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鄭錦(褧裳)，一個不該淡忘的名字。他籌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家開辦的高等藝術學校——北平藝專（今中央美院），並首任校長達八年，聞名遐邇。下面，讓我們通過其外孫汪倫先生的憶述，輕拂歷史塵埃，一起認識這位值得中山人驕傲的美術家和教育家。
我曾經向一位在中央美術學院就讀、拜在徐悲鴻大師門下、畢業後留在美院任教、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在系主任、教授銜下退休的楊先讓教授提起鄭錦，他最初的回答是：“不知道”。當我把有關我外祖父的資料、剪報、畫冊寄給他。他看完後，立刻從德克薩斯州回了我一個電話，表示這是他重大失誤的事情之一。並且立即在《美南週報》上寫下了這樣一段令人感慨的話：“……我在中國畫壇闖蕩了半個世紀，自以為知道得很多.其實，連我所唸書直到畢業的母校創辦人，就是鄭老前輩都一無所知，我實在知道得太少了……”。正因為這樣，我想有必要在此，向各位父老鄉親和文化界的朋友們，講一下鄭錦其人其事，一個值得中山人驕傲的美術家和教育家。
一
鄭錦，字褧裳，又作絅裳，1883年在香山（今中山市）雍陌村出生。1896年，時年13歲的鄭錦，跟隨姐姐東渡日本，開始了他18年的留學生涯。
到達橫濱後，鄭錦一面就讀日本的學校，同時也入讀當地的華僑學校“大同學校”學習中文。學校中所聘請的老師有林慧儒（奎）、鐘卓京、張玉濤（觀本和尚）等。以後，梁啟超先生也到了日本，並也在“大同”任教。正因為鄭錦聰明勤奮，很自然就成了梁啟超的入室弟子。當鄭錦學滿歸國時，梁向當時的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先生鄭重推薦他的高足——鄭錦，並且還特意寫了一篇“鄭褧裳畫引”（見中華書局民國五年出版《飲冰室文集》第四十六冊33頁）以壯行色。
1897年，鄭錦在東京讀書並開始學習油畫。四年後，考入京都（西京）美術學院，學習工精細膩的日本畫。1907年，考入日本美術最高學府——日本繪畫專門學院。同年，創作了“娉婷”（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幀。四年後，當他在該校以優異成績畢業時。以這張作品參選日本級別最高的美術殿堂——文部省美術展。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入選的作品。在畫展開幕的當天，日皇大正替畫展開幕剪綵後，巡視展場。當他走到“娉婷”一畫前面，被這兩位亭亭玉立、嬌媚婉靜的中國女子深深吸引了，久久不願離去。當他看完展品，正要步出門口時，想起了此畫，於是再次回到“娉婷”前面，細細玩味，達三次之多。第二天，全日本的報章都把這消息作了報導，令日本舉國沸騰。這不單是鄭錦的成功，更為中國留學生爭光不少。第二年，鄭錦又以他的力作“待旦”（文天祥）入選“大正美術展覽會”。此畫被當時的考古專家黑川真賴博士稱讚：“唐代被稱為金碧輝映的技法，久已煙滅無存，今在鄭君的畫中又見到了，這替東方藝道增添異彩。”接著，“待旦”一畫又代表中國，參展于“萬國博覽會”。
與此同時，陳樹人、鮑少遊、高劍父、高奇峰等人都陸續到了日本留學美術。正因如此，這幾位畫壇的前輩在互相交流、互相勉勵、取長補短中創立了中國畫壇名重一時、歷久猶新的“嶺南畫派”。
二
1910年，鄭錦與中山籍白石村（今屬珠海市）人鮑桂娥結婚。兩年後，長女鄭少妍（我的母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橫濱出生。鮑桂娥也愛好美術，1906年考入日本女子美術大學刺繡科，比同校修讀美術科的何香凝女士還要早兩年。
1914年，鄭錦應國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請回到北平。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國立女子師範學校的教師。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在兼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文華殿古物陳列所所長時，首開先例，把每週更換的展品告知大眾。這是把皇宮內的私家收藏公之於眾，讓文物開放，走入民間的第一步。
1917年，教育部指示籌辦中國第一所國立的美術學校。由於國內沒有現成的先例，鄭錦又回日本去“取經”。日以繼夜地東奔西走，找資料，設計課程，訂立招生辦法……經過一年的努力，中國第一所正式立案的“國立北平美術專門學校”，于1918年4月15日成立了。鄭錦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剛好這一年，他的第三女兒（我的三姨）出生，為了紀念這有意義的年份，特別為三姨取名“美成”。可見鄭錦對這所一手創辦的學校何等珍重！
鄭錦在“美專”任校長八年，直到解放後該校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為止，是歷任校長中任期最長的一位。在這段時間，學校在鄭錦的領導下，培養了像劉開渠、李苦禪、李劍晨、常書鴻、王曼碩、雷圭元等一大批人材，他們日後都成了中國美術現代史上卓有成效的美術家或美術教育家。
三
鄭錦在教育部任內時，經過一番努力，爭取到六個公費去法國留學的名額。消息傳開後，許多權貴紛紛舉薦，一時間鄭錦的辦公桌上，放了十一位被“推薦”的人選。鄭錦的原意是想把名額給一些有才能但又沒有經濟能力去留學的年輕人，為將來中國美術界培養人才，沒想到事與願違。最後，鄭錦只有對這些“有權有勢”的人說：“我不管你們派誰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鴻在內！”（參閱鄧芬《百年藝術回顧》24頁；許志浩《中國美術社團漫錄》31頁）直到今天，徐大師的遺孀廖靜文女士在給楊先讓教授的信中還寫到：“悲鴻當年每提到鄭錦時，都稱讚他為人正派。”（楊教授把信的影印本給了我一份）
鄭錦在外國生活了將近20年，對官場上的“為官之道”一點都不懂，也不願違背自己做人的原則去趨炎附勢，自然會受到排斥，被人指為“高傲”。為日後被迫辭職，埋下了伏線。
1924年9月。蘇聯人加拉罕陰謀煽動，在學生中挑起了學潮。事因當時是北洋軍閥政府控制著北方政權，軍閥間互相爭權奪地，北平是各方軍閥必爭之地，政權變化有如走馬燈一般。軍閥們根本就不關心國計民生，對北平的八所高等院校的教育經費欠了半年之久。許多教授學者，往往空著肚子去上課。加拉罕作為當時蘇聯駐北平大使，便想利用這個機會，用甘詞厚幣來收買鄭錦和其他有影響力的教授學者，希冀一步步控制中國的教育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鄭錦在重金面前不為所動，直斥其非。因此，加拉罕懷恨在心，利用中國人“仇日”的心理，攻擊鄭錦的畫是“日本文化侵略”的代表。在強大的威逼利誘下鄭錦唯有辭職，以表憤慨。(參閱：周守愚《畫家鄭褧裳之品格》、民國三十年十月四日《探海燈特刊》)
辭去校長職務後，鄭錦一家人搬到河北定縣，投入到由宴陽初、朱其慧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委員會”簡稱“平教會”裏，主持“直觀視聽教育部”。直接到佔人口比例最大的農民中去，推廣識字教育，掃除文盲，提高公民意識，推介政府各項政策措施；收集民間傳統藝術民謠和年畫，加以提高整理。中國第一本專為農民而編寫的識字課本“千字文”，就在這時候誕生的。課本中四千多張插圖，就出自鄭錦的雙手。這些有抱負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就是今天我們大力推廣“希望工程”的先驅。他們早在八十年前就知道要解決中國的落後面貌，一定要從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準入手。
很可惜，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兵荒馬亂等各種原因，這段時期的詳細資料，付之厥如，未能為各位提供更多的史料。希望有心人士，代為填補，以臻完善。
四
1937年，國民政府任命吳鐵城、楊子毅主理中山縣政，把中山建設成全國的“模範縣”。兩人知道鄭錦在平教會工作了十多年，累積了豐富的農村建設經驗，特邀鄭錦回歸故里，完成中山建設模範縣的宏圖大計。正當他在家鄉大展拳腳時，日寇侵華的腳步日益逼近。鄭錦為國為民的滿腔熱情再次被無情地擊碎。1940年，為逃避戰火，只有移居澳門。
鄭錦沒有因此而心灰意冷，他再次拿起畫筆，作為“武器”，作了一系列的畫作，“民族意識”、“抵抗”、“故鄉”、“群鷹奮戰”、“日暮途遠”等大批抗戰題材的作品，就是這段時期完成的。其中“日暮途遠”（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畫中紅日將盡，四野蒼茫，一個典型的北方農民（代表中國人民），牽著疲態畢露的一匹驢（暗寓日本），向著不知終點的前方隅隅而行。到了1943年，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局日漸明朗，日本侵略軍敗局已現。這時，年屆花甲的鄭錦，創作了他平生代表作“春回大地”（121.3×1067.5公分，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歷時一年多，每天作畫六小時。到1944年底此畫才告完成。在十公尺長的畫面上，122匹駿馬，或跑，或立，或臥，千姿百態，各領風騷，背景配上高山流水；各種花草樹木，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美不勝收。還特別刻了一顆印章，上書“四海和平，萬方安樂”。充分表達了鄭錦對人類光明前途的熱切嚮往。
1945年8月中，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鄭錦內心的喜悅不言而喻。他再一次拿起畫筆，一口氣畫下了“名駒壽柳”、“農家樂”、“四駿圖”、“老樹逢春”、“人面桃花雙映紅”、“金魚圖”等畫作，每張畫上均題款：乙酉勝利紀念，……以後，鄭錦也曾到坦洲做過小學校長和一年的坦洲鄉長。以後，由於從小落下的哮喘病，他辭退一切職務，回到澳門調養身體。閒時以作畫自娛，偶然會賣出一兩張畫，以補日常開支。
在抗戰8年中，鄭錦拒絕了某些好心人的登門拜訪。以他在日本生活學習近20年，精通日文，與汪家又有姻親關係。只要點點頭，日偽的大官自然唾手可得，錦衣玉食不在話下。然而，鄭錦拒絕了來自各方引誘與威脅，甘於淡薄，寧願三餐不繼，也要堅持高貴的民族氣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有幸和鄭錦、鮑桂娥——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每當夕陽西下，外公帶著我，在“青洲”海邊一同散步，呼吸著海邊吹來的帶腥味的風，看著日漸西落，此時外公的內心，恐怕除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外，別無雜念了。海邊長著一種白色的野生喇叭花，有人叫它“鬧陽花”，據說對哮喘病有幫助，我常和外婆一起，摘回家中，曬乾後切絲，卷成香煙狀，外公抽吸後，臉上因哮喘病露出的痛苦狀就慢慢消退。那時我只有五六歲，見他作畫時，大都站立在畫架前一絲不茍，聚精會神地畫；我也在一旁做他頒布給我的作業。到畫完成後，簽名蓋章時才把畫作平放在桌子上。除了見過黃君辟大師曾站立作畫外，外公與現在所見的國畫家將紙平放在桌面上作畫有所不同。此外，他每次作畫都用自己的左手無名指，在一個小研缽上來調校顏色。與現在的畫家使用現成的化學顏料，都不一樣。這就是他的作品幾十年，個別上百年，顏色一樣鮮艷奪目的道理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香港時曾向嶺南派大師趙少昂，請益如何處理外公的遺作事。趙少昂說：“鄭老師的作品，都是難得的藝術品，如果老師的後人生活上有困難，儘管開口，我們做學生輩的一定盡力幫忙，切不可把他的遺作，當成商品去賣掉！！！”大師一席話，頓時令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馬上鑽進去……。
1959年3月28日，一代畫壇宗師——鄭錦——我的外祖父，因哮喘病發作，在澳門與世長辭。鄭錦一生行事低調，不做無謂的應酬，不煙、不酒、不賭錢，連麻將牌也不打。他的畫一筆就是一筆，功底扎紮實實，屬於工筆畫範疇，也帶一點寫意精神。用當代著名書畫家林近先生的話來說：“鄭氏的畫，是畫家的畫，而非文人畫……。”很多人批評他的畫“東洋味太濃”。我認為這未免流於片面，他在日本學畫十多年，畫風上受到“浮世繪”畫風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是從繼承中國畫傳統的方向出發，吸收了西洋畫法的顏色、光暗、透視等方面技巧，把中國的年畫風格融入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他自己獨有的風格，為日後的“嶺南派”起了承先啟後的橋梁作用。既是畫壇的改革先鋒，也是中山人的驕傲。
中國正面臨著改革開放，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我們應該抱著寬闊的胸襟，勇於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先進思想、方法、文化藝術以及科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我作為鄭錦的外孫，秉承“不容清史盡成灰”的責任感，把一位文化界的前輩，通過《中山僑刊》介紹給眾鄉親，是我的本份。
文/汪倫(美國) （責任編輯：月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