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人航太運載火箭系統總設計師劉竹生
劉竹生，1939年生，1963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導彈工程系。曾從事長二捆火箭研製和發射工作，擔任副總設計師。現任長征二號F火箭總設計師。
劉竹生，高高的個子，面容清矍，目光睿智，笑容謙和。從他笑意常在的臉上，你也許看不出這位中國載人航太運載火箭總設計師遭遇過多大的風浪，但就是在這靜若溪水、清澈透明的生命中，刻寫著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這詩是鄭板橋的，咏竹詩。
命運多舛
青竹苦寒萌三願
竹生，像挺拔的竹子一樣頂天立地地工作和生活。這名字，飽含著父親對兒子的一種企盼。
劉竹生從小家境貧困，父親微薄的工資要養活6個孩子，高粱米、大白菜是劉竹生家裏的當家飯菜，孩子們過生日時收到的最大“賀禮”是一個雞蛋。生活的貧困，讓家中排行老二的劉竹生從小就跟苦難結緣。命運之神帶著他幾經輾轉，把他帶到了國防部原第五研究院強度研究所，進入了航太的大門。這一進，就是40年。
當有人問他：“難道在40年裏你對工作就沒有過厭煩和流露過膩的情緒?這期間有過‘跳槽’的想法嗎?”劉竹生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確實沒有。至今，我對搞航太仍津津樂道。支撐我一輩子要幹航太事業的動力是我的‘三個夢’。一個‘夢’出自於原始的、樸素的，甚至是幻想的思想情感。小時候，我常聽嫦娥奔月的故事，於是有了飛天之‘夢’。第二個‘夢’是工作以後感到宇宙奧秘無窮，越研究它就越欲罷不能，這便是我的航太‘夢’。上了一些歲數後，我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都有所思考，遂把工作當成一種刺激，這便是我的強國‘夢’。就是這‘三個夢’ ，支撐著我幹了40多年的航太。”
歷經磨難
打造金牌爭氣箭
他是我國運載火箭捆綁分離技術的開拓者，攻克的助推捆綁分離技術，填補了我國運載火箭捆綁技術的空白，使我國進入了世界捆綁運載火箭的先進行列。該項技術在後續的多種火箭中得到推廣使用，為提高我國火箭的運載能力和實現載人航太奠定了基礎。
1990年的夏天，他遇上了這輩子最難打的仗。那時，中國航太剛邁向國際市場，長征二號捆綁式火箭成功地將“澳星”發射升空，成為中國航太能否完全進入國際發射服務市場的一塊問路石。要在沒有成型產品、沒有成功先例的情況下，18個月內拿出全新的“長二捆”，這—仗怎麼說都帶有背水一戰的味道。
那時，劉竹生是火箭總體設計部總體室結構組副組長，要完成的工作是怎麼樣把“長二捆”身上的4個助推器牢固捆綁，在發射過程中又能可靠地將助推器與火箭徹底分離。“長二捆”的“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18個月!時間猶如上緊的發條，給設計工作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加之當時我國火工品研製水準較低，而火工品又是分離的主角：要在助推器與火箭分離時將兩者的連接件炸開。此時的他心急如焚，飯吃不香，覺睡不著，牙床上也急起了大包。為了這一“綁”一“松”，他曾在靈感突發後，半夜三更去擂響同事的門，黑燈瞎火直奔辦公室，在堆得像小山的辦公桌上，連夜勾畫藍圖。終於拿出了捆綁分離技術方案。接著，要完成的整流罩分離工作，難度就更大了。
長二捆火箭原有效載荷整流罩分離方案試驗受阻，在按期完成合同任務的重壓下，他帶領同事，用極短的時間研製成功了半推反轉方案，為長二捆火箭的研製如期完成，立了一大功。
1997年，劉竹生挑起發射飛船的長二F火箭總設計師的重擔。他是從副總設計師升任總設計師的。在剛接任長二F火箭副總師時，火箭整流罩發生由於設計經驗不足造成了嚴重超重問題。
整流罩是逃逸系統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超重，將會直接導致航太員在零高度逃逸時，飛船達不到救生高度的要求，使逃逸救生難以進行。
劉竹生帶領設計師系統重新復算了載荷，進行了結構件重設計，對逃逸發動機提出增加總重的要求。此時，他們的眼裏已沒了別的東西，除了數據就是圖紙和計算公式，面對顯示屏，日月星辰似乎停止了變化，白天與黑夜不再有分別，黑髮中生出的一根根銀絲和眉頭上新添的一輪輪皺紋，鑒證了他帶領研製人員，披星戴月，用智慧和汗水攻克的一道又一道難關。
在發射神舟號飛船的日日夜夜裏，為了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他不僅要動腦筋去謀劃，還要針對出現的問題，一次又—次地進行方案的設計修改和論證，殫精竭慮，經常是食不甘昧、夜不能寐。
當火箭要轉入發射陣地時，看到昂首待發的神箭，劉竹生對火箭的難以割捨的柔情就愈發強烈，他要爬上十幾層的平臺，從上而下地仔細地端詳、撫摸。他常癡情地說：要用最好的火箭送“神舟”上天。
在長二F火箭把神舟一號飛船發射到空間軌道後，他情不自禁地和朝夕相處的火箭總指揮黃春平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在眾目睽睽之下，老哥倆盡情地揮灑了一把熱淚。
前進的道路是崎嶇的。記得在2000年12月31日，神舟二號發射的前10天，長二F火箭被一個意想不到的誤動作“撞了一下腰”。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劉總十分心痛。已年過六旬的他顧不上安全和其他，—口氣爬上11層平臺，直奔他們心愛的“寶貝”，又從上至下逐層地查看火箭的受傷情況。
在專家“會診”後，火箭的修復被確定為在原地進行，原計劃1月6日發射的時間調整到1月10日，這意味著4天之內必須使火箭處於正常的發射狀態。
新世紀中國航太的第一飛就是意義重大的神舟二號的發射。當決定作出後，領導讓竹生表態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按新計劃發射。”黃春平總指揮事後說：“平時我膽子大，想不到這次，劉總比我的膽子還大。”
火箭被撞部位是非正常受力，修復時把逃逸塔和船罩組合體分解，修復後還要進行全面的檢查和測試，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沒有什麼重負能壓垮中國航太人鋼鐵鑄成的肩膀。
在這4天裏，白天劉竹生和其他幾位副總師親臨現場指揮處理工作，晚上組織討論和反覆研究有關的技術問題、確定技術方案、組織編寫和審查評審報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為了確定火箭的碰撞過程和變形，夜深了，他還要驅車前往現場，在各層工作平臺間跑上跑下，對火箭與平臺的間隙反覆測量、計算，直到找到滿意的答案。經過4天夜以繼日的工作，一份 50余頁的《碰撞後火筋受損結果分析及處理措施》報告呈現在領導和各級專家的面前，他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4天后，奇跡真的出現了——火箭重展芳容，按時聳立在發射塔架旁。
2001年1月10日，當長征二號F火箭成功地完成發射神舟二號飛船的使命時，平時話語不多的劉竹生，捅捅身邊人的胳膊，冷不丁冒出—句：“你們看看，什麼叫金牌火箭?”自豪、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
接著是神舟三號、四號飛船發射成功，爭氣的“神箭”沒有出現一丁點兒故障。每次都把飛船穩穩地托舉到太空。
其實，在爭氣“箭”的後頭，劉竹生還扮演了“黑臉包公”的角色。作為總設計師，他除了抓各系統的基本方案、指標和技術狀態的變化、火箭逃逸系統等技術創新工作外，還在研製品質上花費了大量的心血。
在抓品質管理時，他總結了一個很特別的16字口訣：源頭控制、行業水準、九抓九查、責任到人。在工作中，他不厭其煩地要求研製人員貫徹到設計、研製、試驗和發射的全過程中去。
作為一名總設計師，能看到自己親手鑄造的神箭扶搖直上、衝破九霄，能親身感受到心愛的產品在星空下彈挾雷霆、噴薄而起，是對自己的最大慰藉。
情感豐富
親情埋在心底
在發射現場，不多的空閒時間裏，劉竹生也有鬆弛一下繃得緊緊的神經的“靈丹妙藥”，就是欣賞從荒涼的戈壁灘上撿回的很多極有滄桑感的樹根和各種千奇百怪的大漠石。
不要以為搞技術出身的總設計師們都是不茍言笑、專注火箭研究、有著哲人般頭腦、在數據公式圖紙堆裏打轉轉的科學家。劉竹生畫油畫很拿手，畫的毛主席像栩栩如生，絲毫不遜色于專業水準。家裏的桌子上還擺放著當年為夫人畫的《青春少女像》。
“為了夢圓飛天，我把全家人都搭上了。為此，我有一種負疚感……”每每說到此時，劉竹生便有些哽咽。從他的生活經歷中，不難理解他情感世界中為“夢”所產生的痛。
剛結婚那幾年，劉竹生和妻子王麗珍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妻子當時在天津教書，沒孩子的日子還說得過去，無非是你來我往地把掙到的工資多捐一些給鐵路上。後來，大女兒出生，妻子一個人帶著孩子，所吃的苦可就多了。那個年頭，劉竹生夫婦受盡了磨難。
孩子出生不久，劉竹生便到東北一個農場接受勞動改造，一走就是兩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們在天津的一間房子被震塌，王麗珍和兩個孩子(小女兒1973年出生)只好擠在學校操場上搭的一個窩棚裏。之後，大女兒在天津得了腎炎。劉竹生得到這個消息猶如萬箭穿心，不能守在女兒的床頭，內心承受著苦難，工作卻沒有一絲懈怠。
1981年，王麗珍調到北京工作，一家人終於不再分居兩地。那時，3家人合住—套房，屬於他們家的面積只有10多平方米，燒的是蜂窩煤，但他一家四口擠在一起其樂融融。直到1985年，劉竹生的家庭生活才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分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全家人樂得歡天喜地。對於小女兒，父親幾乎沒有問過她的學業。小女兒靠著自己的努力，一番辛苦，終於考上了大學。聽了這個消息，劉竹生臉上現出微微的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