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實行了國民黨改組，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這是對近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隨後國共兩黨合力共建黃埔軍校，創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又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另一重大事件。在80年後的今天，再回頭去探視這兩件大事，我們也許會有另一番感受，但時代和歷史給我們鑄就的豐碑，無論你從哪個角度去瞻仰或審視，它都仍然是風彩依舊，精神永存。
紀念黃埔建校，總結孫中山在建軍過程中的思想，正確評述他的政治教育理念所帶來的歷史啟迪，對於我們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一、創辦黃埔軍校是時勢和政局的需要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仙逝後，周恩來寫過一篇《孫文主義》文章，發表在《黨刊》總理紀念號上。他指出：“革命的領袖，貴在能洞微知幾，尤貴在能為人之所不敢為。”他說：“總理的四十年革命歷史，是洋貨壓倒了土貨，帝國主義統治了中國產生出來的。但同時沒有天才的總理，也就沒有這四十年革命的歷史。”周恩來強調，沒有時代的影響，亦無從產生天才的領袖，因此，孫文主義是時代的結晶，歷史的產物。[1]周總理說得很對，我們今天去評論孫中山的思想和功績，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條件，只有從時代潮流和歷史的實際環境中去研究和評論他的事功，才能給人一個明晰的歷史感和時代感，也只有這樣才能揭示出其作為時代偉人的真實涵義。
那麼，孫中山成就偉業的20世紀開始的第1個10年代和第2個10年代是個什麼年代？1920年1月1日，廖仲愷發表一篇《中國和世界》文章，他指出：“今天是中華民國的形式成立後第八年週年的紀念日，也是世界大同的元旦，我們中華民國這一天真可叫做普天同慶了。”可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卻要在精神上、物質上等外國來救助，讓外國來講什麼領土保存；做世界大同之樞紐的中國，卻要在國內弄到南北分裂，對自己來說什麼息爭禦侮”。[2]1920年10月1日，陳獨秀也發表《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說法跟廖仲愷不一，但他也認為：“我們中華民國雙十節是建設共和國底國慶紀念日”，“只可惜這歷史上空前的盛舉是一時偶發的，太沒有持續性，（這種現象是中國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點）以至於多數人得不著幸福，固屬當然；（上面曾說過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數幸福）即次少數人也沒有象歐、美中產階級都得著了幸福，自由權利與幸福還是為最少數人所獨佔，直到如今還完全是封建主義恢復了固有的勢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據，這兩件事就是封建主義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質方面底明證。”陳獨秀進而指出：“中國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3]廖仲愷從民國建設無成造成國際強權干預中國政治，造成南北分裂，民族遭難論述20世紀頭10年中國的國情，而陳獨秀則從中國共和政治流產說明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這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不能將廖與陳的不同認識視為國共兩黨對當時中國國情的認識。然而，對共和政治的流產給中國帶來的政治困擾則造成政界和思想界學術界的極大分歧，未來的中國是沿著原來的共和政治的思路進行重構，還是用社會主義來代替共和政治，這是上個世紀辛亥革命失敗後中國政局的基本走向。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平和主義、聯省自治各種解決時局主張的爭抝，以及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省自運動派等等建國主張的提出又擾亂了人們的神經，而各黨各派政見不一，各自獨立救國的傾向又延緩了拯救危局的進程。中國的出路何在？1922年11月李大釗在《中國革命與中國人民》文中稱讚在俄國十月革命火光裏誕生的勞農群眾的國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勞農群眾自己的祖國、先驅、大本營。他提議“象中國這樣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深刻的覺悟他們自己的責任，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合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議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他還提議中國應重視對俄外交，承認俄國勞農政府。[4]正是在共產國際的撮合下，上個世紀20年代之初國共兩黨出於救國的誠意，有意合作，並產生了初步的共識“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5]
由此可見，沒有國共兩黨對當時中國國情的共同認識和國共兩黨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妥脅和求同存異就不會有國共合作，沒有國共兩黨合力革命的願望，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的創辦。
在列強宰制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想要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6]而“貴乎有黨者，蓋在集合國民力能活動之分子，結為團體，在一主義之下，為一致之奮鬥。故其要義，一在有主義，二在有團結，三在有訓練。”[7]沒有統一的黨的領導，沒有黨領導下的忠於國家和民族的軍隊，民族要獨立，國家要統一都是沒有希望的幻想。可見，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解決時局的手段是革命，而革命的關鍵是人才和槍桿子，所以培養懂得軍事，善於指揮國民幹革命的人才便成為迫不急待的事情，黃埔軍校就是在這種時勢和環境下誕生的。
蔣中正在1924年1月17日從廣州赴肇慶參觀西江講武堂時對學生演說，他說：“我此次由省城到肇慶，一路看見交通阻滯、民生凋殘、一片淒涼的景況，觸目驚心，想起來是十分難過。凡此種種，皆是我們革命軍應任其咎的，與我們革命的本願實在是大相刺謬。”他指出：“諸君來講武堂肄業是為什麼？……我認為諸位同志將來畢業以後，有兩種責任，一種是改良軍隊的責任，一種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責任。……我們革命數十年，到現在仍未達到最後的目的。自民國以來，在北京政府做為總統的人，如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沒有一個不是為帝國資本主義的列強作傀儡，來壓迫我中國自己的民族。假使外國列強不借款給他們，不賣槍械給他們，他們的偽總統無論如何做不成，種種賣國事業他們絕對不敢去做。照這樣看起來，搗亂中國，使中國內爭延長，至今不能組織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國北洋的軍閥，實在是外國帝國資本主義的列強。他們站在北洋軍閥的背後，操縱一切，嗾使他們擾亂，使中國陷於長期的混亂，竟致我們中國現在不能做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所以本黨革命，首先要破壞在北洋軍閥背後發縱指示以搗亂我國家的列強勢力，然後中國民族乃有獨立的希望。”[8]這話講得不錯。他講到了問題的要害，即中國必須重新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支援的北洋軍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可是離這次講話只3天（2月21日）蔣中正便向孫中山具稟，並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辭籌辦軍校職。自1月24日，大元帥孫中山派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派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7人為籌備委員。1月28日，孫中山指定黃埔舊有廣東陸軍學校與廣東海軍學校為陸軍軍官學校校舍。2月6日設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於廣州南堤，從8日始開校務籌備會議，10日制訂各省區招生計劃。從上任到辭呈還不到1個月，蔣中正就甩擔子不幹了，並不顧孫中山的勸挽，便擅自離開廣州回浙江奉化老家省親去了，在這之前他信誓旦旦講了一通國政黨應該要救國的大話，真要他擔起培養革命人才的擔子進行救國，他又甩擔子不幹了，這是為什麼？除了蔣氏患得患失之外，其中當然也有其思想和實際上的困難原因。2月29日，孫中山給蔣中正發了艷電，告訴他：“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于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9]3月2日，蔣中正便給孫中山一封長信，縷陳其不受重視的委曲心情，其實他離職而去是對其沒有更重要的軍政大權的抗議，是向孫中山要權要官。他在信中說：“去歲中正離國遠遊，本作五年十年之計，初未嘗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聞石龍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報……是以激于義憤，決心回國，只期朝夕隨從左右，圖報萬一，而不復問個人之處境如何困難矣。不料到粵月余，終日不安，如坐針氈……抑中正之藎誠，今與昔異，而才力反不如前，以致失信于黨，見疑于上也。中正自知鄙陋……對先生惟思竭其忠悃，以為圖報之地，而乃事與願違，竟有不得通其意達其志者……。”[10]接著他又表示：“中正不回粵，尚不能置身黨外，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此雖中正避嫌遠引，不敢干預一切，或蒙先生曲諒，不令兼任他務，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恐勢不可能！”[11]蔣中正雖口口聲聲說：“我在民國12、13年之間，什麼事都不願做，而只要創辦軍官學校，教育全國青年軍人，為我唯一的志願”，還說什麼他“不為私而為公，不為權利之爭，而為道義之行”，其實他是心懷鬼胎，以自己的言行來視探孫中山對其信任的態度。在孫中山的規勸下，1924年4月14日蔣中正雖離滬赴粵，21日他回到廣州，便去謁見孫中山，26日即蒞黃埔，入軍校視事，但他則是心懷他意。黃埔軍校雖得以完成籌建任務，定1924年6月16日舉行開學典禮，但由於蔣中正反對孫中山聯俄容共，所以這個以國共合作共同創辦的軍事學校，從一開始就潛伏著危機。蔣中正與汪精衛、蔣中正與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蔣中正與俄國軍事顧問之間的磨擦和矛盾時有發生。但誠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1925年7月1日第3期開學典禮中所說：黃埔軍校的成立有重大的意義，“各地的青年學生來到國民革命的中心地黃埔”，“就是要記得我們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並且還是一個革命的先鋒”。“我們無論求什麼學問，如果只求一點觀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達到，我們總要在實際上去做。我們這一年多的歷史光輝，從諸位的思想行動上，傳到全國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將來中國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時，才能以機關槍大炮報（廣州）沙基慘案的仇。因為中國人在現在這個時候還有許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這完全希望各位作無線電機，將革命的思想傳到全中國，使全國的民眾革命化。”[12]所以，儘管蔣中正與其他真正擁護孫中山三民主義和聯俄容共政策的人的想法相左，但黃埔軍校得以開辦還是應該肯定的。因為作為國民革命軍的搖籃——黃埔軍校，它不僅寄託了民族復興、革命成功的希望，也是當時時勢和政局的要求，所以黃埔軍校的創立標誌著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中國革命力量的聚合和統一中國的必需。它在中國近現代中國革命史和軍事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二、創辦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聯俄的結果
為什麼孫中山要創辦黃埔軍校？為什麼一定要有這麼一所學校？
最早提出國民黨要建立軍事學校的人不是孫中山，而是共產國際來華進行聯絡工作的代表馬林。馬林，1921年初接替共產國際特使維經斯基到了中國。他在中國工作生活兩年。這期間他奔走國共兩黨領導層之間，廣泛地宣傳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他于1921年12月10日經上海國民黨總部張繼邀請，由上海起程經武漢、長沙到桂林會見孫中山。[13]經陳獨秀同意，中國共產黨黨員張太雷以馬林的翻譯身分隨行。23日馬林到達桂林即同孫中山進行3次長談，馬林和孫中山正式交談蘇俄承認孫中山的南方政府，以及孫中山與蘇俄結成聯盟的問題。[14]馬林還向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建立軍官學校等建議。[15]
儘管建立軍官學校的主張不是孫中山第一個提出來，但由於他北伐統一中國的需要，建立一支屬於自己統領，能為自己的主義奮鬥的軍隊的思想早已存在。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演講，他講了5課，第一為軍人的精神教育，第二為軍人精神中之智，第三為軍人精神中之仁，第四為軍人精神中之勇，第五為軍人精神中之決心。孫中山強調：“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革命軍人當以革命精神為已任，而革命精神來自於教育。他指出：“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過去之革命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為人民革命”，今之軍人必須“具有特殊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于危險”，才能完成“救國救民之責任也。”也只有這種軍人，才能“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接著孫中山便講述革命軍人之精神：智、仁、勇。智在於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已。仁之種類分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勇在於長技能、明生死。每一個革命軍人都要決心成功、成仁。[16]在這一講中，孫中山就對軍人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革命軍人應具有的精神和決心作了詳細的闡釋，從中我們可以知曉，孫中山的建軍思想集中在救國救民，革命軍人要具有主義及目的。作為革命的軍人就要立下決心建造新中國、“造成光輝之革命。”後因種種原因，孫中山桂林北伐受阻，只好回營廣州再設指揮部于韶關再度北伐，但由於軍隊不多、軍器、訓練不良，雖有聯絡張作霖、段祺瑞建立軍事合作直搗吳佩學直系軍隊的計劃，也有將失業工人改為工兵，以及“徵集愛國之士，編制國軍，定為義務”的打算，但這些設想均未能如願實行。就算你能臨時拼聚起來的所謂軍隊，但因未經教育和培訓也不能厲行軍人的責任。特別是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更感到沒有一支忠於國民黨忠於他、忠於三民主義的軍隊，他雖想要北伐統一中國，但成事永無可期。所以，孫中山有意建軍。
1922年8月9日，由於北伐軍回師廣州失利，孫中山離粵經香港赴上海，8月14日抵達上海。此間馬林作為越飛的代表也抵達上海。8月17日中國共產黨在杭州舉行中央會議，進一步討論時局，以及與中國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等問題。馬林在上海與孫中山就國共合作、蘇俄支援孫中山統一中國，以及軍事合作等問題作了認真的會談。8月30日，孫中山致函蔣中正，告蘇俄有一軍事隨員近期來滬，詢問軍事情形，命蔣速來滬備籌一切。[17]就是對孫馬會談軍事的具體化，但由於當時孫中山急於聯絡各地軍閥力量與吳佩孚、陳炯明軍事力量攤牌，對於建軍一事暫時擱置。又由於改組國民黨的事迫在眉捷，所以他強調黨務工作的重要。暫將建軍之事放後。1923年1月2日，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今後工作分政治、軍事、黨務進行。“我們的政治進行，現有許多人在北京，還有許多人散在各省，分頭擔任。我們黨裏的軍人，就多在南方活動。現在本黨修改新章，就要覓一班人來擔任黨務進行。”“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軍事進行，現在也有了多年，靠著他來改造國家，還說不定成功與否。所以，政、軍兩種進行，成敗都未可必。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18]抓黨的建設，發揚國民黨人的革命精神，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起來救國不能說不對，但只強調“黨務進行”，不重視“軍事進行”，正是孫中山吃透苦頭原因之所在。在那個武裝的反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的年代裏，的確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沒有軍事武裝便失去了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憑藉，空言救國救民是毫無用處的。但這時的孫中山對於軍事鬥爭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信心都欠缺，弄到他一時談軍事，軍事失利又談政治，兩者都不能解決問題又談黨務。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又天真地發表一紙《和平宣言》，提議直系、奉系、皖系、西南護法各省軍閥“互相提攜，互相了解，開誠佈公，使卒歸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為天職”和平統一。[19]他呼請各派裁兵，化兵為工，共謀國家建設。宣言發表後，各方反應冷淡，真正擁護孫中山裁兵和平統一的人一個也沒有。應該說孫中山在建軍的問題上是有失誤的，長期來都寄希望於利用各地軍閥現存的力量來為自己的政治服務，結果是真正聽從孫中山指揮，願為其政治服務的一個人一支部隊也沒有。空言北伐，高叫統一中國，都是一種宣傳和宣示，孫中山沒有兵，光叫別人裁兵，猶如以虎謀皮，徒托空言。不重視“軍事進行”，正是孫中山護國、護法、第一次北伐受挫的真正原因所在。
對於孫中山的行為，共產國際一再給予勤告和啟迪。中共黨人也時有批評文章發表，指出孫中山不切實際的想法和與各派軍閥週旋的錯誤。經過當時時局變化和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黨人的批評，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1923年1月13日越飛即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寫信，在信中越飛指出，孫逸仙的黨，即國民黨以及他本人，在我們的思想影響下，近幾個月有很大的改變，越飛在信中說孫逸仙“承認了我曾多次勸說他的東西，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泛中國的政策，光靠軍事手段不可能實現中國的變革，即實現中國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他希望通過政治的、外交的途經影響中國的政策，而不是單純地使用軍事手段。”[20]不是單純地使用軍事手段，不等於不要軍事手段，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這時反對孫中山使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恐怕是孫中山改變看法的主要原因，而關鍵又在共產國際異想天開勸說孫中山與吳佩孚真誠合作來解決中國問題。這是蘇俄和共產國際錯誤估計中國形勢做出的錯誤決定，起了不良的影響，因為南北軍閥均有不同的背景，在帝國主義的干預下中國不可能有和平統一的可能。共產國際指出孫中山應加強對群眾的宣傳鼓動是應該的，但為此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軍事鬥爭的準備，則是一種誤導。
當時的孫中山固然沒有放棄軍事鬥爭的打算，但蘇俄、共產國際不明晰的中國政策對孫中山也發生影響，所以孫中山與蘇俄、共產國際代表也時有討價還價之嫌。誠如越飛所指出的，孫中山當時有兩套軍事計劃，“一套是立即行動的計劃，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計劃失敗後採取的。”孫的第一套計劃首先打算徹底消滅陳炯明。但不管怎樣，在戰勝陳炯明之後同吳佩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孫逸仙打算派自己的軍隊和效忠於孫的湖南省和從孫擁有10萬軍隊的四川省向吳佩孚得以支撐的河南省洛陽和漢口進攻。
在第一套計劃失敗後，即實行第二套計劃，即通過廣西、山西等省，將孫逸仙擁有的10萬軍隊轉移到蒙古邊境地區，在新疆和庫倫與蘇俄可以直接接觸的地方駐紮下來。這支軍隊由蘇俄裝備起來，經過兩年訓練則進行最後的“北伐”。由此可見，孫中山此時沒有放棄軍事鬥爭的打算，但有按政治、外交、軍事一體化的方式行動的思想。[21]但共產國際和蘇俄當時既不會拿出錢來裝備孫中山的軍隊，也不準備派人幫助孫中山實施自己的計劃。所以這種所謂的計劃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實際意義，但如按共產國際的建議從政治-外交-軍事一體化的計劃來考慮中國的未來，無疑軍事解決問題的思想對於孫中山來說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在上海簽署後，孫中山聯俄的政策宣佈確立。隨後廖仲愷與越飛赴日本會談《孫文越飛宣言》細節，而軍事問題是廖仲愷與越飛會談的中心問題。越飛在會談中指出：“以往的中國革命，過於藉重軍閥之力，因而常導致失敗。國民黨必須組織培養自身的軍隊。”廖仲愷與越飛在會談中達成協定：蘇聯將援助國民黨設立軍官學校。與此相關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解決軍事資金問題。[22]由此可知，黃埔軍校的創建，是孫中山經過反反覆復的考慮，與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越飛討價還價後才定下來的。這與其說是孫中山討伐陳炯明、沈鴻英在廣州叛變的需要，毋寧說是他思想的轉變，是他為了實現其救國救民，進行國民革命和統一中國的需要更確切。這個轉變使他的救國救民的主張有了實現的可能，也是孫中山晚年真正理解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涵義所採取的一個帶“根本性”政策的體現。
1923年2月2日，國民黨本部舉行中央幹部會議，孫中山命張繼傳達他擬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的意見，“囑同人就旅滬同志中，擇其富有軍事學識經驗者，列單呈覽，以便擇任，先組織軍事委員會。”與會同志推出柏文蔚等15人為軍事委員會。並決定如仍有推薦者，“應于三日內函呈先生”。[23]隨後，孫中山又致函山西國民黨人陸世益，告“文不日返粵，于改組黨務、創立黨軍、宣傳黨義諸端，皆擬依據進行。”[24]2月12日，蔣中正致函孫中山詢問他返粵行期，次日孫中山即復函蔣氏告“弟寒晚或刪早行，如兄趕不上，請乘他船速來為禱。”[25]2月21日，孫中山由上海經香港抵達廣州下榻農林試驗場。當天在廣州設立大本營，就大元帥職，以大元帥名義，管制海陸各軍。[26]3月2日，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正式成立，隨後孫中山一方面貫徹裁兵為工和平統一的主張，另一方面宣佈建設廣東的施政意見，不過這時期孫中山考慮問題的重點，一是改組國民黨，一是重組軍隊，包括創建軍事學校。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通過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案，同孫中山為總理的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統一戰線。6月21日蘇聯政府派往中國幫助孫中山和廣州政府的軍事顧問抵達北京，顧問波列亞克、格爾曼、斯莫連采采夫留京外，其餘4人于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先後到達廣州。[27]隨著蘇聯軍事顧問的到來，建立黃埔軍校的工作便在緊張的籌劃中。1023年8月16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啟程赴蘇聯，作為期3個月的訪問。該團以蔣中正為團長，沈定一、張太雷、王登山為團員，是日由上海乘“神田丸”啟程赴蘇。19日抵大連，轉搭南滿鐵路客車北行。9月2日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孫中山為代表團赴蘇分別致函列寧、托洛茨基及齊契林。代表團在蘇考察3個月于11月29日從莫斯科回國。[28]在蘇期間，除列寧因病不能接見外，代表團受到蘇共中決主席團主席加裏寧，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魯祖塔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以及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和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和副教育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的接見。他們在蘇期間考察了紅軍的訓練情況，參觀了莫斯科的工業企業。9月9日，代表團全體成員與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會談，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希望蘇聯軍事委員會派人到華南，倣照紅軍編練中國軍隊，派去華南的人愈多愈好。交換意見的結果，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意中國派遣的學生到俄國軍事院校學習。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可收3至7人，陸軍學校可收30-50人。蔣中正提出，依照孫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加加拉達成協定將要在廣州開設的軍校要增加學員的數量。斯克良斯基指出，經過實踐，擬議中的黃埔軍校50人教學班，效果良好，不反對增加派學員。[29]10月6日鮑羅廷抵穗，受到孫中的熱烈歡迎。
據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記述：“孫中山親切會見了鮑羅廷，向他詳細打聽了蘇俄的情況。孫中山最關心軍事和工業。……鮑羅廷在向孫中山講述紅軍的情況時，使他注意到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在鮑羅廷詳細告知蘇聯軍隊組織和戰鬥生活之後，孫中山表示：“我們的軍隊中缺少這個。我們必須把所有這一切建立起來。”[30]鮑羅廷還允諾孫中山，廣州可以用優惠條件從蘇聯取得武器和軍需物資；蘇聯還將提供軍事和政治的專家幫助廣州實現國民黨的改組工作。[31]至此，蘇俄幫助孫中山在廣州組織黨軍，訓練軍隊的談判已基本完成。11月19日晚，孫中山在大本營舉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研究黨綱的修改和組織國民黨志願師和創建軍事學校的問題，關於創辦軍事學校問題雖未作出決議，但通過改組國民黨，加強對民眾宣傳，將民力與兵力結合起來同為革命奮鬥已成為執委會成員的共識。這就是改組國民黨，加強對民眾的宣傳和組織，“單靠軍人奮鬥，不能使三民主義實現”，確立學習蘇俄以“黨員奮鬥”，“兵力幫助”的方法組織及訓練黨員及軍隊便成為孫中山的既定方針。[32]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11次會議，會議復決議國民軍軍官學校事項如下：校址，推定孫科、吳鐵城會同軍事專員2人籌備；國民軍軍官學校委員應辦之事：（1）定校址；（2）設備；（3）器具；（4）預算購置費及安設妥當；（5）校內事務所之指定開始辦公；（6）物色款員，徵求學生。[33]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標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議決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1月24日，孫中山便委任蔣中正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至此，黃埔軍校便隨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而決定正式開辦。
上述可見，黃埔軍校的創辦是孫中山學習蘇俄以黨治軍思想形成的標誌，也是國共兩黨為了實現國民革命，完成統一中國使命的產物。蔣中正後來也承認，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物，可說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無黃埔軍官學校”。[34]所以，黃埔軍校是為培養高素質的軍事人才為組建國民革命軍做幹部準備而創建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創建黃埔軍校是一項正確的決定。
三、從黃埔軍校，看孫中山的政治教育理念
黃埔軍校是根據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的提議，按照蘇俄紅軍建設的經驗在廣州開辦的陸軍軍官學校。它是按照黨指揮槍，通過改組國民黨，重視和加強宣傳民眾，動員民眾投身政治鬥爭、軍事鬥爭，發動國民革命打倒北洋軍閥，統一中國的思路創立起來的軍事學校。它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也是一所學習軍事，政治的政治學校，因為它是黨立軍事學校，故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又以校址在廣州黃埔島上，亦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以造就國民革命軍幹部，完成國民革命為目的，所以要求考生必須是“中國國民黨黨員，能了解國民革命速須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無抵觸本黨主義之思想，有本黨黨員之介紹者”才有資格報考。[35]入校後，又要求學生要“親愛精誠”，以三民主義作為革命先聲。[36]也即是要做到“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37]每一個學生都要“盡忠革命職務，服從本黨命令，實行三民主義，無間始終死生；遵紀五權憲法，只知奮鬥犧牲，努力人類平等，不計成敗利鈍。”[38]可見，黃埔軍校是以嚴格的政治和思想作為首位任務去培養學生，要求學生“為主義而奮鬥；為主義而犧牲”。“以達國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39]使學生得到最好的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
由於學校的教育性質決定黃埔軍校的教育是政治和軍事教育並重。據黃埔軍校教育總長方鼎英所述，本校的教育，在使全校學生於短少時間內，造就革命軍官必要之軍事政治知識；並同時本孫總理“親愛精誠”之校訓，及蔣中正校長“統一意志，團結精神”之格言，養成學生犧牲奮鬥之精神，俾成為革命軍隊之幹部人才，及專門軍事與參謀人才為目的。其教育的程式，大概可分為學生隊（本科）高級班，入伍生，及學生軍，軍士教育四種。而每種的教育都不能離開軍事的訓練、政治的訓練和黨務的訓練三項。為使黃埔軍校學生了解國民黨的主義政策，精悉國內外政治經濟情況，以期對於革命能盡忠誠的任務，本校規定為學生開設《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進化史》、《社會科學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黨的組織問題》、《軍隊政治工作》等課程，通過講授與學生廣泛閱讀結合使學生具有廣泛的政治、經濟和革命知識，了解國內外大勢。又因為黃埔軍校，是培養國民革命軍軍官的學校，毫無疑問對於戰術、戰略學、戰史、作戰計劃、動員計劃、參謀勤務、後方勤務、輸送勤務、兵棋、國際公法，及其他軍事專門學科，如無線電、航空等類都在教授和研究之列。[40]將政治與軍事教授結合起來，培養懂得政治，精通軍事的高級軍事管理人才便成為黃埔軍校的基本訴求。
黃埔學生來自除新疆省外的全國各地，他們都以同志的態度如兄弟般地研求革命的學問，無論是那裏來的人都一律講中國的普通話，除了黨的組織之外，不允許以感情結合的小團體，或以地方主義結合的同鄉會等小團體合法存在。畢業學生不僅分發到各省各軍政機關，並分發到各省公開的或秘密的各種工農運動及軍事運動工作。[41]本校1至5期共培養7399名學生，其中第1期645人，第2期449人，第3期1233人，第4期2654人，第5期2418人。[42]他們來自全國26省，不少師生成為國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的核心和骨幹，為中國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建立了赫赫戰功，因此，黃埔軍校被譽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在我國近現代革命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作為軍事政治學校的任務，它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軍事的。所謂政治的，就是說它的教育理念是政黨的教育，是為實現黨的主義和政策而設立的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所以學校的組織系統，首先是校本部，以孫中山為校總理、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校黨代表，組織校本部最高領導，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很明顯，這是黨指揮軍隊的建制，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的軍校，以軍校作為基礎創立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國民黨的黨軍，它不是國軍，因為當時國家處於分裂割據，軍閥武裝遍于南北各省，沒有中國的統一就不可能有中國的國軍。所以，為了統一而建立黃埔軍校，為組建國民革命軍培養人才，這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所採取的一項順應時局的重大決定。這個決定是在國共合作的大前提下實施的，所以它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兩個主要政黨及工農商學各階層的基本訴求，無疑它是正確的決策。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中就此作了全面的闡釋。孫中山指出：“我們為什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為什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那是因為“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今天開辦這個學校就是要向俄國學習。俄國十月“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而“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何謂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所以要成為革命軍“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陞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來革命。”立志做革命軍“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要造就高深學問，就要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的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報章，都要參考研究。“革命軍是做救國救民的軍人”，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個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43]同一天，孫中山又發佈“陸軍軍官學校訓詞”：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44]
從孫中山對黃埔學生的要求和希望可知，黃埔軍校是為救國救民目標而設立的，是為了實現中國國民黨和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而設立的，從他建立國民黨掌控的軍事學校來看，孫中山的教育理念完全是從蘇俄布爾什維黨統管紅軍的理念中移植來的。它的基本原則是按照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培訓革命軍的各級領導，通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去實現黨救國救民的目標。這種政治教育的理念，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沒有黃埔軍校，也就不會有國民革命軍，沒有國民革命軍，也就沒有1925-1927年的國民革命的勝利。從後來的實踐看，黃埔建軍是孫中山晚年思想發展的重要表現，是他經過近40年的革命實踐才總結出來的沒有軍便沒有權，沒有權便不能建設國家的寶貴經驗。所以，黃埔建軍應該肯定。但是黨軍也有其局限，這就是它不可能只是為國家民族服務，而主要是為階級利益奮鬥，所以它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帶有狹隘的偏私和利已的傾向。這種傾向不能糾正，也就難免會在階級矛盾尖銳時變成為某些人的利已工具，1927年蔣介石利用國民革命軍發動政變屠殺同在黃埔軍校學習生活的共產黨人便是明證。所以，作為軍校堅持政治教育的理念是應該的，但這種理念要防止軍校的學生向偏私方向發展，誠如孫中山所說“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象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45]孫中山所言甚是，但真正做起來則很難。黨軍向國軍轉變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代表階級利益的政黨掌握政權的歷史使命未完成時，軍隊只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和抵抗侵略的職能也不可能完全確立，因此黨領導軍隊，黨指揮槍還是要堅持的原則。歐美發達國家如英、德、法、美，它們的軍隊號稱國軍，但它們也得遵從執政黨的意旨行事，不過它們法制較健全，能按一定的法制遊戲行事罷了。所以，這裡的問題不是黨該不該指揮槍，而是如何地指揮的問題。正因如此，對於孫中山的黨軍思想和黨指揮槍的原則要加深研究。當然黨指揮槍，即保持政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也有一個指揮得正確與錯誤的問題，如果黨指揮槍濫殺無辜百姓也有一個是非問題的評判，但對於政黨指揮槍，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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