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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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謝錦傳母親官秋妹（攝于1935年臺灣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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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謝阿立（攝于1935年臺灣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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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作者謝雨辰、三哥、母親、二姐、大姐、保姆、大妹（攝于1945年臺灣臺中公園）
在臺灣，我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河洛人”（閩南人），為此，從我有記憶的5歲起，我的兄弟姐妹們就習慣成自然，用客家話、閩南話這種特有的混合雙音帶與父母親、外公外婆、大伯、叔叔這樣交談。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它對臺灣長達五十年的野蠻殖民統治，臺灣光復了，我們的家從苗栗鄉下搬到了繁榮的大港口高雄，爸爸開啟了一家“東海貿易行”，從翌年的1946年就與廈門做起了第一筆生意，父親也許是第一個與大陸通商的臺灣人，從那年起，我就成天的做著夢，夢著父母親把我們兄弟姐妹帶回到那我們老祖宗出生的祖地，一直被我們臺灣人稱為“唐山”的那個神秘的有條巨龍的家鄉。
然而，1947年年初一場意外的大事發生了，臺灣群眾因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專制獨裁和高壓統治，爆發了驚動世界的流血事件，臺灣人的夢破滅了，爸爸媽媽的心也碎了，一天我從學校放課回家途中，被西北雨（驟雨）淋得滿身濕透跑回家時，看見父親一個人喝著悶酒，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時爸爸以幾乎哀嚎又悲涼甚至是絕望的口氣對我說，“孩子，爸這輩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還小，長大了有機會一定要回去哦！” 經過三十七年風雨和滄桑，當年聽父親說要回去，要回去唐山才算了了一件心事的七歲孩子，已經四十四歲，成為有妻，有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1984年，我與妻張金鳳不顧生命的危險帶著還年幼的三個孩子，衝破了臺灣當局極其恐怖的軍事戒嚴令和封鎖，克服重重困難，最後在政府駐外機構的熱情幫助下，終於才回到了我們祖祖輩輩，魂牽夢縈的這塊黃土大地。
1984年，我們一家人回來時正趕上改革開放、熱火朝天、翻天覆地的浪潮中，祖國九百六十五萬公里土地上到處充滿著勃勃生機和喜人的大好形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開放和宏偉的現代化，使億億萬萬的中國百姓，徹底擺脫了封閉貧窮、落後的窘境！身為一個臺歸人士，我興奮得把自己親身所看到的、體驗和感觸到的情況，透過各種渠道讓在臺灣和海外的親人、友人和所有的鄉親真實了解大陸的真相和新面貌。
1987年的11月下旬，臺灣當局在兩岸人民、在社會輿論強大的訴求和壓力下，終於解除了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軍事戒嚴令”，橫在兩岸的堅冰開始融化、鬆動。從1988年的春節前夕，我在臺灣的親友一批又一批繞從香港、或日本第三地偷偷地進入大陸北京來看望我們。說起1987年臺灣當局剛開始解嚴時，雖然宣佈說據於人道，臺灣國民黨老兵可以返回過去被稱為“匪區”的大陸探親，後來又進一步允許臺胞去大陸旅遊，但那時候來大陸看望我們的親友卻對國民黨政府心存很多顧慮，因此都化整為零，對外說是要到香港或日本去旅遊，而實際是相約好在第三地集合後，惶惶恐恐緊張兮兮進入曾被恐嚇妖魔化了五十年之久的所謂“中共匪區”。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說在北京偶爾看到五星紅旗還緊張得手心發冷，我們這些親友現在談起當年的事，都還常禁不住對當年自己的多慮無知當成笑話來自嘲。
1994年2月28日，我突然接到了來自臺灣三哥打來的電話說，母親病危，要我急速回臺北去。然由於臺灣當局種種刁難，沒能即時成行，後來聽大姐說，母親臨終前還唸著說，在北京的阿業（我的小名）和金鳳怎麼還沒回來？慈母是于3月19日含著遺憾的淚水走了，永遠走了。大哥一家人及表哥、表姐、姐夫、外甥他們送完殯後，相繼回去在美國、巴西、日本的僑居地，而焦急如焚的我們遲至兩個月後才拿到臺當局的入境批文，我與妻金鳳匆匆趕回臺北後在二哥、三哥、五弟、大姐和三個妹妹陪同下直奔下葬在苗栗明德水庫水環山抱一處小山丘上的慈母墓地。身為人子的我，不能在慈母臨終前見她最後一面，併為她送終，想來是我一生感到最痛心最無奈也是最大的遺憾。
午夜，從墓地回到臺北永和秀朗路的大姐家時，很意外又驚訝的發現大哥帶著侄子（忠翰）站在巷口，慈母的逝去及十年的兩地分離，我們不由萬分感慨，悲從中來，大哥緊緊擁抱著我，兄弟倆放聲大哭一場。原來大哥一家人為慈母送完殯後就回美國加州去了，後來聽說我和金鳳被臺灣當局最後放行後，他竟然再度跨越重洋返回臺灣，為了就是想見見遠在北京的四弟和弟媳金鳳。
兄弟情誼深似海，天各一方獨徘徊，
待到相聚重逢日，為母垂淚到天明。
我想雖然我們兄弟倆遠隔重洋身居東西二地，但手足的親情是沒有任何人為障礙可阻隔的。
1994年回到臺灣我生長的故鄉時，已時隔十年的臺灣親人友人和鄉親早已紛紛奔相走告，多少的思念，多少的牽絆，這些親友對於從北京回到臺灣故里的我們洋溢著一股濃郁的，很特別的感人肺腑的鄉情和格外溫馨的一種親切感。
左起：侄子忠翰、雨辰、大哥震乾及大姐玉霞（攝于臺北永和秀朗路大姐家）
臺灣人的熱情好客早已享有盛美譽，在臺灣逗留的兩個月期間，我的大姐充當我的臨時秘書兼總管，大姐把所有親友的邀宴一一有序排到日程表上，從此我們就出席了總共八十九場令人激動、頭昏目眩、興奮不已絕極為熱情又慘烈的戰鬥。
臺北的晶華飯店、海霸王、國賓飯店、老饕、天廚、華西街夜市、福華酒店、圓山大飯店……都留下了臺灣親友們給我們盛情招待的身影。
  
  
作者謝雨辰與妻金鳳回臺期間受臺灣親人、友人、鄉親數百人的熱情邀宴（攝于臺北各酒店）
我在臺灣曾從事二十年的電影攝影及導演的工作，臺灣的電影工作者絕大部分是以自由影藝者的身份參與電影創作工作，而屬於臺當局所謂的“中央電影製片廠”跟我們這些自由影藝工作者可說是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然而1987年臺灣當局解除“戒嚴令”後，過去享有官方特權，老以為高人一等的某些大導演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與獨立製片的自由影藝者有了來往。88年後和90年代，就曾聯合組團來過北京上海訪問過，當然我以電影同行兼臺灣鄉親的身份接待過他們，這些同行中有宋存壽、丁善璽、白景瑞、林清介、張蜀生、張鴻義、陳昆厚、徐天榮、林福地、李行等四十幾名導演。
1994年我返臺時，臺灣中央電影製片廠廠長林鴻鍾先生就派人把我們夫妻倆接到士林外雙溪製片廠去參觀及宴請，受他們的要求，我把大陸的影視情況和電影市場的前景和發展以及一般的影片製作成本和大陸電影觀眾的口味及宣傳發行等情況逐一的介紹給臺灣的同行，我想這對於之後的兩岸三地電影合作的交流是取得了一定促進作用，而讓我沒料到的是，自我離開臺灣後在大陸的電影拍攝情況，他們也都投以相當大的關注，比如對我當年在大陸所導演的《夜行貨車》《望春風》《惡狼與天使》等，以低成本製作，創下當年大陸最高票房的紀錄，就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羨慕。
我想，這是我返臺為母奔喪、探親訪友之外的意外收穫，因為我們都是同行又是鄉親的關係，這些臺灣影視界的朋友非常樂意並同意我對今日的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的分析。我說由於祖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國家的綜合實力迅速提高，老百姓也享受了前所沒有好日子，有十三億人口的寵大的市場商機使今天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最重要的世界三大強國之一的事實，說真的，我很樂意的看到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影視界的朋友，絡繹不絕穿梭于兩岸，並得到很好的發展。由於兩岸文化的密切交流，也使得過去壓在臺灣人身上不幸的那沉重的歷史包袱被逐漸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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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雨辰夫婦和臺灣中央電影製片廠林鴻鐘廠長合影（攝于中影文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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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雨辰夫婦和中影藝術指導李寶琳陪同中參觀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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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雨辰夫婦和臺灣著名導演王童合影（攝于中影文化城）
我的父親生前于1937年曾留學于日本東京一所“東方攝影藝術學校”，在臺北的五十年代，一位身擔臺灣中國攝影（沙龍）學會會長的郎靜山先生就曾親自拜訪過我父親（謝錦傳，號雲峰）。然已事隔了半個世紀之後，我在臺期間參加我二哥謝震隆的攝影展，偶然幸會了當時已年高103歲的臺灣攝影泰斗郎靜山大師，當他知道我是謝錦傳的四公子，並已定居在大陸時，他老人家顯得格外的高興，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不愧是雲峰大師的兒子，你有遠見，有膽識，聽說你84年就全家搬到了北京了真好真好，現在大陸開放後，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我們中國人全都有福啦！”當時我就熱情邀請他（郎靜山先生是江蘇淮陰人），有空時一定到內地走走，到時我會全程陪伴，郎靜山先生當即高興地點頭，說，“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看看！”然非常惋惜，翌年的1995年，臺灣傳來郎大師的惡訊，對大師的逝世我表示無限的哀悼和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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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靜山大師（中間）與作者謝雨辰夫婦（合影于二哥影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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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親謝錦傳（1937年）留學日本攝影藝校時（攝于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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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TAA汽車冷氣”遊先生夫婦，是我們在臺灣真正稱得上老朋友中最老的朋友，遊夫人與我妻都是臺北新店的鄉親，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同窗同學，直至大學才分道揚鑣。1960年，遊先生和夫人結婚時，我妻子張金鳳還是她的伴娘，她們倆人形同姐妹，而我們兩家可說也做了一輩子超過五十多年的朋友！1984年回歸大陸時，因深怕連累他們，迫於無奈我們只好黯然不告而別。1985年，在北京定居後的第二年，文化部有位李曉寧同志說要到美國去考察，我當即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請曉寧同志幫我們在美國東西兩岸紐約和舊金山的華僑日報上，刊載“尋人啟事”的廣告。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在美國有生意來往，並留下了北京的電話和地址，沒料到那位曉寧同志還沒回到北京，我們就驚喜地收到了遊先生和夫人從美國打來的電話，真是應了那句中國老話，“有緣千里來相會”從話筒中，傳來的他們兩夫妻陣陣的歡笑和哭泣聲，遊夫人還一直叨念著，“感謝佛祖保祐！菩薩顯靈！”他們都是虔誠的佛光山的信徒，也是東吳大學的校董。
之後從85年到87年底的三年，遊先生夫婦與我們的聯繫都是他們經由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時通話的。因為當時臺灣還在“軍事戒嚴”，顧慮到我們的通話會被臺灣情治單位竊聽，而不得已採取這樣的辦法。1987年底臺灣當局宣佈解嚴後，遊先生夫婦當年就是帶著五、六十個員工浩浩蕩蕩經第三地區到北京來探望我們一家人的第一波的臺灣親友團。
光陰如梭，1994 年，我們返臺時的第二天，他們就把我們接到中壢工業區TAA的工廠去，當時遊先生夫婦正在苦惱是否要跟進“臺灣中華汽車”到福州福清的“東南汽車城”投資設廠的事而猶豫不決。坦白講，對於電影我是專業，對於汽車工業我可就是門外漢，既然他們要我提提意見，我就以消費者的身份角度說出我的想法。第一，我說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初期沒有一個人看好美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在中國能夠生存，因為普遍認為以中國家庭的每個月平均收入不到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的水準，他們根本吃不起這種東西。但是事實證明，他們先前的估計全都錯了。第二，我說早在1984年，德國的大眾汽車就成功地與上海汽車合作，生產了“上海桑塔納”汽車，可以說在十幾億中國的市場佔了先機，後來事實的證明也是如此！我說如果你們不早點在這龐大的汽車市場卡位，我想將來可能會後悔，沒想到我的簡單幾句話，加強了後來他們的決策。1996年在進入福清“東南汽車城”的投資，至今的2008年，他們的業績越來越有進展，我想這應感謝佛祖對他們的引導和保祐，所結的善果，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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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林雪敏總經理陪同張金鳳參觀TAA廠實驗室（攝于臺灣中壢工業區內的現狀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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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雨辰向TAA遊象卿董事長介紹大陸喜人 變化（攝于公司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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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臺前所剩餘的半個月，在大姐和小孫子的陪伴下，我與妻決定在臺灣做一次環島巡禮，一路從臺北出發，經由桃園、新竹、苗栗到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看望年事已高的親友，然後接著到高雄路竹鄉探望我的大妹子和妹夫一家，在她舒適的農村小別墅待了兩天后，由我妹夫一路駕車把我送往臺灣最尾端的屏東“墾丁公園”，在風景宜人的民宿稍事休息一天后，就一路風塵僕僕地趕往住在臺東的二叔家。此行想看望二叔是我最大的心願之一，父親有四個兄弟，兩位姐姐，但如今父親的兄弟姐妹還健在人間的只剩下父親的幺弟，錦堂二叔了。聽說我們要從臺北來看他老人家，我堂哥說二叔和叔母天還沒亮就早早地把藤椅搬到路旁，伸長脖子一直盯住在遠遠的拐角處的路口，一望再望，直到午後我們的車子終於出現在他的眼前。
左上：妻張金鳳、大姐、大妹和小外孫（攝於安平古堡）
右上：這塊立於清同治七年的“軍裝局碑”述說了十九世紀，中國臺灣遭受外國強權、羞辱的侵略史
左下：作者謝雨辰夫婦攝于高雄路竹鄉大妹的農村小別墅
右下：前往臺東的分道口（攝于恒春小鎮街景）
那個晚上，老淚縱橫的錦堂二叔把他們四個兒女、兩個媳婦全喊到了身邊，訴說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故事。二叔說，從小他命苦，因為我的祖父當年聽信了一位江湖算命師的話，說二叔他的八字不好，會尅了我祖父母的命，因此二叔在四歲時就被送給了遠在臺東的王姓的煙農家做養子。這個事，被父親知道後（二叔說父親當年也就只有十五歲）就瞞著祖父母，竟然一個人從苗栗來到了比天邊還遠的臺東，在沒人發現下，連夜背起二叔就跑，經過四天五夜的苦行，聽說在途中，父親僅有的一點盤纏早已用完，一路上是靠著向好心人乞求吃的喝的，兩個孩子才沒有餓死在回家途中。說到這，錦堂二叔傷心地大哭起來。二叔說，兩個一大一小的兄弟當時又臟又臭，簡直就像叫花子一樣，連祖父母都認不出他們兄弟倆，可是沒料到的是，當父親把二叔背回家，剛進了家門口，就被祖父用藤條狠狠毒打一頓，雖然祖母苦苦哀求祖父，但一向重諾言、守信義、頑固的祖父還是把錦堂二叔送返給臺東那個王家煙農。說到這二叔與爸爸悲傷的往事，我與妻子、堂哥堂姐們都抱成一團，大哭不已。
二叔說，後來你父親常常時不時就跑到老遠的臺東來看二叔還買一些好吃，好玩的給他。二叔說，過了好幾年後，你父親從日本留學回來時，還特地幫二叔買了兩套上等的西裝料、一雙皮鞋，還有禮帽、領帶、手絹、手套、襯衫等禮物，說是留給二叔他結婚時派上用場的。
在二叔家待了二天后，是我們不能不向他們一家人告辭的時候了，已經是八十多歲的二叔和叔母，無論我怎麼勸告，都堅持要送我們到臺東車站去，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們二老竟然在列車開動前爬上車廂，一路從臺東把我們送到花蓮的瑞穗站，才依依不捨下了車，向我們揮手告別，折返臺東去。看著二叔他們離去的背影，我這才把強忍的淚水流了下來，父親早逝，二叔一直就待我如兒子，那麼關心和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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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大姐、小外孫、作者謝雨辰、叔母、錦堂二叔，後排左起妻金鳳與二叔的子女和媳婦合影（攝于臺東關山二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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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堂二叔陪我們乘上臺東開往臺北的北迴鐵路途中（攝于國光號列車車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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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堂二叔和叔母依依不捨向我們揮別（攝于花蓮瑞穗車站）
時間飛快，臺灣當局所批的兩個月奔喪探親的期限已經臨近，雖然根據他們的規定，我們可以再提出延期一個月的申請，但此時我與妻都掛念著北京我們溫暖的家，還有那三個想我們的孩子。離臺前我們分別向我大哥、二哥、大姐、三哥、五弟及三個姐妹一一道別，妻子金鳳最疼她的六個哥哥和嫂嫂，連同她從小就送人作養女的一個大姐，全都出席為我們送行，令我們特別過意不去的是金鳳她的長兄張炆進，當時已經因腦瘤開刀、住院，命在旦夕，聽說我們隔日就要回北京，他竟然不顧危險從長庚醫院溜了出來，她兄長們對她感情之深令我內心深處觸動不已難以忘懷。
6月28日那天，我們告別了臺灣所有親友，我們滿載著他們所有人的關心、祝福和濃濃愛意離開了我們的故鄉美麗的寶島，回到了北京我一直眷戀的家。
左上：左起大姐、二哥、作者謝雨辰和五弟，酒後笑談童年糗事，樂不可支。
右上：開懷大笑的三哥和作者謝雨辰
左下：離臺前夕，作者妻子的六哥六嫂（中間站裏唱歌者）為北京的妹妹和妹夫歡歌送行，攝于臺北盧州家中
右下：（左）大妹與（右）二妹倆人爭著為頻繁應酬的四嫂（作者妻子）按摩，舒解疲勞，姑嫂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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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完腦部手術的大哥張炆進與作者碰杯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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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五嫂、四嫂、大姐、大哥、二嫂、三嫂、六嫂和妻子金鳳，
後排左起：四哥、三哥 |
侄子父女、二哥、五哥和六哥左起：大姐玉霞、二哥震隆、大哥震乾為四弟雨辰（作者）送行，（攝于臺北秀朗路的大姐寓所）
作者簡介：
謝雨辰，1940年生於臺灣苗栗，中國著名電影導演。
謝雨辰是一位在臺灣本土成長起來的導演，他對臺灣現實社會有著切實的感受和思考，他把臺灣鄉土文化與中華文化精髓連結起來，一滴水珠融入大海，為兩岸思想文化的互相了解互相滲透作出了積極地探索和追求。
1966年在臺灣從影，先搞攝影，拍了六十多部影片，後當導演，執導過十六部影片，在臺灣電影界具有一定影響。
1984年由臺灣回到祖國大陸定居，成為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特邀導演。曾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5年擔任影片《夜行貨車》的改編和導演。這部影片是根據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的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它通過對臺灣某跨國公司中的幾個中國職員對待生活的不同態度的描寫，揭示了臺灣商業社會裏人們的思想、情感以及一些人的心理變態，真切地反映了八十年代臺灣的現實生活。謝雨辰出色地把原作中濃烈的臺灣鄉土氣息表現出來，成為溝通海峽兩岸人們的思想的一座橋梁。
1987年擔任影片《望春風》的編導和導演。該片的風格清新樸實，人物塑造生動自然，導演功力可見一斑。
1992年擔任影片《烈火恩怨》的導演。這部影片是根據謝雨辰自己創作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反映的是一個有關家族仇殺的故事。謝雨辰再次賦予影片清新的鄉土氣息，情節曲折新奇，富有生活情趣，人物刻畫細膩深刻，飽含真情。影片對臺灣社會中的倫理道德規範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討。具有一定的社會現實意義，同時影片在電影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藝術成就，標誌著謝雨辰創作上的又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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