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天津度過的，這段時間應該是一個人成長最關鍵的時期，在您的思想性格形成中，什麼事最讓您難忘？
鄭漢鈞：我祖籍廣東，父親是香港人，80多年前他跟朋友北上，在天津和北京兩地開了幾家電影院，我是在天津出生的，應該算是老天津人，出生後有一段時間跟著父母搬到北京，直到上小學五年級，又回到天津讀書，在這裡讀了中學、大學，所以對天津特別有感情。
在天津我念的是正德小學，按照我母親的觀念，家裏生活就是再清苦也要讓孩子受最好的教育，雖然我母親也在一所學校裏教書，但為了讓我學好英文，她寧願花錢讓我到新學中學讀書，那裏有很好的英籍教師。這的確讓我學了不少東西，也跟老師學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特別是戰爭期間的募捐活動，讓我體會了幫助他人的快樂。記得在我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在學校後面開辦了一個民眾義務學校，許多家境貧窮、白天要打工的年輕人會在晚上到這裡來學習，我就和我的同學利用業餘時間到這裡來教書，我有兩年的時間負責教初中的英文，雖然時間很緊張、工作很辛苦，但我卻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奮鬥、努力、向上的精神，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也培養了我樂於助人的品德，現在回想起來，這段生活仍讓我覺得特別快樂、特別受益。
我大學畢業後學校本來希望我留校任教，但是我想在工作之前應該到我的祖籍廣東去看看。沒想到我到香港生了場大病，陰錯陽差地就留在了香港，一呆就是五十八年。也正因如此，我整個的人生軌跡因為環境的不同而不同了。
記者：聽說您剛到香港時處境很難，您卻沒有退縮，是什麼讓您支撐了下來？
鄭漢鈞：到香港後，我要生存下去的首要問題是要找一份工作。當時在香港找事情做很不容易，我的大學學歷在香港人家根本不承認，他們承認的是英國學歷，怎麼辦？我當時自己的目標很明確，我要的是工作，而不是讀書。要想獲得當時社會的認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參加英國皇家結構工程師學會會員的資格考試。於是，我就報名參加考試。說實話，我真應該感謝我的母校，再加上我個人一貫的努力和優異的成績，憑著我在國內所學知識和不錯的英文基礎，在全英國及其聯邦的英國皇家結構工程師學會會員中級試考核中，我竟考取了全球範圍的第一名。這下讓我信心大增，那種民族自豪感也更強，我想只要我努力勤奮，我不僅不會比別人差，而且還會是最好的。
記者：這應該算是您事業的開端，在那之後是不是就一帆風順了？
鄭漢鈞：有了資格的認證，在香港我就可以從事我喜歡的工作了，特別是在我取得了工程師資格後，我就有了晉級的機會，先後統籌過香港不少大型的建築計劃，包括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全英聯邦最大的建築項目、耗資2000萬元興建的伊利沙白醫院。
那個時候人們覺得在政府部門工作，做公務員工作安穩，待遇不錯。有一年政府招考公務員，許多人都來報考，還有一些人是內地的大學教授，我也報了名。結果那次競爭相當激烈，在二十個人裏取一，但還是讓我考上了。從此，我做了公務員一做就是24年。
記者：我聽說香港的媒體評價您是“畢生充實自己，先知先覺為未來鋪路”，怎麼會有這樣的評價？
鄭漢鈞：我覺得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人的知識就應該不斷地充實和更新。雖然我工作不久便有了相當的成就，但我不能只看眼前，況且我一直都希望能到國外讀書，這應該說是我的一個夢想，同時我自己也發現，越做事情越覺得有充實自己的需要，要想做到最高位置就要懂得更多的新知識。剛好在這個時候，1963年至1964年間政府派我到英國倫敦最好的帝國學院研究院學習。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你想想我已經畢業十五年，我讀書的時候連計算器還沒有，如今不僅有了計算器還有了電腦，而且混凝土結構工程又在國外有了革命性的發展，這個時候我能夠赴海外深造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另外，我工作了幾年，有了經驗，也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所以我只有抓住機會努力學習迎頭趕上。再說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人就應該活到老學到老，原來我喜歡照相，現在有了數位相機，我又學著數位照相、電腦刻盤，下一步我還要學修改、美化照片呢。
要說先知先覺嗎，也許他們是指我在1977年，50歲的時候提前退休。我做公務員已經做了二十幾年了，你知道公務員“朝九晚五”沒有多少自己的時間，各種束縛也多。我提前退休是想讓每天24小時都由自己支配，趁還算年富力強，多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在香港創立了鄭漢鈞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從事我所喜歡的結構設計和顧問工作，設計了新鴻基中心五十層的高樓，現在又加了四層，成了五十四層的大廈。我還做過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副會長。就在我55歲那年，中英就香港回歸問題談判進入高潮，香港的經濟地產業發展緩慢起來了，由於我提前五年便投入了建築行業有了基礎，幹出了一些成績，早得到了很多機會，在社會上也有了一定的影響。1985年我被選為立法局議員，任職六年，1988年到1991年我又做了行政局的議員，接下來又委派我籌備設立香港科技大學、公開大學、城市大學等，這種機會都給了我很多人生難得的經驗，讓我受益匪淺。
記者：據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您還在73歲高齡擔任了香港土地建設委員會主席、交通諮詢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我們不太了解擔任這些職務都要做哪些工作？是不是有些時候是要替當地最普通的民眾爭取些利益？這些工作會不會給您造成一定的壓力？
鄭漢鈞：是這樣，為了解決普通民眾住房的問題，香港的公共房屋建設做了幾十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績。1999年，香港的公共房屋建設出了些問題，樓房在蓋到三十多層時發現打下的樁短了，難以支撐房屋的品質。當時的房委會主席辭了職，特首董建華先生正在物色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來解決已存在的問題。這時社會上傳言很多，民眾也是異常地關注，也有人告訴我有可能讓我接手。最初我只當是個謠傳，我想我都73歲了，怎麼可能去擔當如此重任。沒想到一個月後特首還真的找到我，雖說我有了心理準備，但我還是推了，雖然我可以做，我也有辦法把它做好，但現在應不應該接下這個麻煩，我還想不好。特首讓我考慮一週後答覆他。等公告那天，房屋局長與記者見面，公佈由我出任房屋委員會主席時，既出人預料，也獲得了許多人的讚許。
說實話，做房屋委員會主席的工作壓力的確是很大，這畢竟是影響民生的大事，房屋委員會首先應該制定一個公平、公正、合理政策，由房屋署執行實際工作而房屋委員會要按照現行的政策進行必要的監督。我一直都很同情住在公共房屋的人，他們同樣需要優質的居住環境，需要安全的保障，這關係到普通民眾最根本的利益，作為我們無論如何也要給他們一個公平的解決。而另一方面，也不能隨便浪費政府的錢。在我做主席的這兩年半的時間裏，我一直都在告誡自己要以一顆公心為政府、為民眾服務。
記者：記得1994年香港天津聯誼會第一屆理事會正式成立後，就選您當了會長，您也是對自己的家鄉唸唸不忘，盡心盡力為家鄉服務，在高等教育、高科技領域的優勢互補方面您更是一直奔走忙碌。
鄭漢鈞：多少年來，我們在外地的天津人，對自己的家鄉都有特別深厚的感情，覺得有機會應該為祖國、為天津做點事情。我們一直有個心願，希望在香港的同鄉能夠聯合起來，共同為家鄉做些事；也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組織，牢牢地立足於香港社會；更希望自己的家鄉早日繁榮發展，自己揚眉吐氣。香港回歸祖國使得香港跟內地、跟天津更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積極籌備要建立香港天津聯誼會。後來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聯誼會成立了並推舉我為第一屆會長。我在就職演說時就講過：本會成立只是開端，今後的工作很多，困難也會很多，我本人定會親歷親為，做好工作。也希望各位理事團結一致，廣開思路、服務本會，拓展會務，為本會成為香港天津兩地文化交流、社會活動、經濟科技等各領域相互溝通聯絡的橋梁和紐帶而盡最大的努力。在香港天津聯誼會成立後，我就在天津成立了港津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天津方面對我很支援，我們的公司還在建設部拿了一個甲級執照，現在公司做得不錯，許多年輕人在這裡打理。實事求是地講，隨著濱海新區納入國家“十一五”總體發展規劃，天津城市建設的步子會邁得更大，機會會更多，發展的前景也會越來越好。
記者：在與您的交談中，我發現您不僅重視自己的事業，也非常愛自己的家庭，您認為丈夫在家庭中的責任是什麼？
鄭漢鈞：要維護好一個家庭，丈夫要對妻子有充分的尊重和愛護。我太太是個全職太太，她一直對我的工作很支援，對家庭盡職盡責，對子女的教養非常重視，我們的觀點是，對孩子給他們的不應該只是學校的教育，還要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要培養孩子有一個健全的人格，要在文化、道德、人格、性格的塑造上下功夫。現在我們的大家庭很和諧，很有凝聚力，大家的關係也都很融洽，孩子們尤其對他們的母親特別好，每週都要回家陪母親出去玩，吃好東西。我太太現在體力稍遜，但我每年都會抽時間陪她乘郵輪做一次旅行，這不僅對她，對我也是難得的假期。
記者印象：
70年前，一個10歲的小男孩，他手裏捧著全家人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來到學校，他要把這些錢捐給比他生活更困難的孩子。一位老師接過男孩手裏的錢，然後在捐款紀念簿裏給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男孩接過紀念簿，也把這句話牢牢地記在心裏。如今這個男孩已經成了80歲的老者，他幾乎用了自己的一生去感悟這句話的深刻內涵。他說：一個人掌握了知識、學問、經驗就應該回饋社會，應該儘自己的能力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不在乎是用金錢還是用精神和勞動。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我們都應該有這樣的愛心，更應該有這樣的行動。
說這番話的是天津市第九、十、十一屆政協常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二屆選舉委員會委員，香港天津聯誼會永遠榮譽會長，一位出色的學者、專家和社會活動家鄭漢鈞先生。前不久，為了參加天津海外華人華僑集聚濱海共謀發展活動，鄭漢鈞又來到了自己的故鄉天津，並在開會、參觀的百忙之中，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初次見到鄭先生，我根本不相信他今年已經80歲了，那挺直的腰板、紅潤的臉色、靈敏的動作，還有那機敏的幽默、爽朗的大笑，誰猜都會覺得他最多也就六十幾歲。聽到我這樣的評價，鄭先生又是哈哈大笑，說：看來我太太的試驗成功了。
原來，鄭太太是一位優秀的全職太太，除了照顧家庭、教育孩子，還是鄭先生最負責、最稱職的保健醫生，她會精心地安排先生吃各種維生素，這幾十年吃下來，讓鄭先生看上去年輕了十幾歲，再加上鄭先生又喜歡運動，30年堅持不懈地打高爾夫球，身體自然很棒。這不，一旦有人誇鄭先生，他就會把成績歸功於太太，而且一說起太太、說起自己的家庭，鄭先生真是一臉的幸福與滿足。
鄭先生說，其實他這一生得益於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母親，是母親在丈夫去世後，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堅持要讓自己的孩子進最好的學校讀書，受最好的教育。於是鄭先生才能從中學讀到大學，才能進入天津工商學院(後併入天津大學)，學了土木工程，後來又到了香港。在香港不承認內地學歷的情況下，他又憑藉自己紮實的基礎，參加了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舉辦的中級試考試，並以全球第一名的成績取勝。幾年之後他又取得了工程師資格，並進入了政府機構工作，曾任香港工務局總結構工程師，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議員，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並被委任為太平紳士，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金紫荊星章。2001年他又獲得了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金獎章，成為全球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另一個他要感謝的人，是他的夫人，她不僅幾十年與他相濡以沫，支援著他的事業，還給了他一個美滿幸福的大家庭。鄭先生說，他的青少年時期可以用孤單來形容。兩歲多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也在不到五十歲時離開了他，唯一的妹妹又英年早逝，所以他特別嚮往大家庭的生活，羨慕兄弟姐妹之間的手足親情。現在他不僅不再孤單，還擁有了一個19人組成的和睦家庭，一兒三女成家立業，孫輩們也都長大，天南地北在外讀書，家庭要想搞個聚會都要週密計劃。
2004年8月，鄭先生夫婦金婚，家裏人準備聚會慶祝，當時大女兒在英國，其他孩子在香港，孫子們在各地讀書，人員如此分散弄得鄭先生都不知道把地點選在哪好了。他想過很多地方，倫敦、紐約、舊金山、拉斯維加斯、東京、香港？最後他靈機一動，把地點選擇在了自己祖國的首都，全家集聚北京，又到天津、上海等地巡遊了一番。現在回想起來，鄭先生還是一臉的興奮。他說：那天的慶祝晚宴我們就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山東廳，全家人共進晚餐，然後我們又一起去了故宮、頤和園，還登了長城；到天津我們住在喜來登飯店，去我的大學校園——現在的天津外國語大學校址參觀，到了我在天津的家——黑龍江路隆泰裏看了看，還在百餃園吃了餃子，在市政協俱樂部吃了晚餐。在上海我們也走了許多地方，這讓那些從來都沒有來過內地的孩子著實開了眼，也受了一次愛國教育。
在交談中，我發現鄭先生不僅興趣廣泛、情緒飽滿，而且非常健談，特別是說起自己這一生的經歷更是感慨萬千，無論是對做人，是對自己的事業，還是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鄭先生都有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但把這些歸結成一句話便是：施比受更為有福。他說：人不可能知道自己這一生會是什麼樣子，但你應該儘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在為他人為社會做事情的同時，你便在學習、在吸取經驗、在鍛鍊提高自己的能力，這就是施與受之間關係最簡單的解釋。
鄭漢鈞簡介
鄭漢鈞，1927年生於天津，1948年畢業于工商學院(後併入天津大學)，1948年7月離開天津到香港。是香港鄭漢鈞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及天津港津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天津市第九、十、十一屆政協常委，天津海外聯誼會顧問。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榮譽院士，數所香港及英國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香港註冊結構工程師，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香港工程師學會金獎章獲得者、前任會長及榮譽資深會員，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金獎章獲得者、前任副會長及資深會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二屆政府選舉委員會委員，原行政局、立法局議員，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香港天津聯誼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金紫荊星章、香港太平紳士。(來源/天津日報)
來源：中國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