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戰鬥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抗戰時期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實 (作者 中國前駐波蘭大使館參贊王硯）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曾經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積極支援，來自波蘭、捷克、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聯的共產黨人曾組成了一支國際援華醫療隊，和中國人民一起戰鬥到最後勝利。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的日子裏，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功勳將永遠載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光輝史冊，他們將像白求恩同志一樣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曾經爆發過一場內戰。為了保衛共和西班牙，共產國際曾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積極支援共和政府，就這樣，西班牙出現了一支由多國共產黨人組成的國際縱隊。內戰進行了兩年，共和政府最後失敗，國際縱隊被迫撤往法國。他們在越過邊界時被法國解除了武裝，關進了地中海邊的聖·西普裏恩廣場拘留營，後來又轉到居爾拘留營。
1938年，英國進步人士組織了一個援華醫療委員會，其任務是援助中國抗戰，向中國提供物力和人力。當委員會獲悉在法國居爾拘留營中關押著一批無法遣返祖國的原國際縱隊的軍醫時，便在英國共產黨的支援下前往居爾召募。第一批召募了4位，他們被保釋出獄後於1939年5月到達倫敦，開始籌集藥品和醫療器材。1939年8月，他們從利物浦登上了一艘英國輪船前往中國，途中在法國馬賽港又有一批被保釋出來的同志加入。這批約20人的隊伍于1939年9月13日到達香港，受到中國福利會代表的歡迎。後來，福利會主席宋慶齡也親自會見了他們。
由於當時廣州已被日軍攻陷，無法從陸路前往重慶，只得從海路繞道越南，經海防到達廣西南寧。又克服了許多困難後，這批國際主義戰士終於在1939年10月1日到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駐地————貴陽圖雲關。曾經在救護總隊工作過的人在多年以後仍還記得他們曾經接待過為數不少的“西班牙大夫”（當時紅十字會發給他們的證件上確實在國籍一欄中填著“西班牙”）。
由於歷史原因，有關情況不可能以完整的檔案形式保存下來，因此有關這支隊伍人員的情況只能根據多年以後當事人的回憶拼湊起來。目前，革命歷史博物館和抗日戰爭紀念館保存的關於這批人員的名單如下：傅拉托，波蘭；陶維德，波蘭；柯理格，捷克；戎格曼，波蘭；甘理安，波蘭；甘曼妮，波蘭；柯列然，羅馬尼亞；沈恩，匈牙利；愛·瑪庫斯（女），德國；甘揚道，保加利亞；白爾，德國；富華德，奧地利；楊固，羅馬尼亞；何樂經，蘇聯；顧泰爾·考泰勒·肯特爾，德國；肯德，奧地利；白樂夫，德國；基什，捷克；嚴斐德，奧地利；柯芝蘭（女），羅馬尼亞。
除上述名單所列的20人以外，據當時曾在紅十字會工作的章文晉同志（後來曾任我國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對外友協會長等職）回憶，還有一位中文名叫王道的奧地利籍醫生，可惜他來華後不久即患病去世，葬在重慶南岸。
“特殊形式的黨費”
他們一到貴陽即設法與中國共產黨聯繫，積極要求到解放區去，像他們在西班牙的戰友———加拿大醫生白求恩那樣，和中國軍民一起與日本侵略者作鬥爭。當時為他們擔任過翻譯的蘇永甦回憶說：“這些醫生到貴陽後，他們的負責人傅拉托即與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的負責人袁超俊面談過數次，都是要求去八路軍的事。”後來他們又派代表前往重慶，會見在重慶的中共辦事處代表，表示他們希望能像白求恩同志一樣前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和八路軍一起抗日。由於當時通往延安和解放區的道路已被國民黨封鎖，周恩來同志向他們解釋，只要是在中國，和中國軍民一起，在哪都是一樣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們才留在國統區，擔任了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醫生。
這些同志除了希望去解放區以外，還根據當時第三國際的做法，表示希望要像原來在西班牙戰鬥時就地參加西班牙共產黨那樣，也參加中國共產黨組織。由於我們黨沒有這種做法，他們聽了解釋後只好放棄了這個想法。但他們此後不斷地將通過各種途徑募集到的藥品和醫療器材運到重慶，交給中共辦事處，作為他們這些不在冊的黨員們的“黨費”。不少人就是這樣見到了周恩來同志。而在中共辦事處裏負責和他們聯係的則是：王炳南、陳家康、章文晉等。這些會見給他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由於這些國際主義戰士不懂中文，當時在貴陽大夏大學讀外語的蘇永甦同志經救護總隊部專員沈經農同志介紹為醫療隊擔任翻譯。他回憶道：“我的醫療隊是一個中隊編制，屬總隊部第四大隊領導。大隊部設在金城江，大隊長是中國人朱潤身醫師。這個中隊的中隊長白爾是德國籍的共產黨員，一位醫術精湛、黨性很強的白求恩式的內科醫生。我就擔任他的翻譯。除白爾外，還有3名外籍醫生，即波蘭籍的陶維德、匈牙利籍的沈恩和奧地利籍的外科大夫富華德。中隊還配備一名炊事員和一名壯語翻譯。”
這些外國大夫來華前都經歷過戰爭，因此，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表現得勇敢、鎮定、豁達、樂觀。
波蘭醫生傅拉托是這個國際醫療隊的負責人。他醫術高超，在重慶期間為中共辦事處的許多同志都看過病。當時，董必武同志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有一次傅拉托治好他的病後，董老高興地稱他為“華佗—傅拉托”。自那以後，傅拉托經常高興地向中國同志講，他和中國的神醫同名。
1943年，國民黨特務機關想要逮捕一批在重慶活動的共產黨人，其中包括當時並未公開以中共代表名義活動的王炳南。通過我黨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的朋友，周恩來同志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即派人去請傅拉托以他特殊的身份到南岸去把王炳南接到中共辦事處，並立即寫了一個委任狀，任命王炳南為自己的上校秘書。這樣，王炳南就有了公開闔法的身份，躲過了這次逮捕。
傅拉托也給當時在重慶的鄧穎超同志看過病，周恩來同志記得這些往事。1954年7月，當周恩來同志以總理身份訪問波蘭時，向波蘭領導人表示，希望會見一下這位老朋友。就是這麼一句話，使當時正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的傅拉托獲得了自由，並在離波蘭總統府不遠的地方得到了一座可以接待貴賓的住宅。1957年初，在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波蘭以後，中波兩國關係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波蘭決定請傅拉托出任波蘭駐華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他於是再次來華，一直工作到1964年，再次為中波友誼作出了貢獻。
“為中國人民獻出了生命的柯芝蘭”
柯芝蘭是吉澤娜·克蘭茲多爾夫的中文名字。他的丈夫是扎庫夫·克蘭茲多爾夫，也曾用布庫爾·柯讓道的名字，後來起了柯列然的中國名字。
她的丈夫柯列然生於1904年，早年就參加革命活動，1932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37年4月，他和楊固等一起受羅共派遣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1939年又應召參加援華醫療隊。1941年柯列然動員他的妻子柯芝蘭也來到中國工作。他們先後在廣西、湖南、雲南等地的野戰醫院裏工作，既培訓醫務人員，也搶救傷病員和為當地居民治病。1943年，在搶救病人的過程中，柯芝蘭不幸染病不治，逝世于雲南。
柯列然繼續在中國工作到1948年，在抗戰結束後轉入善後救濟總署工作。1946年，柯列然與當時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紅十字醫院的護士趙婧璞結婚。此後他經常通過妻子和其他關係與解放區救濟總會取得聯繫，克服種種困難，千方百計地把一些醫療物資轉送到解放區。柯列然在中國的這段歷史受到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很高評價。
“中國是我的第二祖國”
羅馬尼亞醫生達維德·讓庫的中文名字叫楊固，1935年畢業于雅西醫學院。他1936年底響應羅馬尼亞共產黨的號召，組織了一個醫療小組赴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在中國的6年裏，他曾在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江西、湖南、湖北的許多地方搶救傷病員併為當地居民看病。為此他自己也曾被傳染上斑疹傷寒。
1941年皖南事變後，楊固和另外兩位同志赴重慶向周恩來同志彙報工作，周恩來同志3次會見他們，這些談話讓他終生難忘。在和中國同志的接觸中，楊固多次回憶起這些會見。1943年時楊固和柯列然與中國醫務工作者在一起的照片，作為珍貴的文物陳列在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史博物館中，是中羅人民友誼的生動見證。
1979年，楊固偕夫人作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客人來華訪問。楊固熱情地把中國稱做他的“第二祖國”。
“保中和保華”
這個國際醫療隊的另一位負責人是保加利亞醫生揚托·卡內蒂，中文名字叫甘揚道。他1910年出生在保加利亞的卡讚勒克，1935年畢業于索非亞大學醫學院，1937年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
甘揚道在華期間曾多次去重慶並曾3次見到周恩來同志。1942年底，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緊急時刻，在一次會見中，周恩來同志向他講述了世界形勢，史達林格勒戰役的意義及其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命運的影響。周恩來同志的精闢分析給甘揚道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國的幾年間，最初他被任命為救護總隊的衛生、勤務指導員，但他堅決要求去抗日前線做實際工作，後被改任為第三中隊中隊長，戰鬥在貴州、湖南和雲南等省的許多地方。1942年，他在貴陽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張蓀芬結婚。1943年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取名為保中。1945年甘揚道夫婦回到保加利亞，翌年又生了第二個孩子，取名為保華。這兩個孩子的名字寄託了甘揚道夫婦對中國的友情和懷念。 甘
揚道回國後經常作報告介紹中國的情況。他還為斯諾的《西行漫記》保文版寫了前言。1983年他曾應邀來中國訪問，在與對外友協王炳南會長會見時，他提供了一些有關國際醫療隊在華活動的珍貴文物和照片。他特地重訪了當年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在重慶參觀紅岩村周恩來同志辦公室時，甘揚道回憶當年周恩來同志會見他的情景時興奮地說：“周恩來同志那時坐在這張竹躺椅上，我和王炳南同志坐在對面……”甘揚道還特地去了延安，到延安後他高興地說：“我終於來到了延安，我四十多年前的願望實現了。”甘揚道于2004年6月在索非亞去世。
“又一位白大夫”
羅爾夫·貝克爾的中文名叫白樂夫，1906年出生於法國埃伯斯瓦爾德市一個藥劑師家庭，1926年考入醫學院，曾在蒂賓根、柯尼斯堡和漢堡等地學習。他1929年參加德國共產黨，大學畢業後於1933年響應德共號召參加了援助西班牙人民鬥爭的國際縱隊，1939年又參加了援華醫療隊，在貴陽時被救護總隊委任為衛生、勤務指導員兼第十一中隊隊長。他戰鬥在廣西、貴州、湖南、湖北、雲南等省，人們親切地稱他為“白大夫”，就像晉察冀邊區軍民稱呼白求恩同志為“白大夫”那樣。他還曾往來于香港和貴陽之間為國際援華醫療委員會運送藥品。有一次在途中遇到7批海盜，他竟傳奇式地克服困難，完成了任務。抗戰勝利後，他又擔任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華北分署衛生主任。1946年白樂夫護送醫療器械及藥品去煙臺解放區，並參加了那裏消滅黑熱病的工作。
白樂夫一直工作到1948年才回到民主德國定居。作為一個研究海港和輪船上防治熱帶病的專家，他回國後擔任了羅斯托克船務公司醫療衛生局主任並擔任過一些行政工作。1959年，他應中國紅十字會的邀請來華訪問期間，中國紅十字會授予他“中國紅十字會榮譽會員”的稱號。
“遠征軍中的西班牙大夫”
卡爾·考泰勒的中文名字叫顧泰爾，生於1908年，早年參加德國共產黨，1932年在弗萊堡醫科大學畢業後由於其政治主張，找不到工作，便去了蘇聯。他1937年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1939年秋來到中國，經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分配到新一軍五十師任醫療隊長，在雲南、貴州、廣西和重慶工作。1943年後隨新一軍（當時在國統區被稱為遠征軍）進入緬甸活動。1945年抗戰勝利後顧泰爾回到民主德國定居，先後在洪堡大學、哈雷大學任病理學教授。1984年他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偕夫人來華訪問。
顧泰爾的夫人也是一位醫生，和顧泰爾一起報名參加援華工作。由於她搭乘的輪船中途被炸毀，她死裏逃生後返回倫敦，以後便再沒有找到機會來華。
“用手術刀和筆同時進行戰鬥”
弗裏茨·延森的中文名字叫嚴斐德。他1903年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普通職員家庭，靠自己努力成為醫學博士、詩人和社會活動家。他積極參加了奧地利的工人運動，後又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1939年春應召參加援華醫療隊，然後去倫敦與白樂夫、基什等一起籌備援華的醫藥和器材。來華後，嚴斐德不僅積極參加搶救傷病員等戰地醫療服務工作，而且還和白樂夫一起去香港、澳門為援華醫療隊運送藥品和器材。此外，他還寫了許多歌頌我黨和我國人民英勇鬥爭的文章。1950年他在柏林出版了著作《中國勝利了》，此書在許多國家發行，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1955年4月，他以奧共《人民之聲》和柏林《新德意志報》記者的身份赴印尼采訪萬隆會議。4月25日，嚴斐德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出發後在空中失事，他遇難犧牲。
“兩位捷克同志”
醫療隊中共有兩名捷克同志：一名是弗雷德里克·基什（有時也寫作基斯），另一名是弗蘭茲·克列蓋爾。
基什生於1894年，是捷克著名的德語作家埃貢·埃爾溫·基什的弟弟，兄弟倆都參加了西班牙國際縱隊。西班牙內戰結束後，哥哥去了美國，後又去了墨西哥，弟弟則應召參加了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他渴望到解放區去工作，從南方一直跑到陜西寶雞，試圖穿過封鎖線，結果還是被國民黨政府發現而返回重慶。基什只得安心留在國統區的南方各省工作，他于1968年去世，著有一本關於中國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 弗蘭茲·克列蓋爾（現譯名為弗朗季舍克·克裏格爾）的中文名叫柯理格。1908年出生，1934年畢業于布拉格查理大學醫學院，1935年加入捷共，1936年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為 “季米特洛夫旅”的指揮官。1939年參加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他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於1945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曾任捷衛生部副部長。他積極擁護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1968年被杜布切克為首的捷共新領導推舉為捷民族陣線中央主席，並當選為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華約五國侵捷後被押到蘇聯，他是惟一拒絕在莫斯科協議上簽字的捷領導人，後又在捷國民議會投票反對蘇軍暫駐捷條約。後被開除出黨和解除領導職務。1979年去世。
抗戰勝利後，這些國際主義戰士先後離開中國。由於歷史條件和各種原因，許多人失去了和中國的聯繫，只聽說富華德定居在維也納，沈恩定居在布達佩斯，甘理安和甘曼妮夫婦定居在立陶宛。但不管怎樣，他們為中國人民立下的功勞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為了紀念他們，貴陽市在抗戰勝利40週年時在貴陽市森林公園裏豎立了一座漢白玉的紀念碑。正面是中英文對照的碑文：“為支援中國抗戰，英國倫敦醫療援華會組成醫療隊，于1939年來到貴陽，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作出貢獻。茲刻碑以志不忘。”碑呈菱形，左右分別為中英文對照的國際醫療隊醫務工作者名單。正面碑文上方有一個球形浮雕，象徵國際，浮雕上是紅色大理石十字———國際紅十字會的會徽。 （完）
（責任編輯：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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