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30年代，當人類歷史上最大一場戰災蔓延之時，中華民族曾首當其衝，孤軍奮戰。經過多年的苦鬥，從單獨抗戰轉而獲得較廣泛國際援助的過程，這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幟下，從分散孤立狀態走向團結合作共同抗敵的過程，其中蘊涵著十分深刻的啟示和教訓。

　　以獨立的戰鬥打開外援之門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日本的侵華戰爭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衝擊，而各國的反應是複雜的。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不是組織中國軍民抗戰，而是消極地訴諸國聯，謀求國際解決，結果失敗了。

　　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除團結禦侮之外，別無出路。

　　1935年，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民族戰爭”的口號，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西安事變”的正確處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發生了實質性的積極變化。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法西斯傾其全力，準備一舉鯨吞中國，中華民族舉國奮起，打破了敵人的速戰速決戰略。驕狂的日本法西斯從此陷於不可自拔的戰爭泥沼。

　　中華民族舉國禦侮，贏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各國政府也在新形勢下調整政策。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迅速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1938年12月，美國也以“桐油借款”的方式撥出第一筆援華貸款2500萬美元。中國多年來單獨抗戰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外援之門開啟，世界各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的同情轉化為實質性的援助，並在反法西斯的旗幟下，逐漸形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團結合作的嶄新局面。

　　蘇聯對中國抗戰的率先援助

　　蘇聯是最先放棄中立與觀望政策轉而給中國以大規模援助的大國。“七七”事變後僅一週時間，蘇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就會見中國駐蘇大使，表示：“蘇聯願援助中國”。中蘇兩國互不侵犯條約的迅速簽訂，為兩國的進一步交往奠定了法律基礎。翌年2月7日，中蘇簽訂《軍事航空協定》，蘇聯隨後提供兩次信用借款各5000萬美元，用作購買軍火之用，這是中國全面抗戰之後，最早獲得的大筆貸款。

　　至1940年前後，蘇聯對華援助總額2.5億美元，中方實際動支1.7億美元。中國向蘇聯購買各類飛機904架、坦克82輛、大炮1190門、汽車1550輛、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餘支，等等。這些援助，對於中國加強軍事力量，堅持全面抗戰，發揮了極為巨大的作用。

　　蘇聯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的支援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國人民在北伐時期的老朋友加倫將軍就曾向國民政府提出極重要的戰略方案。而許多蘇聯軍人，還直接加入中國的戰鬥行列，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留下了感人的歷史篇章。

　　美國援華的過程和變化

　　美國是抗戰中後期援助中國的主要的西方大國。但是，在日本全面侵華的頭三四年內，美國以所謂“中立法”的名義，保持對中日兩國的貿易，這實際有利於日本而不利於經濟落後且遭受戰爭封鎖的中國。

　　直到1940年7月日本公開侵入法屬印度支那，日美談判破裂，美國的抗日援華政策才逐漸趨於明朗化。美國最大的一筆援華貸款是在1942年2月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才成立的。

　　美國官方政策的變化受到來自民間的援華運動的巨大推動。例如在舊金山等地發起“一碗飯運動”，全美共約100萬人參加了這一運動，籌捐給中國美金約100萬元。

　　美國對華援助逐漸增長之際，正是蘇聯援助逐漸退出中國之時。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和人民的援助，對中國的中、後期抗戰具有重大意義。美國的“租借法案”于1941年3月成立，羅斯福遂又密令允許美國退役和預備役軍人參加志願隊為中國人服務，於是由陳納德領導的志願飛行隊便及時地補充了中國的空中力量。在1941年到1942年6月這段時間內，美軍飛行志願隊參戰約100次，擊落擊毀敵機297架，創下了輝煌戰績。

　　1942年日軍完全佔領緬甸，完全切斷了中國南方陸地交通線。應中國政府緊急要求，羅斯福決定“不計任何困難，必須開通到中國的路線”，從而產生有名的自印度汀江到中國昆明“駝峰”運輸線。“駝峰”運輸線需穿越喜馬拉雅山及橫斷山區。這條航線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危險的飛行線路。據統計，美軍在該航線損失飛機約500架，佔其二戰時期飛機損失總數的1/7。

　　這是一條由美國人民的優秀子孫以血肉之軀構築的援華抗戰的空中橋梁，也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旗幟下團結戰鬥、英勇無畏的歷史見證。

　　活躍在華北根據地的國際友人

　　如果說各大國政府在支援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決策方面，多少表現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那麼各國人民的援助卻充滿無私、高尚、富於忘我的犧牲精神。這在華北等日本佔領地區活躍的國際友人身上得出充分的證明。

　　流亡在中國的朝鮮人民，或者組織抗日遊擊隊活躍在中朝、中蘇邊境，或者組織義勇隊活躍在華北、華東各抗日根據地。越南人民和印支共產黨，也積極援助中國抗戰。胡志明參加八路軍，輾轉于延安、重慶、昆明等地。

　　隨著在華北各地的東方各國友人的活動日益發展，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共有印度、越南、荷屬東印度、朝鮮和日本等東方10余個國家和地區代表130余人。大會選舉了常設組織領導機關，通過了《大會宣言》、《告日本人民書》等文件，推動了東方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漲。

　　斯諾是第一個系統報道陜北蘇區的西方記者，1937年10月在日軍全面侵華的炮聲中，公開出版其成名著《紅星照耀著中國》。史沫特萊是一位美國進步記者，她于1937年訪問延安。她介紹朱德的專著《偉大的道路》，及抗戰通訊《中國的戰歌》等，深受各國讀者歡迎。美國海軍官員卡爾遜，曾在羅斯福身邊任職，受命為秘密情報觀察員來到華北各地。他歸國後出版的《中國的雙星》，是了解中國抗戰的重要專著。1943年6月，包括外國記者6人在內的“中外記者參觀團”考察採訪華北。從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由羅斯福批准的美國“軍事觀察組”訪問考察了陜甘寧及華北各根據地。他們的考察報告對美國決策人物產生了積極影響。外國新聞界友人在華北的出色工作，增強了世界人民對中共和敵後抗戰力量的了解，有效地支援了中國人民抗日遊擊戰爭。

　　在華北抗日前線為中國人民獻出生命的加拿大友人諾爾曼·白求恩，在今天的中國已是家喻戶曉。另一位為華北遊擊戰捐軀的印度朋友柯棣華，是當年印度援華醫療隊一員。在1940年夏季百團大戰前線，他曾連續工作13天，收治傷員800余人，為585名傷員施行了手術。1942年12月，柯棣華積勞成疾逝世于河北唐縣。毛澤東題寫挽詞：“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出生於奧地利的記者希伯，1941年在沂蒙山區隨八路軍115師參加反“掃蕩”戰鬥而壯烈犧牲。正如《大眾日報》1943年12月1日的社論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我們不僅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同盟國英美，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援助。就是在軸心國家中，也有不少反法西斯人士在關心我們、援助我們。”

　　《人民日報》〔19950931〕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