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與臺灣的經濟聯繫、生產網路、要素流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密切，而這又是在兩岸三地沒有任何培育全面的經濟一體化機制的背景下完成的。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東亞經濟環境的變動，隨著兩岸經濟聯繫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兩岸實際上已經形成的自發的功能性一體化正在謀求轉為由兩岸政府共同參與推動的制度性一體化，為兩岸經濟提供再發展的機會、提供更為有效的保證。但如何給兩岸經濟一體化定位成了我們推動制度性的兩岸經濟一體化面臨的首要問題，本文通過理論上的分析和實踐的回顧認為，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定位在“一個中國之內的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和兩個單獨的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既有理論依據又在實踐上有成功的範例，應是可行的。
一、 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提出
（一） 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提出
1980年香港黃技連教授首次提出“中國人共同體”概念，當時並沒有引起學術界和國際社會的注意，但1987年後，類似命題成了香港、美國華人學術界、臺灣、澳門和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先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坤耀教授于1987年11月提出“中國圈”。接著，美國印第安那州博爾大學經濟係教授鄭竹園于1988年6月提出“大中華共同市場”。同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所長陳億村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提出“中國經濟圈”。10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係教授高希均提出“亞洲華人共同市場”。對此，中國大陸學者亦予以熱烈響應。1989年福建省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金泓凡教授提出“海峽兩岸經濟圈”的設想，1990年廈門大學翁成受教授等到進一步提出主張建立“南中國經濟圈”。
進入9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學者提出各種建立中華經濟區的構想、概念或新名詞，顯出百家爭鳴、異彩紛呈之盛，大致算來，計有數十種之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家泉教授曾做過統計。
1993世界銀行發表的題為《全球經濟展望和發展中國家》年度報告，第一次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作為一個分析單元，稱之為“中華經濟區”（Chinese Economic Area-CEA）並認為，“中華經濟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第四個增長極。世界銀行報告稱，得出中華經濟區的判斷標準是：1、迅速增長的經濟規模極大並影響其他國家，2、在外部環境變遷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中期增長；3、可以維持長遠的增長勢頭。基於這些標準來判斷，中華經濟區將成為繼美國、日本和歐洲之後的第四個增長極。另外，世界銀行報告認為，“中華經濟區”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作為一個主要的貿易集團，中華經濟區有助於提高其貿易夥伴的增長潛力；第二，由於在低工資和低技術的出口方面享有比較優勢，中華經濟區將導致一些國家，特別是泰國和馬來西亞，向重工業和技術密集產品方面調整，從長遠看，中華經濟區的產品將取代工業國家的產品，從而工業國家的產業需要轉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第三，中華經濟區的崛起與三十年前日本崛起時一樣，世界經濟行將面臨重大調整。隨著時間推移，中華經濟區將成為工業世界出口高技術和資本產品的一個主要市場，大大拓寬世界市場。當然，在這一新的世界貿易格局中，中華經濟區與美國、歐洲和日本這四個增長極之間的合作性政策是至關重要的，還需要有一個相互的、自由與開放的貿易政策。
1994年7月，世界銀行發表題為《東亞貿易與投資》的研究報告，其中指出：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經貿一體化，已使這一地區的經濟成長超越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它不但帶動了鄰近東亞各國的成長和提供了投資機會，美國、東盟等這一地區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場或競爭者，也將因而面臨龐大的壓力而不得不有所調整。這份世界銀行報告也對崛起中的“中華經濟區”提出了一項忠告：不論是東亞區域或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地區，不可能僅靠區域內的貿易、投資機會保持長期增長，而且，東亞區域對工業化各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在政治、經濟上也不可能被允許長期存在。因此，必須同步對外開放市場，進行貿易與投資體制的自由化改革。
（二）臺灣各界對兩岸三地經濟一體化的看法
自90年代以來，兩岸經濟一體化一直是島內各界關注的熱點。1990年，時任臺灣“行政院長”李煥認為，“不論中華經濟共同市場、大中華國協，均植基於共同利益和理想”。1991年時任“經濟部長”的蕭萬長建議大陸、港臺組成“中國共同市場”。他說來自臺灣和香港的技術和資本，加上大陸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才，將使該地區有能力參加全球市場的競爭。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在1992年初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認為，“建立中華經濟圈”這個構想正確，是《國統綱領》遠端應走的方向。時任臺灣“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在1992年初也說“行政院”、“陸委會”對建立“大中華經濟共同體”抱樂觀態度，但因受客觀條件限制目前暫時無法實施。時任“行政院子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在1993年3月31日于臺北舉行的“海峽兩岸人才資源開發”研討會上，也明確表示，“大中華經濟圈”構想可行，關鍵在於開放兩岸直航。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在研討會上也認為，兩岸經濟具有互補性，建立中華經濟圈正可互補缺點、互蒙其利。2001年2年27日，蕭萬長獎其“中國共同市場”的思考付諸實行，成立了“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意在推動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實踐。
在臺灣學界方面，也先後提出了關於“中國經濟圈”的各種設想。如早在1988年臺灣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呂士開就提出，將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和新加坡等東南亞經濟區聯合成一個“大中華共同市場”。他認為，兩岸的統一應先從經濟上入手，並可先從較大的環境中求得“鬆弛”。而臺灣輔仁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林充邦則提出了一個海峽兩岸從經濟入手，分四個階段完成統一的方案及時間表。
同期，臺灣的一些學者也對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可行性提出了疑問。1992年1月，在香港召開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學術討論會上，臺灣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關中先生曾經概括了兩岸三地經濟一體化的四大制約因素：第一，海峽兩岸的政治意識的對立與堅持。這種政治上的對立，是一體化的最大困境。這種意識形態的分歧，勢必會不利於兩岸籌組、推動任何形式和程度的經濟合作方案；第二，海峽兩岸經濟制度不同。基本上，大陸資源配置都是透過計劃性的安排，而不是透過價格機能的引導，根本與臺灣及香港的市場經濟不同。這種差異影響所及，主要在於失去價格機制，致使比較利益無可依循，自然分工體系也就無從建立；第三，海峽兩岸貿易自由化開放程度不一。貿易自由化是區域一體化計劃的基本目標之於區域內商品與勞務之貿易越自由，則越能增進國民福祉。但是，兩地都可以以擴大外銷為導向，兩地貿易自由化的實現；第四，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水準過於懸殊，面對各自不同的經濟發展目標，很難協調一致以符合區域化的整體利益。具體而言，如果依照比較利益原理來規劃國際分工體系，大陸地區似較適合發展勞力密集型產業，這種分工體系是屬於垂直性的，但如果大陸也認為發展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型產業才是提高國力的根本之道，而跳過勞力密集產業發展階段，那麼，大陸與臺灣的產業分工體系將會發生矛盾而形成一體化過程中的困境。
（三）海外學者對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研究
由美國加州大學的巴裏·諾頓教授組織的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的研究課題《中國圈》（The China Circle），對兩岸三地的經濟關係做了深入的研究。諾頓認為，由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組成的一個經濟區域的出現在某些方面是經濟對政治的勝利。這三個完全不同政治體制的地區今日變成了一個進行貿易和生產的經濟區域，儘管存在著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衝突以及長期的、根深蒂固的猜疑和不信任。經濟關係的發展並沒有什麼重大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一些個人在本身利益的驅動下，不經政府批准，有時甚至藐視政府的控制和限制，建立了許多跨邊界的公司，組成了廣泛的生產和貿易網。促使這三個地區形成越來越密切關係的動力顯然是經濟因素。不過，更仔細地加以研究，就會發現，政府政策的演變在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長期政策的修改在容忍所出現的經濟關係方面至關重要。的確，在某些方面，政府幾乎像私人工商業一樣，積極主動地促進和激勵有利可圖的經濟活動。可以看到，政府像公司一樣，對經濟環境的變化作出了反應。這種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既提出了新的挑戰，又提供了新的機遇。再者，正如1996年引人注目的臺灣海峽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在中國大陸和臺灣激烈對抗的背景下，經濟關係仍然繼續開展。這種爭奪合法性、爭奪經濟的和政治的活動空間的鬥爭有時可能升級為公開的軍事對抗。諾頓認為，在形成這种經濟區域方面政府政策和私人行動之間有著不尋常的關係，因此不能採取通常那種態度。傳統的態度認為，經濟是受政策機制管束的。這種態度對中華圈顯然是不適當的。中華圈的所有經濟區域的公司都深深捲入了跨邊界的網路。許多公司很清楚在對方管轄區可能的夥伴和地點。在某種程度上，中華圈的公司者位於一個共同的區域，這個經濟區域被動政治邊界分割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消退，這個休眠狀態的經濟區域的潛在意義大大提高了。一旦限制被動取消、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便爆炸性地增長了。理應期望中國領導人在幾年之內對中國的經濟實行進一步的開放和改革。這反過來將為中華圈進入一個增長階段創造條件。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前高級研究員，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哈裏·哈丁認為，“大中華”中是一種新的關係形式，但不大可能看到出現一種由自我專注的泛華人文化，一個結合得極緊密而且封閉的華人經濟集團，或者一個真正的統一的中國。不過哈丁對“大中華”的影響還是持積極的評價和樂觀態度的。他認為，這三個華人經濟實體之間的商業關係，使得它們中的每一個比沒有這種關係時都更加欣欣向榮。中國大陸得益於從臺灣和香港引進了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反過來，兩個較小的華人經濟實體得益於有機會把勞力密集型號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並向那裏出口更多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當前，三個華人經濟實體都高速而持續發展，上述這種互相交流發揮到了一定作用。
作為美國政府的一名高級智囊，哈丁認為，“大中華”對美國的影響是，“機會之多，引人注目”。同時，哈丁向美國政府進言：這意味著我們制訂其中任何一個社會的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它對我們同其他兩個“華人社會”之間關係的影響，例如，美國很難在對其中一個實行經濟制裁的同時而不懲罰另外兩個。因此，在制訂美國對“大中華”的政策時，最大的難題將是既要考慮局部，又要顧及整個“大中華”，並要做到協調整一致。哈丁這位美國新一代的“中國通”把“大中華”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這也正是他透析和把握了“大中華”未來發展趨勢的高明之處。
二、 兩岸經濟一體化現狀與選擇
（一） 經濟一體化的定義及研究對象
迄今為止，經濟一體化並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人們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解釋，如從經濟一體化完成形式角度定義，荷蘭經濟學家J．丁伯根（J·Tinbergen）的定義是，有關各國貿易的自由化；匈牙利經濟學家巴拉薩（B．Balassa）的定義是，資本與勞動力在國際間流動的人為障礙的完全消除；美國經濟學家C·金德爾伯格的定義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障礙的消除，並導致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如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的過程或形式角度定義，在不同的作者那裏，分別論及的一體化形式有六類：特惠關稅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的經濟一體化（歐洲的實踐證明還應當包括貨幣一體化）。如從政府參與程度角度定義，經濟一體化又可分為制度性經濟一體化與功能性經濟一體化。制度性經濟一體化與功能性經濟一體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制度性一體化是不同關稅區域以一定的協定和組織形式為框架的一體化，而功能性一體化則是指由經濟活動本身的高度密切關係為基礎而不依賴於協定或組織保證的若干關稅區經濟整體聯繫性增強。功能性一體化的發展來自於關稅區市場經濟自發的內在要求。當功能性一體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要求制度性一體化給予進一步的保障和促進。功能性一體化是制度性一體化的準備，具有一體化的實質性意義；制度性一體化是功能性一體經的階段性標誌，具有一體化的形態性意義。在民辦經濟一體化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其制度性一體化的進展，如世界貿易組織。同時，我們更多地看到了其功能性一體化的發展，看到了這種功能性一體化已經提出了制度性一體化的要求。
丁伯根把經濟一體化對象定位於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而維納（J．Viner）在其著作《關稅同盟問題》中將不同關稅區做為其經濟一體化理論的研究對象，將關稅同盟作為經濟一體化的普遍形式，以理論的形式對關稅同盟的形成和經濟效益做出分析，維護的關稅同盟理論成為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完整的理論，其《關稅同盟問題》一書則成為經濟一體化理論的經典之作。如果我們把經濟一體化理論做更為抽象或列為理論化的理解，我們會發現，實際上經濟一體化理論研究的是不同的關稅區的經濟如何逐步融為一體的過程。它通過研究不同的經濟體系和不同的關稅區經濟體之間的關稅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達成一體化參與者範圍內的所有生產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就現實世界的情況看，如果不同國家之間沒有關稅壁壘，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一致，也就沒有經濟一體化的問題；相反，如果統一國家內部存在不同的關稅區，它們就有是否拆除關稅壁壘，開放要素流動以及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的問題。
（二）兩岸經濟一體化現狀
無論人們贊成或反對，無論人們從何角度去評論兩岸經濟一體化問題，兩岸經濟的一體化已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當前兩岸經濟無論在貿易、在投資、在分工或在經濟聯繫其他方面，已存在極為密切的聯繫。在貿易方面，1979—2000年，兩岸貿易平均年遞增率高達36%以上，據統計，僅兩岸貿易對臺灣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就已達1~2個百分點。祖國大陸已是臺灣的除美國以外的第二大出口地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在投資方面，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有70%左右來自臺灣和香港，其中，臺灣僅次於香港、美國，是大陸第三大外資來源地區；在分工方面兩岸已有緊密的垂直、水準分工的形態。特別是值得指出的是，兩岸如此緊密的經濟是在很大的政治障礙下實現的，換言之，如無政治障礙，兩岸這種功能性的經濟一體化將會發展到更高的層次。或許，我們還可以說，兩岸功能性經濟一體化的特點在於其是一個繞過了政治障礙的“自然”形成的，其隱含的意義之一就是，當政治壁壘拆除工作邁出一小步，由於經濟關聯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經濟聯繫或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邁出一大步。
兩岸經濟發展已有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大陸與臺灣的經濟聯繫、生產網路、要素流動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密切，而這又是在兩岸三地沒有任何培育全面的經濟一體化機制的背景下完成的。但隨著兩岸功能性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兩岸經濟的聯繫日益緊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東亞經濟環境的變動，隨著兩岸各自內部經濟的需要，兩岸實際上形成的功能性一體化正在謀求轉為制度性一體化為其提供再發展的機會、提供更為有效的保證。
兩岸經濟一體化有明顯的開放特點。兩岸經濟在東亞、乃至於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經濟的全球化區域化趨勢決定了兩岸經濟一體化必需走一條更為開放的道路。目前，兩岸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正呈現開放性、交叉性、擴展性和全方位性等新的特點，這些特點對兩岸經濟的發展均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兩岸經濟區域內的公司愈來愈被視為東亞區域或國際經濟網路中的一個結點，許多公司很清楚在對方管轄區的可能的夥伴和地點。在某種程度上，兩岸的公司都位於一個共同的經濟區域，儘管這個經濟區域暫時被政治邊界分割開來。同時，這一開放性特點又決定了兩岸必需要多參與到區域或國際經濟事務中去。
（三）兩岸經濟一體化前景
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東亞經濟格局出現標誌性變化。首先，日本金融實力必需品迅速下降、在資訊革命浪潮中全面落後、經濟體制的改革成效甚微，經濟元氣大傷，在短期內復原無望，在東亞經濟局中經濟實力明顯下降，中短期內難以成為帶動東亞經濟增長的力量。其次，由於經濟的泡沫成份問題、金融體系的重建的問題以及企業債務危機的問題，使東南亞及韓國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完全恢復7~8%的高經濟增長點尚待時日。再次，隨著兩岸三地總體經濟地位大幅提高，成為東亞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實際上，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和兩岸三地經濟聯繫日趨緊密是東亞經濟發展格局近十年以來最新、最重要、也是最值得關注特徵，東亞經濟危機雖然對東亞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同時也強化了兩岸四地經濟內聚力，為進一步密切兩岸經濟的聯繫提供了契機。今後若干年內，中國大陸經濟將以其廣袤的經濟腹地帶動兩岸三地經濟的發展，推動兩岸經濟的一體化，進而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復蘇及至帶至整個亞太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一， 東亞經濟大環境有利於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亞太地區各國和地區的經濟處
于不同的層次，其垂直分工大於水準分工，造成全地區緊密合作的困難，同時，它又促成了多種形式的次區域合作的蓬勃發展，較順利地實現了不同層次國家和地區之間產業的梯度轉移，這種轉移有利於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推動。
第二，東亞經濟危機對兩岸經濟一體化提出了內在要求。為了克服危機，從長期來說重要的是要像歐洲發行單一貨幣歐元哪樣，兩岸可共同發行貨幣，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中短期來說，則需推動兩岸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經濟技術合作。要求兩岸加緊推動兩岸的制度性經濟一體工作。
第三，兩岸功能性經濟一體化是兩岸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基礎。兩岸經貿關係自90年代初來發展迅速，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目前，兩岸經貿關係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貿易往來更為密切、產業分工開始形成、臺灣大型企業投資大陸已成氣候。兩岸經貿關係已成為臺灣經濟重要的增長點。
必需指出的是，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過程是一個兩岸各自經濟權力在一定意義上的弱化、讓渡或延伸的過程。當兩岸開始制度性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時候，意味著兩岸開始制定或接受某種共同的規則，在某種程度上放棄某種原先單獨制定對外經濟政策和干預措施的權力，去服從共同的規則。不可否認，這一過程的形成和持續必然出現共同規則的執行和監督組織，而這一組織的出現很可能其意義定會超出規定的領域。
基於上述認識，推動兩岸制度性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兩岸經濟發展必然。考慮到兩岸關係的政治現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兩岸經濟關係的密切與迅速發展，但並沒有因此產生重大的雙邊的經濟協定，因此，兩岸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推動宜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淺入深的逐步推開。作者認為，一旦兩岸在政治上達成共識，兩岸制度性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兩岸立即可以推動建立兩岸商務仲裁製度和兩岸自由貿易區。因為從兩岸經濟現實看，首先著手建立商務仲裁製度和兩岸自由貿易區最為可行。商務往來是兩岸當前是政治對峙中最不具敵意，較不受政治權力拘束的交流。商務仲裁機制的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為日後兩岸制度性經濟一體化建構法律體系和機制先打下一個堅強的基礎，而兩岸共同確定兩岸之間的關稅水準和單獨確定各自對外關稅的規範則是推動兩岸的可即時見效和最為可能的舉措。
三、“一國兩制”原則的經濟含意與兩岸經濟一體化定位
（一）“一國兩制”原則的經濟含意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的政治意義在於，它表明瞭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上大陸和臺灣共同享有中國的主權，由於歷史的原因，目前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行使主權的中國大陸。但無論如何，兩岸均有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義務。
一個中國原則在經濟上的意義首先在於可達成兩岸關係的穩定成為一個常態，使投資人將經濟因素做為其投資的首要考慮，排除投資前景中的重大變數，直接有利於雙方的投資者；其次，一個中國原則為兩岸投資者搭建了一個現實的推動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平臺。實際上，無論從東亞經濟格局變化的趨勢而言，從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勢頭而言，或是從臺灣經濟發展的選擇而言，兩岸經濟的一體化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最佳選擇，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第三，一個中國原則的經濟含意還在於它為兩岸政府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決策的外部環境，畢竟，兩岸關係的走向將直接影響著兩岸經濟發展前景。因此，一個中國原則在經濟上的意義不在於它推動兩岸經濟很快達成一體化，而在於它為兩岸經濟的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安全的平臺，人而有助於兩岸經濟的發展，從而有助於國家的和平統一。
這一原則在大陸處理兩岸經貿關係時是相當清晰和連貫的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如1994年大陸確定了兩岸經貿交流的性質，即兩岸經貿交流屬於“中國主體同其單獨關稅區（臺灣）之間的經貿交流，納入對外經貿管理體系進行管理”。另外，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和實際情況，大陸以所能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對臺灣的加入問題目作出了安排。臺灣已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以“中國臺北”的名義，分別參加了亞洲開發銀行（英文名稱為TAIPEI CHINA）和亞太經合組織（英文名稱為CHINESE TAIPEI）等組織。1992年9月在獲得大陸同意的前提下，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理事會主席聲明指出，在大陸加入關貿總協定後，臺灣可以“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區”（簡稱“中國臺北”）的名義參加。1992年9月，GATT在兩岸入會問題上，確定大陸先臺灣臺後的原則。另外，1993年9月29日GATT理事會通過成立臺灣入會工作小組決議時，首先鄭重引用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聲明支援“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以“中華臺北”方式通稱臺灣，將其定位與香港一樣，同屬於中國的一個單獨關稅區。
（二）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與定位
兩岸的經濟關係的現實是：1、它們之間的關稅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完全自主，互不相干；2、它們之間的關係日漸緊密，有一體化的內在要求；3、外部環境也對加速其一體化進程產生了壓力。
一些學者和政治人物有意無意的完全照搬經濟一體化理論，完全照搬歐盟模式來論述、設計、規劃兩岸經濟的一體化，將一體化問題與歐盟的一體化相提並論，並由之而導出兩岸之間關係的定位為一種“國際關係”，只有政治上的“分”，才能達成經濟上的“合”，只有完成經濟上的“合”，才又可能實現政治上的“合”。這種“政分經合”論，如果僅從學術探討的角度去理解，基本上是不顧及時空的照般歐盟經驗，在兩岸關係上是行不通的，只能將問題複雜化，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從本文上述論述看，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就理論而言，經濟一體化理論的研究對像是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問題，因而對研究一個中國之內的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問題應是適用的；其次，從兩岸交往實例看，如香港模式、兩岸經貿交往模式（“中國主體同其單獨關稅區【臺灣】之間的經貿交流，納入對外經貿管理體系進行管理”）、兩岸通航模式（特殊的國內航線）和兩岸經濟組織關係的模式（中國的一個單獨關稅區）等，在實踐上是成功的，推動了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
因此，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定位應為“特殊的國內經濟的一體化”，或“中國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或“中國內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一體化”，“一個中國之內的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和兩個單獨的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簡言之，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定位在“一國兩區（單獨關稅區）”，即在理論上說的通，又在實踐上有成功的範例，使兩岸經濟關係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也使兩岸經濟的功能性經濟一體化過渡到制度性經濟一體化成為可能。
南開大學臺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 曹小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