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新年鐘聲的餘音尚在人們耳邊迴響，臺北政壇卻傳來了一則令人心碎的噩耗：臺灣政商界大老、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以88歲高齡病逝。辜老先生的離去，不僅是臺灣政商界的損失，更是兩岸關係的巨大損失。
父子兩代紅頂商人
辜家原籍福建省泉州惠安縣，康熙年間遷至臺灣彰化縣的鹿港。辜家的發跡始於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臺北士紳為保全身家財產及性命，擬請日軍入城、避免戰亂，辜顯榮乃自告奮勇、隻身出城前往基隆的日軍營部，並作為談判代表希望日軍進入臺北城後不要殺戳、擾民。後來辜顯榮被封為貴族院參議員，還被授予鹽、糖等專賣權，辜顯榮抓住機會，利用良好的政治關係，通過其“大和商行”，除了特許專賣外，還從事樟腦的提煉、外銷，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很快成為臺灣紅頂商人，辜家也成為臺灣數一、數二的政商大家族。
辜振甫是辜顯榮的第五個兒子（前三個兒子非親生），1917年1月6日出生，因自幼聰穎，理解力過人，最受辜顯榮喜愛，4歲即接受有計劃的栽培，四書五經、英語ABC齊頭並進，還聘專人教授體育強身，自小便文武兼備。在父親的精心調教下，辜振甫果然不負重望，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一不會，1931年他代表臺北高等學校參加全臺乒乓球比賽並一舉奪魁。1937年辜顯榮去世時，辜振甫剛20歲，尚在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大二學習，因嫡兄長辜岳甫（即辜濂松之父）身體不好，辜振甫接下家族事業的接力棒，頭頂7家公司董事長的頭銜。大學畢業後，辜振甫毅然負笈日本帝國大學，學習財政與工商管理，為鍛鍊自己的意志力，他不要家族的錢，而是在日本糖業公司任辦事員，靠半工半讀賺取學費和生活費。
日本投降後，臺灣回歸祖國，1949年國民黨去臺後，禮遇臺灣知名的地方士紳。辜振甫因迎娶了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的孫女——嚴倬雲，通過與國民黨黨政關係良好的連襟葉名勳而與國民黨當局建立了聯繫，迎來了辜家第二個發展高潮。1952年，辜振甫率先響應當局“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交出大批家族鹽田、土地，換取了水泥、造紙、農林與工礦四家公司的股票，並被聘為“經濟部”顧問。1954年，臺灣水泥公司（臺泥）民營化，當局指派辜振甫擔任常務董事兼協理，後任總經理，並於1973年正式接掌臺泥董事長。在他的經營下，臺泥朝多元化的模式發展，迅速成為臺泥企業集團，成為臺灣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在臺灣經濟起飛的60年代，辜振甫抓住當局獎勵企業投資的時機跨足金融界，于1966年籌組中華證券投資公司，1970年改組為“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他出任董事長。90年代始，國民黨當局開放民間投資電信、能源等特許事業，辜家也迅速擴張事業版圖，而今，辜家的和信集團已成為橫跨營建、石化、機械、金融、傳播、電信、科技的多元化集團，和信集團旗下的公司更達到百餘家，成為臺灣前五大企業之一。
另一方面，辜振甫的政治關係也十分源遠深厚，其作為國民黨工商界的代表，在政壇上的地位也步步高漲：早在1957年，辜振甫即被當局指派代表臺灣出席日內瓦勞工會議；1961至1997年連續當選國民黨第9至15屆中央委員，1982年起，更當選第12至15屆中常委、進入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2000年起獲聘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因其在美日及東南亞等的人脈，充任當局的“經貿大使”或“總統特使”，穿梭于國際間，開拓臺灣的“經貿外交”。
作為商人，辜振甫深知和氣生財的道理，他不僅以“謙衝致和，開誠立信”為座佑銘，更在1991年將集團名稱由“中信”改為“和信”。正是這種謙衝儒雅的風範，使辜振甫縱橫政商幾十年、為歷任當政者敬重的紅頂商人。
不忘自己是中國人
1990年11月21日，海基會在臺北成立，其功能除了解決兩岸民間交流所衍生的各種問題，還要“藉由臺海兩岸交流，使兩岸人民有更開闊的胸襟，讓臺灣民眾了解‘臺灣的前途在大陸’更讓大陸民眾了解臺灣。”（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語）。對於海基會董事長人選，“雅智相兼、仁德俱備，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辜先生是不二人選”（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語），而當時人在日本，辜振甫也毫不猶豫同意了。
辜振甫慨然允諾出掌海基會，除了他的聲望和地位隆崇，還有其自幼飽受的中國傳統教育、不忘自己是中國人的重要原因。辜振甫曾經對記者表示，日本雖然佔領臺灣，父親一生拒學日文，並一再叮嚀子女“千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自己從4歲起，父親就聘請前清秀才，嚴格教授學習四書五經、習賦詩詞；父親非常喜歡京劇，除了它是國粹，父親更在意的是京劇裏所包含的中國人的歷史、忠孝節義、禮樂教化，希望子女能從中體驗牢記中國傳統的精華。自小就浸淫在博大的中華文化中，辜振甫始終有一顆中國人的心。
年輕時的辜振甫曾捲入“臺獨”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戰敗投降，一部分在臺日本人串連一些臺籍人士，利用國民黨政府接收被臺灣的這段空檔期，成立了所謂“臺灣自治委員會”，辜振甫被推舉為“總務部長”，後被國民政府以“陰謀搞臺灣獨立運動”罪名判刑二年二個月、入獄一年七個月。對此，辜振甫一直耿耿於懷，他說的確有駐臺日軍人員找他徵詢成立維持組織一事，可他並未同意，還向日本駐臺總督安藤利吉表示此事不可行，“叛亂、臺獨”這個罪名，當局未為他平反很不公平。“臺獨”案是辜老先生心中永遠的痛，也是他在人生之秋、接下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重任的另一重要原因。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辜振甫在海基會掛牌儀式上期望成員“以務實誠懇態度，解決兩岸民間往來所衍生的問題，經由了解建立交流溝通管道”，並表示，只要兩岸階段性互動成熟，個人不排除以適當時機、以海基會董事長身份前往大陸。正是本著“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理念，辜振甫上任後，率領海基會大力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為達成兩岸兩會1992年香港“一中原則”共識、實現1993年曆史性的“汪辜會談”起到了積極的正面的作用。
1991年4月，即海基會成立僅數月，辜振甫即派出首任秘書長陳長文前往北京進行禮貌性拜訪。隔絕40餘年後，兩岸終於在事務性接觸方面建立起初步的溝通管道。而隨後，海基會又與大陸有關方面合作，成功解決了臺灣在巴拿馬註冊的漁船“鷹王號”涉嫌在臺灣海峽中線附近向大陸漁船走私、協助大陸紅十字總會曲折、莊仲希赴臺探視大陸“閩獅漁一號”船員，兩個開門紅，令海基會在島內風頭十足。1991年11月，陳長文二上北京，與大陸商討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陳長文表示，公證書使用不是國家之間的事，而是臺灣與大陸之間的使用，贊成根據“一個中國”的原則進行商談。雖然返臺後，陳長文因此備受民進黨的攻擊而憤然辭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一職，然對於這段往事尤其是董事長辜振甫的信任卻備感溫馨。他說，“回憶起來，那是一段愉快的合作時光，辜先生和筆者在對兩岸事務的推動上，默契十足，幾乎不需要花時間‘溝通’，除了辜先生大容的信任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觀念上一無間瑕，都想念增進善意、鼓勵交流，是促進兩岸共榮共利的最大保證，這也使筆者在負責第一線的兩岸談判、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1991年12月，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舉行了熱烈的成立大會，自此開啟了兩岸兩會正式接觸談判時代。
1992年3月，海協、海基會在北京展開雙方第一次正式商談。會談開始，雙方即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要不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產生了嚴重分歧。大陸方面認為，兩岸的公證書使用、查證與掛號函件的查詢、海上打擊犯罪等都是中國內部事務，是在“一個中國”內進行的，這是一個原則，雙方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方能進行事務性商談。而臺灣方面卻表示，“一個中國”是政治性問題，文書查證等是事務性問題、與“一個中國”沒有關係，並以海基會沒有得到授權談“一個中國”為由、離開北京返臺。
為了促進兩岸事務性商談順利進行，大陸國臺辦和海協負責人多次發表講話，提出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應表述“一個中國”原則、但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討論協商。大陸方面的態度在島內引起了強烈反響，而臺灣“國統會”經過3個多月的討論，終於得出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含義有所不同”等三點結論。對於臺灣當局基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大陸海協會立即表態歡迎，“它表明，在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識”。隨即，海協本著推動兩岸關係良好發展的初衷，破例同意了海基會要求在香港恢復事務性商談的要求。
1992年10月28、29日，海協和海基會在香港就“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舉行工作性商談，為兩會負責人在大陸或臺灣的正式會面做準備。會談一開始，海協主動提出了“一個中國”原則的5種表達方案，5種表述方式完全符合大陸先前的表態，即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在此情況下，海基會也承認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是中國內部的事務，雙方均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最後謀求國家的統一，並提出臺灣“陸委會”授權擬定的“一個中國”原則的5種表達方案，後又提出3項修正表述。對於雙方的分歧，海協提出先把共識部分寫上，分歧部分由臺灣方面自行處理；但海基會不同意，提出用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會議又延長兩天，但分歧仍無協商結果。31日，海協先行離開香港，表示將把海基會提出的“一個中國”、口頭表述的建議請示有關單位。11月3日，海協負責人聽取彙報後，同意海基會口頭表述的建議，1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提出了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合作（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
對於“一個中國”問題，辜振甫曾這樣表示，“兩岸都正在追求統一的過程中”，統一之後，當然中國是一個，此刻要回歸的是“回到追求‘一個中國’的過程”。正是他這種態度，對促成海協、海基會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取得了共識。
堅持民間服務立場，反對官方收編
在臺灣當局大陸政策及工作的“一條鞭”構想中，“國統會”隸屬於“總統府”的任務編組，是為“總統”提供國家統一大政方針的諮詢建議機構。“陸委會”為“行政院”下設機構，負責當局大陸政策的研究、規劃、審議、協調及執行。而海基會則是受“行政院”委託，以民間機構的面目出現、處理兩岸人民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因此，海基會在辜振甫的領導及支援下，一切以服務兩岸、有利於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為出發點，尤其重要的是兩會在香港達成了“一個中國”原則、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從而確立了兩岸事務性商談的基礎。
對此，看在政策主管部門“陸委會”眼裏卻滿是擅權：例如“陸委會”認為邀請大陸記者訪台的業務不在海基會受託範圍之內，但海基會卻堅持承辦、並搞得震動很大；而海基會第二任秘書長陳榮傑未經批准即私下與大陸海協秘書長鄒哲開訂定時間在廈門會面；特別是海基會首任秘書長陳長文于1991年11月與大陸國臺辦達成的“一個中國”原則口頭協議，在“陸委會”看來，“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不利，且現在也不是談“一個中國”的時機。
海基會的“擅機專行”，使得“陸委會”想盡辦法，于1992年8月6日制定了《受託處理大陸事務財團法人監督條例》，明訂“陸委會”是受託處理大陸事務財團法人的主管機關、其人事案包括遴選董監事都應事先得到“陸委會”的同意。至此，“陸委會”終於在法律上獲得了海基會上級主管機關的身份。
海基會與“陸委會”在權責上的矛盾、以及在“一個中國”認知上的分歧，使海基會第一、二任秘書長陳長文、陳榮傑先後辭職以示抗議。陳榮傑在辭呈中表示，“兩岸民間交流雖在經貿、旅行及文化等方面皆有急速之成長，惟兩岸關係似沒有隨著兩岸交流之進展比例而改善，致使秘書長職務之執行，愈感困難重生，多所障礙。”
海基會在兩年余內連損兩位秘書長，內部士氣受到嚴重打擊，為鼓舞士氣，海基會擬提副秘書長石齊平升任。但“陸委會”卻有意安排“副主委”葉金鳳轉任。對此，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卻表示反對，認為如果由葉金鳳進駐海基會，無疑是把海基會收編在“陸委會”旗下，海基會將沒有一點自主權。在辜老的堅持下，“陸委會”人選沒有進來，高層另行安排身邊人邱進益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海基會總算在人事上扳回一城。
排除萬難赴獅城
1992年8月4日，海協會長汪道涵親自修書辜振甫，邀請會面；22日，辜振甫回函建議于10月中下旬在新加坡舉行會面。然而臺灣方面認為，大陸堅持把“一個中國”寫進正在協商的協議中，因“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等於承認大陸是中央、臺灣是地方，臺灣無法接受，故對“汪辜會談”採取消極態度。1993年3月12日，邱進益赴海基會履新職，4月7日辜振甫即派其陳情北京、商談與汪道涵的會面問題；10日，兩岸兩會達成共識：確定於4月27—28日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
“汪辜會談”日程的確定，使得一向主張“臺獨”、反對兩岸統一的民進黨非常害怕，在阻擋不成的情況下、推派學者參與會談的要求又遭“陸委會”拒絕的情況下，他們執意認為是海基會董事長在其中作梗，便在“立法院”輪番炮轟辜振甫，而演出最激烈的當屬陳水扁。陳水扁共提出4點要求，包括要求辜辭去國民黨中常委、撤換辜、立即取消“汪辜會談”、辜必須為其父過去的行為公開道歉等等。
民進黨的人身攻擊，令76歲高齡的辜老先生相當激動，他立即向“陸委會”提出辭去海基會董事長職務、退出“汪辜會談”，同時發表聲明表示，舉行“汪辜會談”“只因事關兩岸民間交流所衍生諸問題之事務性解決，一本服務至誠，免為應命”。民進黨的所作所為，招致外界強烈批評，辜老先生在國民黨高層的慰留和外界的熱情慰問下，以兩岸關係大局為重，決定淡化處理辭職一事，他表示“應該做的事，我不會受到影響”。
歷史性的會面
1993年4月26日下午2點半，辜振甫與夫人抵達了新加坡，並在機場舉行了簡單的記者會。他說，海峽兩岸不僅有地理、歷史、文化的淵源，更有血濃于水的民族感情；臺灣與整個中華民族的聯繫是割不斷的。海峽兩岸隔絕40年，現在這種互相對立的局面正在慢慢化解，兩岸的人員往來、經濟交流日趨密切；希望這次會談能有利於這種交流的制度化，使兩岸關係得到良性發展。
在三天的磋商中，雖然雙方分歧不小，但汪、辜這兩位同文同種、又肩負著兩岸的重大使命的老人，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原則，使得會談取得多項成果，使兩岸關係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並推動了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29日上午10點52分，汪道涵、辜振甫分別代表海協和海基會在《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對此，辜老先生感慨地表示，“今天上午簽署的協議，為兩岸事務性交流掀開了新的一頁”，“使兩岸關係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為兩岸未來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發展兩岸關係、兩岸交流秩序化將是一座里程碑”。
5月9日，帶著“汪辜會談”的圓滿成果，尚未完全恢復身心疲憊的辜振甫老先生，在臺北“國家劇院”登臺出演了他拿手的京劇摺子戲《空城計》，扮演的是他一生喜愛的人物——諸葛孔明。
上海融冰
正當人們沉浸在“汪辜會談”所帶來的兩岸關係美好前景、兩岸兩會積極規劃第二、第三次“汪辜會談”時，臺灣領導人的一系列分裂言行卻令兩岸關係跌至谷底。1994年李登輝接受日本人專訪，大嘆“身為臺灣人的悲哀”，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1995年李登輝斥鉅資“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對祖國大陸進行惡毒攻擊、謾罵，公然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的分裂活動；隨後又拋出所謂“戒急用忍”政策，致使全面限制兩岸交流，兩岸會談的基礎已蕩然無存。
李登輝的分裂言行，激起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的極大義憤和強烈譴責。在堅決鬥爭的同時，大陸方面仍未放棄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努力。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15大政治報告中，再次重申“作為第一步，海峽兩岸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定；並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隨即海協致函、邀請海基會派員參加會議，為第二次“汪辜會談”營造良好會前氣氛。1998年1月，錢其琛副總理又藉首都各界“紀念江八點三週年座談會”，發出了“對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問題，進行安排”的呼籲。
國際輿論也高度肯定祖國大陸為改善兩岸關係做出的舉措，表達其一個中國的立場。1997年10月，美國國務院在江澤民訪美期間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援臺灣獨立、不支援“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援臺灣加入聯合國。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期間，在上海公開表示，“不支援臺灣獨立，不支援‘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援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名義的國際組織”。美國政府一些智囊人士也明確表態，美國不會為臺灣獨立出兵。再加上島內要求改善兩岸關係的強烈呼聲，臺灣當局被迫同意重啟兩岸對話。
1998年10月14日下午3時42分，辜振甫一行抵達上海，開始了為期6天的大陸參訪。2小時後，“汪辜會談”即在和平飯店舉行首次會面。當兩位老人的手再次相握時，他們或許都未想到，這時距第一次新加坡握手已過去5年半，歲月在他們的臉上又刻下了新的痕跡。
由於臺灣當局是迫於壓力恢復兩會接觸，因而對“汪辜會談”處處設限：一是以“建設性對話”回避大陸“政治對話”的呼籲；二是利用各種場合宣揚“兩岸分治、互不隸屬”政治立場、要求予以臺國際生存空間；三是要求大陸接受臺灣式的民主化、為兩岸和談統一設置前提條件。雖然在會談之餘，辜老先生登臺演唱了《空城計》，調和會談氣氛。但在當局的定調下，可以想見，辜老先生以82歲高齡赴上海、北京的“融冰之旅”不過是臺灣當局演給外界看的一齣戲，辜老先生則成為一則受人操縱的木偶。
心繫兩岸、一諾千金
2000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上臺，陳水扁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公開否認兩岸香港“九二共識”，更放話說辜振甫也曾表示沒有“九二共識”。
對此，2001年3月1日，辜老先生舉行記者會，回顧1992年香港會議，明白指出“當時的共識，是‘一個中國’，口頭各自表述”；並表示“那個時候，如果一直爭議‘一個中國’的內涵，是沒完沒了的，因為認知不同、制度不同、生活的方式又兩樣。所以我們就說好，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擱置有關‘一個中國’的爭議。擱置的目的，是要從經貿的、人文的、文化的交流，慢慢的走下去，總有一天可以形成政治融合。”辜老更強調，這是一諾千金！辜老先生以公開的記者會方式，以“一諾千金”之語，還給世人歷史真實情況。
對於兩岸會談，辜老先生也一直堅持“有分歧，才要談”的促談堅定立場。他認為恢復協商應該趕快做，這不是氣氛問題，雙方應定期見面，因為見了面，氣氛就會不一樣，兩岸幾年不見，就是情人也不行。
與當政者理念不和，令辜振甫心灰意冷，多次產生不如歸去念頭，然陳水扁知道辜振甫的象徵意義，辜老的數次請辭未果。2002年底，辜振甫再次當選海基會董事長，在記者會上，他期待開展兩岸關係新貌。但是兩岸關係新貌並未展現，陳水扁卻相繼拋出兩岸“一邊一國”、“制定臺灣新憲法”等激進“臺獨”論調。
就在兩岸關係最嚴峻時刻，擔任14年海基會董事長的辜振甫走了。
在這幾年中，他一直為病魔所折磨，但病榻中他念茲在茲的仍是兩岸。
為了等到兩岸春暖花開的到來，他拒絕醫生摘除左腎的建議，甘冒癌細胞轉移的危險、選擇了鐳射內窺鏡燒除病灶的方式，為的是能為兩岸關係再盡心力。
辜振甫走了。他在兩岸舞臺上的出色表演和優雅身影，令兩岸全體中國人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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