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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於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一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二，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三，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四，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範圍暫時還限于東北四省伍，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最近的冀東事變六和外交談判七，顯示了這個方向，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于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各個階級怎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八嗎？中國的這些小資產階級成分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於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又是怎樣的呢？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九。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後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他們為什麼參加了革命，及到這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為什麼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時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麼分別呢？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了什麼好處沒有呢？沒有什麼好處，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因為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點是動搖。但在鬥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採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十是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可是後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麼，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鬥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於革命的行為。這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後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麼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我們黨內持這樣一種論點的人是不對的，他們說，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他們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並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讓我再講一點歷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當著革命軍向武漢前進，以至打到武漢、打到河南的時候，發生了唐生智⑾、馮玉祥⑿參加革命的事情。馮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爾⒀還曾經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
再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曾經和十九路軍一道進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舉行了寧都起義⒁，變成了紅軍嗎？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馬佔山在東三省的抗日行為⒂，也是統治者營壘中的一個分裂。
所有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
同志們，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轉到另一點。
如果有人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這一點來反對我們的論點，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什麼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後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裏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於欺負他們，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我們不但不否認，並且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於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所以我們著重地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于馮玉祥、蔡廷鍇、馬佔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於反革命，而有利於革命的。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們！這個問題的正面，已經說完了。讓我再來說一說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相。這就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有動搖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減輕了我們黨對於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因為，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是同地主買辦一模一樣，以賣國賊的猙獰面孔出現，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減輕了。
在整個地分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的姿態時，還有一個方面應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鬥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於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⒃，不久以前也簽名于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文件⒄。胡漢民所依託的兩廣派軍閥⒅，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⒆並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後抗日”）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並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鬥，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現在我們來說中國民族革命營壘裏的情形。
首先是紅軍的情形。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⒇同志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21）起，接著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22）。今年三月，川陜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23）。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遊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24））：中央紅軍（25）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裏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裏，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裏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26），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遊擊戰爭怎麼樣呢？南方的遊擊戰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並沒有被消滅。許多部分，正在恢復、生長和發展（27）。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的鬥爭正在從廠內向著廠外，從經濟鬥爭向著政治鬥爭。工人階級的反日反賣國賊的英勇鬥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著，看樣子離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農民的鬥爭沒有停止過。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地發動了遊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鬥爭。東北和冀東的抗日遊擊戰爭（28），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們的動搖以至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
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鬥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民族統一戰線
觀察了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的形勢以後，我們就容易說明黨的策略任務了。
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
實現中國的獨立自由是一個偉大的任務。這須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革命勢力作戰。日本帝國主義是下了兇橫直進的決心的。國內豪紳買辦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在目前還是大過人民的革命勢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的事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不是少少一點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積雄厚的力量。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衰弱了，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增長了。這是正確的估計，這是一方面的估計。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說，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力量。這也是正確的估計，這是又一方面的估計。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勢力雄厚的地方，革命還是沒有起來，或者發展得很慢。這是中國革命在過去長時期內已經遇到的情形。在將來，可以想到，在某些階段裏，革命的總的形勢是更加發展了，但是不平衡狀態還會存在著。要把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上平衡的狀態，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還要花費很大的氣力，還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如果說，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29）是在三個年頭裏完結了的話，那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過去已經花去了很長的時間，而要最後地徹底地解決內外反革命勢力，我們還得準備再花一個應有的時間，像過去那樣地過分的性急是不行的。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像過去那樣地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不是說中國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幹，中國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幹，亡國的危險不容許我們有一分鐘的懈怠。今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一定比過去要快得多，因為中國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臨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期了。雖然如此，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鬥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這裡不來說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關係，也不來說冒險主義在將來大的時局開展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這點等到將來再說不遲。這裡只說統一戰線的策略和關門主義的策略，是正相反對的兩個不同的策略。
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
一個說，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行動能夠變動中國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就不能足夠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勢力、中國反革命勢力和中國革命勢力這幾方面的強點和弱點，就不會足夠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就不會採取堅決的辦法去打破關門主義；就不會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就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這個叫做不會擇敵和浪費彈藥。這樣，就不能把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這樣，就不能把敵人營壘中被裹脅的人們，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線上拉過來。這樣，就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敵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一個則說，這些批評都是不對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同志們，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人民共和國（30）
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這個政府的成分將擴大到廣泛的範圍，不但那些只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係，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據此以適當地修改我們過去的政策。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鍊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於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隻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後又把汪精衛（31）拉去，使革命陷於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沒有疑義，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們是要十分留神的。
當然，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的隊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產黨和紅軍一樣程度的鞏固。在他們的活動過程中，有些壞分子因為受了敵人的影響退出統一戰線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這些人退出去。一些壞人受敵人的影響退出去，一些好人卻會受我們的影響加進來。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於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夠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總之，現在是兩個基本勢力相鬥爭，一切中間勢力，不附屬於那一方面，就附屬於這一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滅亡中國和出賣中國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來，或者徑直加入共產黨和紅軍的隊伍，或者同共產黨和紅軍結成聯合戰線。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關門主義，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
為什麼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呢？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裏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佔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十大政綱（32），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
那是沒有問題的，人民共和國不代表敵對階級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國同帝國主義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是處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謂人民之列。這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僅僅代表最大的富翁，並不代表老百姓，並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是一樣的。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也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數人的利益相衝突的。我們僅僅離開他們這些少數人，僅僅同他們這些少數人相衝突，所以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衝突的。要開展民族革命，對於民族革命的先鋒隊不給以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不使工人階級能夠拿出力量來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那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
讓這些人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群眾。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他擁護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權利，給他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違背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我們綱領的重要部分應當保護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工農基本群眾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佔了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33），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的革命還是如此。
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國際援助
最後，需要講一點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係。
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古人說：“春秋無義戰。”（34）於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義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是義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35），太平天國戰爭（36），義和團戰爭（37），辛亥革命戰爭（38），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線（39）。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過去一個時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斷了，就這點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改變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後這種形勢還會繼續向有利的方面改變。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註釋
這是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作的。這一次政治局會議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在這裡充分地說明瞭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著重地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記憶體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時，毛澤東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後，中共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對於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1〕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的頭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後，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援，又利用當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篡奪了總統的職位，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為想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援，就承認了日本的旨在獨佔全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同年十二月，在雲南發生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起義，隨即在許多省得到響應。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於北京。
〔2〕 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旨在獨佔中國的秘密條款。這些條款共有五號，分為二十一條。主要內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所掠奪的權利，並加以擴大；二、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和內蒙古東部享有各種特權；三、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四、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予或租予第三國；五、由日本控制中國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大權，允許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廣東各省之間修築重要鐵路，並承認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資修築鐵路、開採礦山、整頓海口等優先權。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對日本的這些要求，除聲明第五號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後協商”外，一概加以承認。後來，因為全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這些要求沒有全部實現。
〔3〕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美國政府發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國九國代表在華盛頓開會。這是一個美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的會議。次年二月六日，根據美國提出的在華“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侵略原則，締結了九國公約。九國公約的作用，是以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控制中國來代替日本獨佔中國的局面。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超過其他國家，這個公約實際上為美帝國主義用“機會均等”的名義壓倒對手，進而獨佔中國準備了條件。
〔4〕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所謂“關東軍”進攻瀋陽，中國人民習慣上稱日本這次侵略行動為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後，駐瀋陽及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執行蔣介石的不準抵抗的命令，使日軍得以迅速地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5〕 東北四省指當時中國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熱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區分別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先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佔熱河省。
〔6〕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嗾使國民黨河北省政府灤榆、薊密兩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傀儡政權，名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個月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當時河北省東部二十二個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這就是冀東事變。
〔7〕 外交談判指當時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政府所進行的關於所謂“廣田三原則”的談判。“廣田三原則”是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8〕 一九三五年，全國人民的反日愛國運動開始新的高漲。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舉行大規模的愛國示威遊行，提出“反對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遊行的學生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鎮壓。第二天，北平各校學生宣佈總罷課。十六日，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再度舉行示威遊行。全國人民紛紛響應，開始了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全國各階級的關係由此很明顯地表現出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一切愛國人們的公開擁護。
〔9〕 毛澤東做這個報告的時候，蔣介石繼續實行對日妥協、對內屠殺和鎮壓的反動政策，如出賣華北主權，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圍攻要求抗日的紅軍等等。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儘量揭穿蔣介石這個賣國賊的真面目；也因此，黨在這時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但是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已經說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國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的分化，黨應當利用這種矛盾，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來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緊，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國共產黨認為和英美帝國主義利益密切聯繫的蔣介石集團可能改變對日本的態度，因而採取逼迫蔣介石轉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由山西回師陜北，即直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致國民黨中央一封信，要求組織兩黨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並派遣代表進行談判。但蔣介石仍然拒絕共產黨的主張。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國民黨內主張聯共抗日的軍人所扣留的時候，他才被迫接受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準備抗日的要求。
〔10〕 蔡廷鍇曾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總指揮兼第十九軍軍長，與蔣光鼐（前任總指揮）同為該路軍的負責人。十九路軍原來在江西與紅軍作戰，九一八事變後調往上海。那時上海和全國人民抗日的高潮，給了十九路軍以很大影響。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攻擊，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一起進行了抗戰。但是這個戰爭後來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而失敗。隨後，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去同紅軍作戰。這時十九路軍的領導人逐漸覺悟到同紅軍作戰是沒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們同與十九路軍有歷史關係的陳銘樞一起，代表十九路軍同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初步協定。十一月，他們又擁戴李濟深為領袖，公開宣佈與蔣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兵力壓迫下失敗，此後蔡廷鍇等人繼續採取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
〔11〕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東安人。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和反袁護國戰爭。一九二三年在湘軍中任師長兼湘南督辦。一九二六年春利用並參加湖南人民反對軍閥吳佩孚、趙恒惕的運動，任湖南省代省長。表示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願意參加北伐。同年六月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戰爭中，一度採取同共產黨合作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開展工農運動。一九二七年三月當選為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四月任第一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不久，改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曾積極主張東征討蔣，對兩湖右派勢力發動的反動事件亦表示反對。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他也背棄了“擁護三大政策”的諾言。晚年支援和參加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12〕 馮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縣人。曾任北洋陸軍第十一師師長，陜西、河南的督軍及陸軍檢閱使等職。以後曾赴蘇聯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當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攻抵武漢時，馮玉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率領他的軍隊在綏遠省（現屬內蒙古自治區）宣佈脫離北洋軍閥的系統而參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率部由陜西出發，和北伐軍會同進攻河南省。隨後，他一度附和蔣介石、汪精衛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但同蔣介石集團間始終存在著利害衝突。九一八事變後，他贊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間，與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蔣介石勢力和日本侵略軍的雙重壓迫，這次抗日起義于十月間失敗。馮玉祥在晚年繼續採取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
〔13〕 察哈爾，原來是一個省，一九五二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山西兩省。
〔14〕 一九三一年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同年十二月，該路軍一萬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領導下，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于江西寧都起義加入紅軍，成立紅軍第五軍團。
〔15〕 馬佔山（一八八五——一九五○），吉林懷德人，國民黨東北軍的軍官。九一八事變後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軍由遼寧向黑龍江推進時，他曾率領部隊進行抵抗。
〔16〕 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廣東番禺人，國民黨元老之一。曾協助孫中山籌備改組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後，他反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與蔣介石合作反共。後因與蔣爭奪權利，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蔣監禁。九一八事變後被釋放，由南京到廣州，依託兩廣派軍閥勢力與蔣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長期對立的局面。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上簽名，表示了贊成抗日的態度。
〔17〕 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即《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由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宋慶齡等一千七百餘人署名公佈的。綱領包括下列各項條款：（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全體人民總武裝；（四）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及賣國賊財產以解決抗日經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作友軍，與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18〕 指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19〕 國民黨反動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軍隊叫做“匪”，把他們自己進攻革命軍隊屠殺革命人民的行為叫做“剿匪”。
〔20〕 任弼時（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陰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一九三四年七月，任中央代表、紅軍第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十月，紅軍第六軍團和第二軍團會合，任第二軍團政治委員，隨後創建了湘鄂川黔邊區，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六軍團組成第二方面軍，任政治委員。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五、六、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四○年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21〕 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原駐湘贛邊區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等率領下，誓師突圍轉移。同年十月，在貴州東部與賀龍率領的紅軍第三軍（後改稱第二軍團）會合，十一月成立了湘鄂川黔邊區臨時省委和軍區，後開闢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22〕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即中央紅軍，一九三五年六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時，恢復第一方面軍的番號），中央和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開始戰略性的大轉移。紅軍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現在分屬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甘肅、陜西等十一個省，走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沼澤草地，曆盡艱苦，擊潰敵人的多次圍追堵截，長征兩萬餘裏，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勝利地到達陜西北部的革命根據地。
〔23〕 川陜邊區的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後，離開川陜邊區根據地，五月開始向四川、西康（現在分屬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兩省的邊境轉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合。八月，一、四方面軍在毛兒蓋、卓克基地區組織右、左兩路軍北上。九月，曾經長期領導第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違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領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一部南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由湘鄂川黔邊區突圍，經湖南、貴州、雲南到達西康的紅軍第二、第六軍團，在甘孜等地與第四方面軍會合。會合以後，第二、第六軍團正式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這時，張國燾被迫率第四方面軍與第二方面軍一起北上轉移。同年十月，第四方面軍和第二方面軍先後到達甘肅會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地區，與第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24〕 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隨後與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陜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陜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於加拿大。
〔25〕 中央紅軍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區域發展起來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
〔26〕 一九三五年七月，國民黨軍開始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陜甘紅軍第二十六軍先在東線擊潰了敵人兩個旅，將該線敵軍主力趕到黃河以東。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經陜南隴東到達陜北，與陜甘紅軍會合，成立紅軍第十五軍團。十月，紅十五軍團在陜西甘泉縣的勞山戰役中消滅敵軍一一○師大部，擊斃其師長，不久又將敵軍一○七師的四個營消滅于陜西富縣榆林橋。於是敵人重新組織兵力，以董英斌（東北軍五十七軍軍長）帶五個師分兩路進攻，東邊一個師沿陜西洛川、富縣大道北上，西邊四個師由甘肅的慶陽、合水沿葫蘆河向陜西富縣方面前進。同年十月，紅一方面軍主力（此時稱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十一月，陜甘支隊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十五軍團列入紅一方面軍建制。接著紅一方面軍殲滅敵軍一○九師于富縣西面的直羅鎮，又于追擊中殲滅敵軍一○六師一個團于張家灣地區。這樣就徹底粉碎了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27〕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中央紅軍主力轉移時，曾經留下了一部分紅軍和遊擊隊。這些部隊，在八個省份內十五個地區堅持了三年之久的遊擊戰爭。這些地區是：贛粵邊地區、閩贛邊地區、閩西地區、閩粵邊地區、皖浙贛邊地區、浙南地區、閩北地區、閩東地區、閩中地區、湘鄂贛邊地區、湘贛邊地區、湘南地區、鄂豫皖邊地區、鄂豫邊地區和廣東省的瓊崖地區（今為海南省）。
〔28〕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以後，東北地區各階層民眾和東北軍中部分愛國官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協助和影響下，組成不同名稱的抗日義勇軍。一九三三年初，絕大部分義勇軍都潰散了。同年秋以後，中共滿洲省委在各地原已創建的反日遊擊隊（當時也稱工農義勇軍）的基礎上，組建了東北人民革命軍。一九三六年二月，東北人民革命軍聯合其他反日部隊，發表了統一建制宣言，改稱東北抗日聯軍，陸續編成十一個軍，在共產黨員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領導下，長期堅持了東北的抗日遊擊戰爭。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入熱河省（現分屬河北省、遼寧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和冀東，當地人民紛紛起來武裝反抗，其中規模較大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爆發的孫永勤領導的民眾軍的抗日起義。一九三四年，孫永勤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把民眾軍改編為抗日救國軍，在河北省東部的興隆、遵化、遷安、青龍和熱河省南部的承德、平泉（這兩個地方今屬河北省）等地，進行抗日遊擊戰爭，一直堅持到一九三五年。
〔29〕 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蘇聯人民反對英、美、法、日、波等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平定白黨叛亂的戰爭。
〔30〕 毛澤東在這裡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國性質的政權及其各項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區完全實現了。因此，共產黨能夠在敵後戰場領導人民對日本侵略者進行勝利的戰爭。在日本投降以後爆發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隨著戰爭的進展，人民解放區逐步擴大到整個中國大陸，這樣就出現了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關於人民共和國的理想，就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
〔31〕 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一九二五年在廣州任國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一九三八年底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後任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2〕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綱：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33〕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
〔34〕 見《孟子·盡心下》。春秋時代（西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中國許多諸侯相互不間斷地進行爭權奪利的戰爭，所以孟子有此說法。
〔35〕 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因中國人反對輸入鴉片，就藉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林則徐領導下曾經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地組織武裝抗英團體，使英國侵略軍受到很大的打擊。福建、浙江、江蘇等地人民也自發地掀起了抗英鬥爭。一八四二年英國軍隊侵入長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大量賠款，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進出口貨物的稅率由中英雙方共同議定。
〔36〕 太平天國戰爭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的農民革命戰爭。一八五一年一月，這次革命的領導者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出廣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經江西、安徽，攻克南京，並在這裡建都。隨後從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軍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軍在它佔領的地方都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建都南京後它的領導集團又犯了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在清朝軍隊和英、美、法等國侵略軍的聯合進攻下，太平天國戰爭于一八六四年失敗。
〔37〕 義和團戰爭是一九○○年發生在中國北部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參加這次戰爭的，有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群眾，他們用宗教迷信互相聯繫，在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對英、美、德、法、俄、日、意、奧的聯合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八國的聯合侵略軍在佔領天津、北京以後，極殘酷地鎮壓了這個運動。
〔38〕 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39〕 參見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7頁）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六章第三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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