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原名楊貴，筆名楊建文等。1905年出生於臺灣省臺南縣新化鎮的一個貧苦之家。青少年時曾就讀于臺南二中（現為臺南一中），喜愛文學，尤其喜愛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雨果的《悲慘世界》，這對他以後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4年中學畢業後東渡日本，攻讀文學。因家境貧寒，他只好半工半讀，從事過多種勞動，包括送報工。他以後的代表作《送報夫》就是根據這段生活體驗而寫成的。1928年，應“臺灣文化協會”之召返回臺灣，積極參加抗日農民運動和文化運動。當時“臺灣農民組合”舉行首次全省代表大會，楊逵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負責政治、組織、教育工作。楊逵積極從事抗日鬥爭和文學創作，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對他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先後逮捕達十多次。1932年，他在白天砍柴，晚上創作的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處女作《送報夫》。小說的前半部經賴和的介紹，在《臺灣新民報》上發表，後半部卻因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土地掠奪而被禁刊腰斬。第二年，楊逵將《送報夫》寄到日本東京的《文學評論》，獲該刊的徵文第二獎（第一獎缺）。後經人介紹，又擔任了臺灣文藝聯盟的機關雜誌《臺灣文藝》的編輯，從此活躍于臺灣文壇。1935年，楊逵創刊《臺灣新文學》月刊，一共刊行了14期，其中曾刊行了一期《高爾基特輯號》。
1937年臺灣總督下令禁止漢文，壓制漢文刊物，《臺灣文學》被迫停刊。抗戰爆發前，楊逵曾十次被捕下獄。抗戰爆發後，環境更加險惡，他即回家務農，開墾“首陽農場”，取春秋時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也不屈服之意，表現了他堅決的抗日意志。1945年臺灣光復後，楊逵創刊《一陽週報》，主編《力行報》、臺灣文學叢刊等。1949年被臺灣當局逮捕，一度生死不明，監禁了10年才被放出來。這時他已成為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但堅強的意志並未改變，他向親友借錢開荒種花，經營東海花園，自食其力。楊逵晚年生活窮困潦倒，十分淒涼。
楊逵以“園丁”自居，並說一家大小都是“園丁”。這裡包含著兩層涵義：其一，楊逵一生自食其力，決不依靠他人，曾開辦過首陽花園和東海花園兩個花園，經常以賣花為生。其二，楊逵的耕耘，有時是用紙筆，有時則像他所說，“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可以說，他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位辛勤的園丁。他的一生，寫下了眾多的作品，以小說為主，有《送報?》、《靈簽》、《模範村》、《種地瓜》、《萌芽》、《紳士連仲》等，其中《萌芽》、《模範村》等文曾被日本侵略者當局查禁。戲劇創作有《父與子》、《豬哥仔伯》、《剿天狗》等。另有散文、評論多篇，收在《羊頭集》裏。另外，他的小說還結集為《鵝媽媽出嫁》。但結整合書後，也像他一生遭際那樣，歷經坎坷，被日本當局禁止出版發行，直到1945年臺灣光復後才與讀者見面。
楊逵在臺灣新文學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他是影響很大的為數不多的日據時代的老作家之一。但他卻以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賴和的學生自居，深受賴和的影響，是一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寫實主義作家。他用樸實的文筆把日據時期殘酷的社會現實暴露在人們面前，以喚起被壓迫者反抗的意志。另外，他堅定的民族意識以及作品的深刻思想意義也與賴和一樣，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賴和。如果用最簡略的話來概括他的小說創作的思想意義，那就可以說是最慘烈的血淚控訴和最犀利的政治諷刺。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小說《送報夫》。
《送報夫》是楊逵的第一篇小說，也是臺灣文學中較有影響的一篇名作。小說通過一位來自臺灣農村的楊姓青年，因日本侵佔臺灣實行殘酷壓榨而導致家敗人亡，不得已被迫離開臺灣到日本東京謀生的苦難生活，對日本侵佔下的臺灣血腥殘暴的統治進行了血淚控訴。它不僅具有文學價值，而且是研究臺灣近代史的一份珍貴資料。
楊逵不僅將自己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憤怒用筆寫進作品裏，而且用行動來證明。他一生積極參加和從事抗日活動，曾公開指斥：“日本政府是土匪”，所以累遭冤獄。但他卻一生不論境遇如何，堅韌不拔的精神永遠不倒，永不灰心，永不喪氣。他有一篇小說題為《春光關不住》，後來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花》，後被收進中學課本裏。可以說，這壓不扁的玫瑰花正是楊逵精神的真實寫照。“總之，楊逵承擔了日據下臺胞共同的苦難命運，並繼承了賴和尖銳的抗議精神，以誠實的風格、樸實的結構、平實的筆觸，發揚了被壓迫者不屈不撓的民族魂；其次，他的小說意識充滿了希望，瀰漫著一股堅毅的行動力量，既不是楊華的悲厭絕望，也不是龍瑛宗的自憐憂傷，可說是個理想的民族主義者與寫實主義者。他的道德勇氣與指出的方向，形成了一塊不可毀滅的里程碑，是臺灣新文學‘成熟期’與‘戰爭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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