往茶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險之路和人生之路。
歷史已經證明，茶馬古道原本就是一條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馬幫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與死的體驗之旅。茶馬古道的艱險超乎尋常，然而沿途壯麗的自然景觀卻可以激發人潛在的勇氣、力量和忍耐，使人的靈魂得到昇華，從而襯托出人生的真義和偉大。不僅如此，藏傳佛教在茶馬古道上的廣泛傳播，還進一步促進了滇西北納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增進了民族間的團結和友誼。沿途上，一些虔誠的藝術家在路邊的岩石和瑪尼堆繪製、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薩和高僧，還有神靈的動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種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藝術造型為古道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種精神上的神聖和莊嚴，也為那遙遠的地平線增添了幾許神秘的色彩。從久遠的唐代開始，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歷經歲月滄桑一千餘年，茶馬古道就像一條大走廊，連接著沿途各個民族，發展了當地經濟，搞活了商品市場，促進了邊貿地區農業、畜牧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沿途地區的藝術、宗教、風俗文化、意識形態也得到空前的繁榮和發展。
如今，在幾千年前古人開創的茶馬古道上，成群結隊的馬幫身影不見了，清脆悠揚的駝鈴聲遠去了，遠古飄來的茶草香氣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馬古道上的先人足跡和馬蹄烙印，以及對遠古千絲萬縷的記憶，卻幻化成華夏子孫一種崇高的民族創業精神。這種生生不息的拼搏奮鬥精神將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雕鑄成一座座永恒的豐碑，韆鞦萬代閃爍著中華民族的榮耀與光輝。
●舊時，昌都溝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長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西元7世紀，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內金沙江上架設鐵橋，打通了滇藏往來的通道。
●宋代，“關陜盡失，無法交易”，茶馬互市的主要市場轉移到西南。
●元朝，大力開闢驛路、設置驛站。
●明朝繼續加強驛道建設。
●清朝將西藏的郵驛機構改稱“塘”，對塘站的管理更加嚴格細緻。
●清末民初，茶商大增。
●抗日戰爭中後期，茶馬古道成為大西南後方主要的國際商業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為藏東的商貿中心。
●茶馬古道歷史線路主要有三條：即青藏線（唐著古道）、滇藏線和川藏線 。
●滇藏線茶馬古道出現在唐朝時期，它大致與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從今雲南大理出發，北上至劍川，再北上到麗江，過鐵橋城繼續沿江北上，經錛子欄至聿賚城，前行到鹽井，再沿瀾滄江北上至馬兒敢（今西藏芒康）。左貢，分兩道前往西藏：一道經由八宿邦達、察雅到昌都；一道徑直由八宿至波密，過林芝前往拉薩。
●歷史上滇藏線茶馬古道有三條道路：一條由內江鶴麗鎮汛地塔城，經過崩子欄、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條白劍川協汛地維西出發，經過阿得酋、再與上一條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條由中甸出發，經過尼色落、賢島、崩于欄、奴連奪、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與今滇藏線接近。
形成過程
川藏古茶道形成過程
唐宋時期，內地輸往藏區的茶葉主要是青藏道。從明代開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興起，促使川藏沿線商業城鎮的興起和西藏和內地的聯繫，川藏茶道既是一條經濟線，也是一條政治線、國防線，使外國勢力再也無力把西藏從我國分離出去。
我國茶葉產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區都不產茶葉。四川則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種茶、飲茶的發源地。秦漢以前，只有四川一帶飲茶和有茶的商品生產。到唐代形成了我國盛產茶葉的局面，並從唐代開始，四川綿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葉，就從其他地區的茶葉流入西藏地區，開始了藏族人民飲茶的歷史，出現了茶葉輸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區與中原地區往來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對外擴張，除南線爭奪南沼外幾乎都是經青海地區，北線爭奪河西、隴右、西線爭奪安西四鎮，東線爭奪劍南、唐蕃之間的和親、問聘等使臣往來，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邏些（今拉薩）。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經青海入藏。總之，唐代中原與西藏地區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內地茶葉輸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隨著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區處於分襲狀態，青藏道已失去的軍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葉傳入藏區以後，茶葉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飲的畜牧人民皆飲茶成風。西北各族紛紛在沿邊賣馬以購買茶葉，而宋朝為了獲得戰馬，便決定在西北開展茶馬貿易，出賣茶葉，購買戰馬。北宋熙寧以後便在四川設置茶馬司，將四川年產3000萬斤茶葉的大部分運往甘肅、青海地區設置數以百計的賣茶場和數十個買馬場，並規定名山茶只許每年買馬不得它用，每年買馬達15000匹以上。從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軍事政治要道成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陳觀潯說，唐宋以來，內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為正驛，蓋開之最早，唐以來皆由此道”。
從明朝開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時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門（今天全）等地與吐蕃等族開展茶馬貿易，但數量較少，所賣茶葉只能供應當地少數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規定於四川、陜西兩省分別接待雜甘思及西藏的入貢使團，而明朝使臣亦分別由四川、陜西入藏。由於明朝運往西北輸入藏區的茶葉僅佔全川產量的十分之一，即100萬斤，支付在甘青藏區“差發馬”所需茶葉，其餘大部川茶，則由黎雅輸入藏區。而西藏等地藏區僧俗首領向明廷朝貢的主要目的又是獲取茶葉。因此，他們就紛紛從川藏道入貢。“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五千余裏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明太祖實錄》卷251）。於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設茶倉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輸茶課乃輸碉門茶課司，余就地悉送新倉收貯，聽商交易及與西蕃市馬”天順二年（1458）五年，明朝規定今後鳥思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茶馬司支給。又促使鳥思藏的貢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貢，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貢。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確規定鳥思藏讚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和附近鳥思藏地方的藏區貢使均由四川路入貢。而明朝則在雅州、碉門設置茶馬司、每年數百萬斤茶葉輸往康區轉至鳥思藏，從而使茶道從康區延伸至西藏。而鳥思藏貢使的往來，又促進了茶道的暢通。於是由茶葉貿易開拓的川藏茶道同時成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進一步加強了對康區和西藏的經營，設置臺站，放寬茶葉輸藏，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之地，更使川藏茶道進一步繁榮。這樣，在明清時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馬鞍山、瀘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滎經越大相嶺、飛越嶺、瀘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經雅江、裏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經乾寧、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與南路會合至拉薩的北路茶道。這條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薩的茶道，既是明清時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嶇難行，開拓十分艱巨。由雅安至康定運輸茶葉，少部分靠騾馬馱運，大部分靠人力搬運，稱為“背背子”。行程按輕重而定，輕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暫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撐背子歇氣。杵頭為鐵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塊上，天長日久，石上留下窩痕，至今猶清晰可見。從康定到拉薩，除跋山涉水之外，還要經過許多人煙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遼闊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兩馬相逢，進退無路，只得雙方協商作價，將瘦弱馬匹丟入懸岩之下，而讓對方馬匹通過。要涉過洶湧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長途運輸，風雨侵襲，騾馬馱牛，以草為飼，馱隊均需自備武裝自衛，攜帶幕帳隨行。宿則架帳餐飲，每日行程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氣稀薄，氣候變化莫測，民諺說：“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難的景況。川茶就是在這艱苦的條件下運至藏區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漢藏人民在這樣艱苦條件下開拓的。川藏茶道的開拓，也促進了川藏道沿線市鎮的興起。 大渡河畔被稱為西爐門戶的瀘定，明末清初不過是區區“西番村落”，境屬沈村，烹壩，為南路邊茶入打箭爐的重要關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鐵索橋。外地商人云集瀘定經商。到宣統三年（1911）設為縣治，1930年已有商賈30余家，成為內地與康定貨物轉輸之地。
康定在元時尚是一片荒涼原野，關外各地及西藏等處商人運土產至此交換茶葉布匹，只得塔帳篷豎鍋樁，權作住宿之處，明代才形成一個村落。隨著藏漢貿易南移，逐漸發展成為邊茶貿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爐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鹹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從此“漢不入番，番不入漢”的壁壘打破，大批藏商越靜寧山進入康區，大批的陜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區。內外漢蕃，俱集市茶。這個因茶葉集市而興起的城市，藏漢貿易通過“鍋莊”為媒介，雍正至乾隆時期，鍋莊由13家發展48家，商業相當繁榮。成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還有裏塘、巴塘、道孚、爐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興起而發展為商業城鎮的。總之，川茶輸藏是促進川藏交通開拓和川藏高原市鎮興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線既是一條經濟線，也是一條政治線、國防線。它把我國內地同西藏地區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再也無力把西藏從我國分離出去。
鴉片戰爭以後，英帝國主義為了侵略西藏，就力圖使印茶取代華茶在西藏行銷。他們認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邊茶的地位，英國即可壟斷西藏之政治與經濟。為此，英帝國主義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薩，強迫印茶輸藏。從此，川茶又成為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對印茶銷藏，保護川茶銷藏，成了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重要內容。當時西藏人民為了國家利益，寧願以高出印茶十來倍的價格購買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臨印茶銷藏帶來的政治經濟危機，更是竭力主張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還親自出面向清廷呼籲，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動，制止印度茶銷藏。清朝四川總督劉秉璋更是主張力禁印茶行藏，免貽後患無窮。清廷奉命與英國談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張蔭棠從川藏茶利，漢藏經濟，政府收稅，以及茶農茶商利益考慮，亦力主反對英國在西藏侵銷印茶，保護川茶銷藏。其後川督趙爾豐為了反對英帝侵略西藏，保衛邊疆，則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支援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川茶，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打破邊茶不出爐關的限制。並在裏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減少中間環節，迅速將川茶運往西藏。四川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鬥爭武器。民國時期，由於國內內戰，印茶乘機大量銷入藏區，西藏地方上層在英帝國主義的煽動下進攻川邊地區，四川與西藏發生軍事衝突。雙方的親密聯繫有所削弱，唯川茶仍暢行于川藏之間。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川茶更成為一種“國防商品”，溝通內地與西藏的重要經濟聯繫，並借此而增進了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的政治關係和漢藏民族團結。
茶馬司
以茶易馬，是我國歷代統治階段長期推行的一種政策。即在西南（四川、雲南）茶葉產地和靠近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交通要道上設立關卡，制訂“茶馬法”，專司以茶易馬的職能，即邊區少數民族用馬匹換取他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葉。
據史籍所載，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經略安撫使王韶在甘肅臨洮一帶與人木徵作戰，需要大量戰馬，朝廷即令在四川徵集，並在四川四路設立“提興茶馬司”，負責從事茶葉收購和以茶易馬工作，並在陜、甘、川多處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沿邊少數民族只準與官府（茶馬司）從事以茶易馬交易，不準私販，嚴禁商販運茶到沿邊地區去賣，甚至不準將茶籽、茶苗帶到邊境，凡販私茶則予處死，或充軍三千里以外，官員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嚴酷，目的在於通過內地茶葉來控制邊區少數民族，強化他們的統治。這就是“以茶治邊”的由來。但在客觀上，茶馬互市也促進了我國民族經濟的交流與發展。
宋朝以後，除元朝因蒙古盛產馬匹無此需要，而未實行“茶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設立專門的“茶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雲南西部增設北勝州茶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廢止。
歷史線路
茶馬古道主要有三條線路：即青藏線（唐蕃古道）、滇藏線和川藏線，在這三條茶馬古道中，青藏線興起于唐朝時期，發展較早；而川藏線在後來的影響最大，最為知名。這三條道路都與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滇藏線和川藏線必須經過昌都，它們的發展是與茶馬貿易密切相關的。
滇藏線茶馬古道出現在唐朝時期，它與吐蕃王朝向外擴張和對南詔的貿易活動密切相關西元678年，吐蕃勢力進入雲南西洱海北部地區。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詔設置官員，向白蠻、烏蠻徵收賦稅，攤派差役。雙方的貿易也獲得長足的發展，茶馬貿易就是重要內容之一。南詔與吐蕃的交通路線大致與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從今雲南大理出發，北上至劍川，再北上到麗江，過鐵橋城繼續沿江北上，經錛子欄至聿賚城，前行到鹽井，再沿瀾滄江北上至馬兒敢（今西藏芒康）、左貢，分兩道前往西藏：一道經由八宿邦達、察雅到昌都；一道徑直由八宿至波密，過林芝前往拉薩。
歷史上滇藏線茶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條由內江鶴麗鎮汛地塔城，經過崩子欄、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條由劍川協汛地維西出發，經過阿得酋、再與上一條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條由中甸出發，經過尼色落、賢島、崩子欄、奴連奪、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與今滇藏線接近。
茶馬古道在雲南境內的起點就是唐朝時期南詔政權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麗江、中甸、阿墩子（德欽）等地是茶馬貿易十分重要的樞紐和市場。滇藏線茶馬貿易的茶葉，以雲南普洱的茶葉為主，也有來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葉。滇藏線茶馬貿易有自己的特點，由雲南內地的漢商把茶葉和其他物品轉運到該地轉銷給當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販運商人，又從當地坐商那裏購買馬匹或者其他牲畜、土特產品、藥材，運至麗江、大理和昆明銷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換取以茶葉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運輸工具主要是騾馬和牦牛等。
歷史特點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並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繫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麼，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麼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並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後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並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並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於昌都是位於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複合文化特點，它並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繫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繫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薈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佈。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徵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於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週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從分佈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西藏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佈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線範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並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複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雲、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餘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雲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張其勤的《爐藏道裏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幹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曆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裏。”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係和民族團結的象徵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並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繫並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裡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係和民族團結的象徵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裡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於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後宗教信仰標誌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澱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裡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澱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裡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裡既有民族文化的衝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繫並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並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
歷史作用
紐帶作用
茶馬古道是一條政治、經濟紐帶。促進了西藏與祖國的統一和藏漢人民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通過這條古道，不僅使藏區人民獲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內地出產的物品，彌補了藏區所缺，滿足了藏區人民所需。而且讓長期處於比較封閉環境的藏區打開了門戶，將藏區的各種土特產介紹給內地。形成了一種持久地互補互利經濟關係。這種互補關係使藏漢民族形成了在經濟上相依相成，互相離不開的格局。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藏區與祖國的統一，藏、漢民族的團結。在歷史上，宋朝、明朝儘管未在藏區駐紮一兵一卒，但卻始終與藏區保持不可分割的關係，令藏區各部歸服，心向統一。其中茶馬古道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經濟發展
茶馬古道帶動了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沿著這條道路、伴隨茶馬貿易不僅大量內地的工農業產品被傳入藏區豐富了藏區的物資生活，而且內地的先進工藝、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進入藏區，推動了藏區經濟的發展。例如因茶葉運輸的需要，內地的製革技術傳入藏區，使藏區的皮革加工工業發展起來；又如因商貿的發展，內地的淘金、種菜、建築、金銀加工等技術和技工大量經由此道輸入，推動了藏區農作技術、採金技術和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由於交易物品的擴展，藏區的蟲草、貝母、大黃、秦芄等藥材被開發出來，卡墊、毪子和民族手工藝品生產也被帶動起來，有了很大的發展。據統計，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其中一半經由茶馬古道運往了藏區。明代經由黎雅、碉門口岸交易的川茶達3萬引，佔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達1400萬斤以上。同時，大批的藏區土特產也經由此路輸出。據1934年統計，由康定入關輸向內地的有麝香4000斤、蟲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銀400余萬兩⑩。可見漢藏貿易規模之大。在這一貿易的帶動下，藏區商業活動迅速興起，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達倉"、"三多倉"、"日升倉"等（倉，藏語意為家。這裡用作商號）；出現了集客棧、商店、仲介機構為一身的特殊經濟機構－－鍋莊。康巴處於條大道的中心，受這種環境的熏陶，最早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養成了經商的習慣。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幹，由此遠近聞名。
藏區興起
促進了藏區城鎮的興起和發展。茶馬古道上的許多交易市場和馱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點，在長期的商貿活動中，逐漸形成為居民幅湊的市鎮。促進了藏區社會的城鎮化發展。如打箭爐在元代尚為荒涼的山溝。明代開碉門、岩州茶馬道後，這裡逐漸成對大渡河以西各馱隊集散之地，清代開瓦斯溝路，建瀘定橋，于其地設茶關後，迅速成為"漢番幅湊，商賈雲集"的商業城市。西藏和關外各地的馱隊絡繹不絕地來往於此，全國各地的商人在這裡齊集。形成了以專業經營的茶葉幫，專營黃金、麝香的金香幫，專營布匹、哈達的邛布幫，專營藥材的山藥幫，專營綢緞、皮張的府貨幫，專營菜食的幹菜幫，以及專營鴉片、雜貨的雲南幫等。出現了48家鍋莊，32家茶號以及數十家經營不同商品的商號。興起了縫茶、製革、飲食、五金等新興產業。民居、店舖、醫院、學校、官署、街道紛紛建立，形成為一座聞名中外的繁榮熱鬧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於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條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亦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而成為康區重鎮和漢藏貿易的又一中心。
文化交流
溝通了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商旅、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同時，也使大量的漢、回、蒙、納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軍進入藏區。在長期的交往中，增進了對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親和感，形成了相容並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馬古道上的許多城鎮中，藏族與漢、回等外來民族親密和睦，藏文化與漢文化、伊斯蘭文化、納西文化等不同文化並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現複合、交融的情況。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輝煌的喇嘛寺，也有關帝廟、川主宮、土地祠等漢文化的建築，有的地方還有清真寺、道觀。各地來的商人還在城裏建立起秦晉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等組織，將川劇、秦腔、京劇等戲劇傳入藏區。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日被共同歡慶；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漢藏聯姻的家庭在這裡大量產生。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茶馬古道之上。
束河茶馬古道戀曲
要進束河古村，村口的青龍橋是必經之路。雖然它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卻依然寬闊平整。清得發藍的青龍河從橋下流過，河邊有茂密的白楊樹和柳樹。白的梨花、紅的海棠花和桃花年年開放，為村裏人提供香甜的果實。這家鄉的美味，是古道藏客和走四方的束河皮匠永遠的記憶。
沿青龍橋向西走，有一條五花石板路，石頭上暗紅的線條至今可見。老人說，這是束河一幫常年奔波在茶馬古道上的商人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捐資鋪砌的。因他們常和藏人做生意，當地人叫他們“藏客”。束河街是他們的牽掛，也是他們商旅生涯的起點和最終的期盼。
束河像一個街心大花園，有四條巷道從束河街上向四面延伸出去。向東的一條穿過麗江古城，往南的一條通往古濟行政村，往北的一條通向白沙行政村，往西北的一條是過去通往迪慶藏區的要道，即“茶馬古道”。
沿著源自九鼎龍潭和坡底小潭的小河，藏客走上兩條艱險的商旅古道：一條從松雲村通往西南方向的古關隘黃山哨，從拉市到石鼓、巨甸、魯甸，翻越栗地坪，過維西保和鎮，到瀾滄江邊後，沿江北上，過燕子岩棧道，到德欽後再從溜筒江過溜索進藏；第二條路，從九鼎龍潭和坡底小潭邊經過，蜿蜒伸向西部的玉龍雪山。經過文海村直達麗江龍蟠，渡金沙江，翻越十二欄杆，到中甸縣城，然後過上橋頭，從奔子欄用獨木舟渡江，翻越白茫雪山抵德欽城，然後再從溜筒江過溜索，翻梅裏雪山進藏。兩條古道行程各六千里，走一趟需要三個多月。
棧道、溜索、雪山，古道上的每處險路都可能是藏客的歸宿。在他們勇敢而壯美的一生中，往往需要浪漫的牽掛，一些藏客在家娶一個“披星戴月”勤勞孝順的姑娘，在藏區娶一個溫柔賢良的“卓瑪”。遠隔千山萬水，許多納西姑娘和卓瑪一輩子沒見過面，確都會在心裏寬容甚至感激對方，在那個“把頭別在腰帶上”的男人身上，傾注悠長的思念。這樣的傳統如今已不存在，但因藏客而成為親戚的納西人和藏人卻常常在束河相聚。因此在束河喝到純正的酥油茶並不是一件難事。
藏客走過的茶馬古道有跡可尋，而源自束河的另一條古道卻從來沒有蹤影，這條無形的道上走著另一群人，他們“只要一把錐子，一扎紗線就能走遍天下”，他們是束河皮匠。
三種宗教的和諧相處
三種宗教在康定和諧相處
在中國西南，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大雪山中段，坐落著一個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小城——康定。從19世紀60年代起，小城內就形成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並存的格局，100多年的傳教歲月中，始終和睦相處，成為美談。 清真寺現在的阿訇是38歲的馬澤志，他仍記得2003年4月康定天主教堂新神甫李倫即位時，邀請他以及各個宗教的代表參加即位儀式時的熱鬧場面。
1646年，有回族人開始到康定謀生，現在，康定縣城共有常住的穆斯林400余人，在清真寺的隔壁，當地還專門修建了回民小學。72歲的回族大媽陳鳳雲正在清真寺內為即將到來的“開齋節”做準備，她有許多藏族朋友，有的信仰藏傳佛教、有的信仰天主教，“我們的關係很好啊，都是很要好的朋友。”陳大媽說。 據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局副局長張建泉介紹，他在康定從事宗教工作15年，很少碰到各個宗教之間發生衝突。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在歷史上曾是繁榮一時的商業貿易中心。700年以來，藏商把從西藏帶來的麝香、蟲草、黃金、馬匹帶到康定，與內地商人帶來的茶葉、絲綢進行交易。正是這種民族間貿易的興盛，造就了各民族在康定的大融合。 距離清真寺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康定的天主教堂。1860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丁盛榮受羅馬教廷之命赴西藏傳教，途中受阻，返回康定，在康定北郊設堂傳教，拉開天主教在康定的傳教歷史。 現在，全縣城300多天主教信徒中，藏族信徒佔到了200人。天主教堂神甫李倫說：“雖然全縣城3萬多人口中信仰藏傳佛教的人佔到了絕大多數，但是當地政府積極保護信仰者較少的宗教，這裡有很好的宗教信仰環境。” 距離康定天主教堂約150多米的地方，是當地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安覺寺，已有380多年的歷史。 安覺寺的鐵棒喇嘛汪甲告訴記者，在康定，不管你是信仰藏傳佛教也好，信仰伊斯蘭教、天主教也好，大家都應該是平等和團結的。“如果其他宗教的信徒來到我們寺廟，我們也會熱情向他介紹。我們絕不會強迫任何人來信仰我們自己的宗教。” 在安覺寺內，65歲的藏族大媽次乃正在轉經筒前轉經，圍著轉經筒一圈又一圈，默默唸經文。 “我們信教是個人的觀點，都是為了行善嘛。不同的宗教只不過觀點不一樣，但都是為了做好事。”次乃說。
歷史文化價值
★昌都地區蘊藏著三江並流、高山峽谷、神山聖水、地熱溫泉，野花遍地的牧場、炊煙嫋嫋的帳篷，以及古老的本教儀軌、藏傳佛教寺廟塔林、年代久遠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畫，還有色彩斑斕的風土民情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遊資源。
★茶馬古道是昌都地區自然與人文旅遊的一條重要線索，自然界奇觀、人類文化遺產、古代民族風俗痕跡和數不清、道不盡的纏綿悱惻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馬古道上。它是歷史的積澱，蘊藏著人們千百年來的活動痕跡和執著的嚮往。
★茶馬古道穿過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間的民族走廊地帶，是多民族生養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繹歷史悲喜劇的大舞臺，存在著永遠發掘不盡的文化寶藏，值得人們追思和體味。
★ 茶馬古道上的旅遊是口歸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諧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險和發現之旅。
★茶馬古道旅遊開發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諸如交通和運輸設施、滿足食宿需要的賓館飯店建設、用電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時大力開發旅遊產品，從而帶動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昌都地方的經濟活起來。
社會經濟價值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最特殊的地域名稱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的陸上交通大動脈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對外開放的金鑰匙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大開發的重要基石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經濟大繁榮的命脈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旅遊發展的著力點
旅遊開發的機遇
☆國內外旅遊業蓬勃發展的大趨勢
☆我國加入WTO為昌都旅遊業發展帶來難得的機會
☆西部大開發為昌都旅遊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現代茶馬古道
☆公里幹線的修築，替代了過去“茶馬古道”的功能。
☆“兩橫一縱”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幹”字形的現代“茶馬古道”。
在專家學者眼中，茶馬古道是雲南、四川與西藏之間的古代貿易通道，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藥材交易。它是中國歷史上對外交流的第五條通道，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地位。
然而，在專家眼中與“絲綢之路”同等重要的茶馬古道，卻在時光的荏苒中沉寂過許多年。隨著現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發達，茶馬古道早已被214、317、318國道所代替。
“在絲綢之路受到世界關注，被學者、專家們爭相研究，並引發旅遊熱潮的時候；在絲綢之路已名滿天下時，茶馬古道卻倍受冷落，默默地在深山密林之中。”專門研究茶馬古道的專家木霽弘說，茶馬古道的沉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它的僻遠艱險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雖然沉寂多年，但今日茶馬古道“熱”起來並不是沒有它的理由。
“茶馬古道是中華民族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旅遊愛好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木霽弘分析說，“古道本身的歷史、文化韻味且不說，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風光、民俗、文化差異，就能吸引不少人。”
“以茶文化為主要特點，茶馬古道成為了一道文化風景線。”北京大學學者陳保亞告訴記者，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交通要道，更是歷史文化的載體。如伴隨茶馬古道而生的馬幫文化、藏茶文化、商貿文化，因茶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現在，茶馬古道本身就是一種文化。”
從2005年馬幫進京開始到現在，普洱茶已經成為了一個從中國茶界到普通大眾的一個響噹噹的詞，誠如福村梅記普洱茶的出現，打通了電商網購的普洱“茶馬古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 責任編輯：王文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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