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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紅的明星到天津來演出也得規規矩矩，若是在平民觀眾中擺譜耍花腔，那下邊的看客可藏龍臥虎，一準把你哄下臺。有錢人使闊叫板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裏、在租界地還行得通，若是在平頭百姓堆兒裏是沒人看你吹牛的，總得找個什麼茬口給你“栽”了。
信仰習俗是表現在人們心理活動和信念上的一種民俗傳承，在服飾文化方面自然也有體現。傳說，媽祖林默多穿一身紅裝，乘席渡海，護佑漁家船夫，因此有了“海上翻飛著朱衣”的記載。饒有趣味的是天津女子衣著崇尚紅色自明設衛城後一直流傳至今，很大程度上與這隨漕運而漸的天后民俗信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就此而言，紅色之含義大約有二：一是消災除疫，在天津義和團運動中“紅燈照”女子通身紅裝，謂之可避槍炮；二曰大吉大利，紅色代表熱烈，與天津人豪爽、豁達的性格特徵相吻合。
天津母親一輩輩地以紅色的服飾求得心理和信念上與天后俗信的感應和共鳴。舊時，天津婦女不僅自己愛穿紅，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以紅色裝扮孩子。尤其在大年夜守歲之時，長輩更喜歡兒孫們穿得越紅越好。兒女繞膝滿堂紅，紅色儼然是一種真真切切的希望。初一一早又穿紅配綠地趕到天后宮朝香，寶座上天后娘娘的紅裝將人們的朱顏紅衣映襯得更加艷麗。正如清末民謠所言：“稱體衣裁一色紅，滿頭花插顫綾絨；手提新買金魚缸，知是來從天后宮。”火辣辣的紅色給天津人血液裏注入了熾烈的溫度，也塑造了天津女子的無限熱情，從而形成了天津民俗文化心態中的一係根脈。
天后宮裏拴娃娃
至清代，天津人對媽祖娘娘的信仰已從保護航海，擴展、移植到日常生活安康、服飾、婚育等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天后宮不斷加塑出送生娘娘、癍疹娘娘、乳母娘娘等，有著相當的人情味兒。娘娘的市井化是人們期盼美好生活的願望使然。
昔日，娘娘宮終日香火鼎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津地廣傳的拴娃娃習俗。由於人們受舊思想的影響，婚後為早生貴子，紛紛到宮內抱求或偷求一個小泥娃娃，以示娘娘所賜之子。富足人家的婦女在娘娘像前眾多的泥娃娃中選擇一個，放下可觀的香資，用紅線拴好，口中念叨著為“孩兒”提前起好的名字，輕聲說著“好孩子跟媽媽走吧”等話語，高興離去。貧寒人家多是“偷”走一個，可少放或不放香資。娃娃拴回家要供奉起來，待如真人。每餐要安排碗筷、飲食的同時，逢年節還要擺上水果、糕點，換上新的“百家衣”。日後得子，它便成為大哥，俗稱娃娃大哥。娃娃哥哥每年“洗”一次，長一歲，年復一年。所謂“洗”就是洗娃娃的師傅把小娃娃一起和在新泥中，大致照以前的樣子重新塑個大些的。隨著下一代的出生，娃娃則由大哥成為大爺、大舅等。拴娃娃是老天津人傳統生育觀中嚮往和諧與美好生活的產物。
宮南、宮北大街及天后宮附近的襪子衚同當年有很多洗娃娃鋪,拴娃娃者多，洗塑“長歲”的生意自然不錯。從某種意義上講，洗娃娃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並影響了天津彩塑藝術的發展。
２００１年冬，筆者在北京一古物市場巧遇一幀《劉二姐拴娃娃》圖片，畫面中真切地描繪了劉二姐身背娃娃大哥喜出天后宮山門，來到熱鬧的宮前廟市的場景。畫面人物線條流暢，形神之生動，色彩之豐富，足見當時畫師的一番匠心。值得一提的是，畫者將拴娃娃這一民俗事例賦予了生活化的風趣表現，讓人耳目一新。身著粉紅色花旗袍的劉二姐款款走出廟門之時，她含羞的容顏與輕盈的體態不由得吸引了眾多商販的視線。賣茶湯的壺中的開水已衝到手上、溢到桌上。賣燒餅的回眸凝望時，籃筐中的食品已被狗兒叼去。遛鳥者的鳥籠也已撞破，小鳥飛出，好不熱鬧。而二姐並不為之所動，背著心愛的娃娃款款前行。
此畫片是老天津鼓樓北毓順成芳記於民國初年出品的。劉二姐又是何許人呢？其實，早在晚清至民國初年，“劉二姐拴娃娃”（俗稱“劉二姐逛廟”）的傳說故事就以天津時調、京韻大鼓、單弦等多種曲藝形式風靡津沽並唱響舞臺了。天津民俗專家董季群、韓冬、李志鵬等有識之士曾對“劉二姐拴娃娃”的唱詞進行過系統的整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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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媽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