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

    那一天全臺灣到處都是五彩牌樓

    周青，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我1920年出生在臺灣省臺北市東門外。我的小學在“公學校”念，與日本孩子上的“小學”有很多差別，我後來才知道那叫“種族歧視”。

    公共汽車上，如果有日本人，臺灣孩子都躲得遠遠的，如果誰不小心碰了日本人一下，他們會怒斥，“癡揚哥啰（即亡國奴）！走開！”如果在學校講閩南話，日本教員“啪、啪“兩個巴掌就打過來。客觀現實告訴臺灣孩子：在日本人眼中，臺灣人屬於劣等民族。

    1930年，高山族人民起義當天，婦女把最漂亮的花插在頭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後擁抱著跳下百丈懸崖，為了讓抗擊日本人的丈夫、兄弟沒有後顧之憂。

    14歲，我小學畢業，上不起中學。泥瓦匠、挑賣郎、包裝工……什麼活兒都幹。當時大工廠的廠主都是日本人，臺灣人遭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機器完全癱瘓。10月25日那一天，全臺灣到處都是五彩牌樓，鑼鼓喧天、舞龍舞獅。我穿著母親從箱櫃翻出的長衫，大搖大擺地出門。“我是中國人！”臺灣人又找回曾經的志氣。

    18歲我成為臺灣義勇隊隊員

    鄭堅，曾任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1927年，我出生在臺灣彰化和美。父親因為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街頭演講活動，遭到日本當局的通緝，他就逃回大陸繼續參加抗日鬥爭。

    日據時期，臺灣人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清國奴”，我上“公學校”的3年，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說的是日本話。1937年春，盧溝橋事件前夕，父親將我們從彰化接到廈門，一家人這才得以團聚。但是1938年日本佔領廈門後，我們全家就在閩南一帶過上了流亡生活，我剩下的3年小學，換了8所學校。

    1939年，父親參加了李友邦將軍在浙江金華成立的臺灣義勇隊，這是臺灣同胞在大陸成立的抗日組織。臺灣義勇隊的部隊番號是“復疆”，因為臺灣同胞已經意識到，孤立反日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要救臺灣，先要救祖國。

    1945年春，我也成為臺灣義勇隊的一員。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我代表該組織在龍岩、泉州一帶從事擴招隊員的工作。到10月25日祖國政府正式接管臺灣前，臺灣處於政治真空期，愛國鄉親自動成立“社會服務隊”，維持社會秩序。

    光復初期，臺灣人學習國語很積極，從大學教授到小學學生，都要從拼音字母學起。由於我在大陸接受了國文教育，雖然高中沒畢業，但也到彰化女中做了一年國語教員。1946年，公費保送100名臺灣學生到大陸知名大學讀書，我成為廈門大學的一名學生。

　　（責任編輯：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