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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臺灣 先救祖國”
口述者 鄭堅
我1927年生於臺灣彰化，那一年我父親因為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受到日本人通緝，從臺灣逃到福建。1937年，他把全家人接到了福建。1945年春，我高中尚未畢業，便投筆從戎參加了抗日臺灣義勇隊。我們的部隊也叫“復疆部隊”。總隊長李友邦將軍當時的說法是“救臺灣，先救祖國”。因為只有祖國強大，臺灣人才不再是亡國奴。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後，臺灣人發動了一次次的反日鬥爭，都失敗了。李友邦把在福建的臺灣人組織起來成立義勇隊，希望打敗日本，收復臺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在福建的臺灣鄉親急著要回臺灣。10月初我從廈門回到臺北，找到剛剛返臺的義勇隊總副隊長張士德。當時，祖國政府尚未正式接管，臺灣處於政治真空。許多愛國鄉親自動成立社會服務隊，維護社會治安。早年由於參加抗日活動逃出臺灣的張士德很受這些鄉親的擁戴。在臺北新店社會服務處成立的時候，我代表張士德應邀參加，一下車，便受到鄉親們敲鑼打鼓、鞭炮轟鳴的夾道歡迎，熱鬧的場面我至今記憶猶新。一些團體還邀請張士德去做報告，我就代表他到臺灣婦女總會、臺北建國中學等做過報告，向島內鄉親介紹祖國人民，如何與臺灣鄉親共命運，為抗日救國和臺灣光復而戰鬥的親身感受。
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式，臺灣正式回歸祖國。回首往事，我們最值得記取的經驗是：臺灣兒女永遠離不開祖國母親。祖國母親衰敗，臺灣兒女遭殃。
那段“清國奴”的日子
口述者 紀朝欽
我1929年生於臺中，6歲開始上私塾，學過《三字經》、《千字文》等，上小學後就不再學中文，只能學日語。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亡國奴，是在小學三年級，日本老師罵我們是“清國奴”，一副從心眼裏看不起我們的表情。當時，臺灣人在政治上沒有自由。上小學，臺灣人上公學校，日本人上另外的學校，能上中學的臺灣學生極其有限，能上大學的就更是寥寥無幾。而最笨的日本學生都可以讀大學。臺灣人就業更是艱難，除了做醫生還比較自由外，其餘行業都受到極大限制，臺灣人只能務農、當勞工。
那時中文報刊不能發行；公共場合也不能講漢語，只能講日語。日本人還發佈告不準過中國傳統的春節。逢陰曆年時，日本人會突襲檢查，違者會被掀灶。傳統的歌仔戲，也不能想唱就唱，要先申請，現場會有警察監督，防止利用戲曲反對日本。抗戰爆發後，日本人還四處拉伕徵丁，攤派軍妓，如果不從，就停止配發米麵，全家人都可能被餓死，很多人不得不去，而這一去，就基本不會回來了。
《開羅宣言》發表後，1944年中國空軍向臺灣散發傳單，當時鄰居、同學都有撿到的，大傢俬下裏傳，臺灣要回歸祖國了。1945年日本投降後，大家都十分興奮，自發到碼頭歡迎前來接收的軍隊，女生拿著花，男生拿著旗子，那幾天，做旗的商店生意都興隆得很。
“終於活下來了！”
口述者 黃幸
1945年3月，我在臺北帝國大學（現臺灣大學）讀一年級，還沒有上課，就被帶到淡水附近的觀音山挖防空洞。條件極為艱苦，吃的是每桶只有幾個葉子的菠菜湯，大家都餓得走不動路，更別說幹活了。8月的一天，突然聽外電說日本投降了，當時我正在站崗，高興得沒辦法，卻也不敢大笑大叫，那種被解放的感覺就是：終於活下來了！
9月初，大家解散回到臺北的學校，還沒馬上復校。雖然中國政府還沒有正式接收臺灣，但大家都行動起來。當時我們有一個叫“協志會”的學生組織，之前就經常偷偷組織學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回到臺北後，因為我唱歌不錯，就主動到中小學校，教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很受歡迎。“協志會”還辦起了國語訓練班，請會國語的老人教大家說國語，從注音字母教起，很多人自發趕來學習。閩南話講得好的同學，則跑到寺廟裏，向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講“臺灣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如何歡迎他們”等等。總之，大家非常積極，都希望能為光復做點什麼。東盼西盼，10月17日，國民黨軍隊到車站，我們都跑去歡迎。看到當時的士兵面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有一點失望，但想到連年戰火，也是可以理解。10月25日，接收的法律手續終於完成，臺灣整個熱鬧了起來，街頭有獅子舞、龍舞，家家戶戶祭拜祖先。我最初是學醫的，光復後，想到要為祖國效勞，便改學機械系，因為當時臺灣學工科的人太少了，改係後，臺灣大學幾個工科系加在一起也只有10個人。
回顧60年前的臺灣光復，我想說，什麼“臺灣地位未定論”、“一邊一國”都是胡說八道。討論兩岸問題，要從臺灣正式光復這個原點出發，不管當時國民黨表現怎麼樣，光復這一天不能否定。沒有抗戰勝利，沒有中國人民的犧牲，臺灣不可能光復。
（本欄文章由本報記者孫立極採訪整理）
（責任編輯：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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