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會見了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的國民黨大陸訪問團。兩黨主要領導人的會見，標誌著兩黨共同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體現了兩黨共同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決心和誠意，也標誌著我國海峽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連戰著重強調，不能只從“五十年前甚至於六十年前國共之間的關係、思維、格局來思考這個問題，來評斷”這次的“訪問”，因為，他覺得“我們已經遠遠超越了那個時代，己經遠遠超越了那個格局”，但是，正如他在與胡錦濤會見時說的那樣，這畢竟沒能淡化他在紫金山孫中山先生墓前的那種複雜、感傷的心情——這裡，作為一個政黨的主席，似乎不能說沒有他對國民黨失去執政地位的反思，和國民黨對未來的擔憂。
人們在關注這次歷史性會見的同時，當然也會不斷地引發對歷史的回憶：在中國現代歷史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曾肩負過民族的希望，都曾感受過民族的恥辱。為民族的希望奮鬥，為民族的恥辱抗爭，這既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發展史，更應當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現今的格局，既是歷史選擇的，也是歷史造就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用“感傷”的心情去回顧歷史，那麼，雖然國共兩黨的衝突多於合作，但是，僅僅在那個時代的關鍵時刻的兩次合作，似乎就己經劃定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為中華民族在國際社會開創了新格局。我們應當正視這段歷史，包涵著更多的開創未來的機遇。
80年前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兩黨不但共同擔當起近代中國反封建、反軍閥的革命任務，而且共同籌建革命的軍事武裝，建立起自己培養革命軍事幹部的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在黃埔軍校的建校典禮上，孫中山先生說：“革命事業就是要愛國，就是要救國救民，我要求諸君，從今天起，共同來擔負這種責任。”這就是黃埔軍校的愛國和革命的精神，成為黃埔軍校的建校方針和治軍靈魂。因為有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力量的共同努力，軍校一經建立，就成為當時的革命搖籃。通過共產國際的參與和資助，軍校培養了一批批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分別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中的高級領導人或軍事將領。
從一九二四年六月軍校第一期開學，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軍校校長蔣介石先生發動反共的政變之前，應當說是黃埔軍校最輝煌的時期。軍校師生東平西討，南征北戰，包括平定商團叛亂，第一次東征，平定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參加“六·二三”反帝鬥爭，擁護省港大罷工，支援農民運動，第二次東征和南征，出師北伐，創造出令中外反動勢力震驚的輝煌戰果。他們英勇奮戰、流血犧牲，用鮮血和生命鍛鑄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這是一段為國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勳的歷史，為反封建、反軍閥的民主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輝煌歷史，更是國共合作的偉大成果。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始了創建人民軍隊的探索，直至現在，她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正規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它的許多高級將領，就是當年黃埔軍校的學生。毛澤東後來在抗戰時期曾對黃埔軍校的歷史功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後輝映，彼此競美的。”這幾乎是人們所熟知的。
在全國政協和“黃埔軍校同學會”的相關刊物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幾組統計數字：從1924年創辦，到1949年蔣介石先生敗退臺灣，黃埔軍校共招收學生二十三期，前六期為“正宗”的黃埔時期（即在廣東黃埔原址的軍校），畢業生共八千一百零七人；後十七期先後在南京、成都等地開辦，畢業生共約二萬五千人；再加上各分校，黃埔軍校總共約有畢業生三萬餘人。黃埔師生經過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戰爭，出現了一大批高級將領，成為國共兩黨軍隊的骨幹力量。國民黨方面，僅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將中，擔任過集團軍總司令、兵團司令以上職務的有五十余人。共產黨方面，人民解放軍十位元帥中，林彪、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五人出自黃埔；十名大將中，黃埔出身的佔三位：五十七名上將中，有黃埔師生八人；此外，在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中，擔任正軍職以上領導職務的也有近四十人（引自：《百年黃埔》，作者張志東。引文略有修改）。
在國共兩黨中，許多黃埔第1期生後來都擔任了重要職務，徐向前、陳賡、周士第、閻揆要、曾希聖、左權、李之龍、許繼慎等等，都成為中共歷史上著名領導人；此外陳明仁、侯鏡如、廖運澤、李奇中、鄭洞國、胡宗南、冷欣、曾擴晴、杜聿明、王敬久、王叔銘、桂永清、李仙洲等黃埔第1期生則成為國民黨陣營的高級將領。
1924年8月1日，黃埔軍校第2期生499人入校學習，至1925年9月共有450人畢業。盧德銘、周逸群、吳兆生、張堂坤、陳奇、唐克、宛旦平、古宜權、李勞工、覃異之、聶紺弩、吳振民以及鄭介民、余灑度、姚中英等都是黃埔軍校第2期學生。
1924年11月20日，由黃埔軍校師生組成的教導一團正式成立，何應欽任團長，王登雲任黨代表，轄沈應時、劉峙、王俊3個營；12月26日，又成立了教導二團，王柏齡任團長，轄顧祝同、劉堯宸、金佛莊3個營，黃埔第1期生陳賡、陳明仁、劉疇西、侯鏡如、關麟徵等均在教導團擔任連級軍官。這支部隊就參加過東征以及討伐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的叛亂，1925年8月，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擔任軍長，周恩來任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4年12月12日，黃埔軍校第3期生1233人進校學習，至1926年1月共畢業1224人。曾澤生擔任第3期學生區隊長，張治中任第3期學生隊總隊長；此外康澤、劉安琪、王耀武、戴安瀾、方先覺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也是黃埔第3期畢業生。
在黃埔軍校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都曾分別擔任過領導工作，如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有惲代英、肖楚女、聶榮臻、高語罕、張秋人、于樹德等，這幾乎是眾所週知的。國共兩黨領導人、著名活動家、社會名流不少人如毛澤東、劉少奇、蘇兆徵、吳玉章、張太雷、宋慶齡、何香凝、胡漢民、譚延愷等，都曾到黃埔軍校授課和演講。“要革命，到黃埔”成為當時最流行的口號。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劉少奇的弟弟劉子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等，先後到黃埔軍校，或學習，或工作。
如眾所週知的歷史遺憾就是，黃埔軍校的蔣校長髮動了反共軍事政變，造成了國共分裂，使這些領導人才和軍事人才分別集合於左右不同的陣營，夕日的同學竟成內戰中的對手，“兄弟鬩于墻”，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一次同室操戈的悲劇。雖然不少黃埔軍校的優秀學生死於當年“蔣校長”的刀下，但是，仍然有許多當年黃埔軍校的優秀學生追隨著中國共產黨，堅持革命鬥爭，成為革命軍隊中的優秀軍事將領。
古語所謂“兄弟鬩于墻，外禦其辱。”應當說，二十世紀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悲慘處境，迫使中華民族必須選擇“外禦其辱”，團結抗戰，在共同的戰鬥中才能贏得全民族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以其無私的膽識和睿智的領導，擔當起全面抗戰、共同禦辱的歷史責任，毅然倡導國共再次合作，築成全民抗戰的中堅。在國民黨的一方，那些曾經領悟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培育的軍事將領，不甘屈辱，不能接受“蔣校長”所謂“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曲線救國”方針，多次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高舉義旗，奮起抗戰。
“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的“黃埔精神”，鼓舞著一批批黃埔健兒肩負起保衛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一批批黃埔將士祭刀請纓，血灑疆場。在上海閘北，在古北口，在兩廣，在察哈爾，在盧溝橋，總之，從日本法西斯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全民抗戰的怒火在全國各地燃燒起來，是“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在國民黨內揭起抗戰義旗，響應共產黨全民抗戰的主張。
1932年1月28日，日軍駐上海的部隊分3路向我駐滬部隊發起攻擊，國民黨第19路軍隻身抵抗，各級指戰員奮不顧身，犧牲慘重。出身黃埔教官的張治中將軍主動出綰兵符，帶兵殺敵。2月26日，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從南京開赴上海參戰，黃埔將士再顯英勇。廟行之戰，殲敵3000多人。這是第一次淞滬戰役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有力打擊，極大地鼓舞了中華民族抗擊日寇的勇氣。
1933年3月，日軍先頭部隊由東北長驅直入，一直深入到熱河境內的長城腳下。古北口守城官兵奮起抵抗。蔣介石迫於戰局和輿論壓力，急調中央軍增援長城前線。先後奉調的第十七軍三個師，軍官幾乎全是黃埔生。第二師師長董傑、旅長鄭洞國，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副師長杜聿明，第八十一師師長劉戡，全是黃埔一期生。黃埔名將戴安瀾、王潤波、鄭庭笈、覃異之、羅奇等人，都參加了這次戰役。這三個師在長城一線，與裝備精良的日軍激戰了兩個月，古北口一帶幾乎所有的高地都化為焦土，一百七十多名黃埔健兒，獻身於長城腳下。
國共合作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敵後武裝力量，蔣介石指揮的國民軍在正面戰場，開始了全面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鬥，全國各地燃起了抗戰的烽火。平型關戰役、淞滬保衛戰、臺兒莊大戰、崑崙關爭奪戰，以及在印緬戰場上的中國遠征軍，展開了歷史上空前慘烈的戰鬥，黃埔健兒與其他愛國將士一道狠狠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 1937年9月25日，黃埔軍校四期生林彪指揮的八路軍115師首戰日寇于平型關告捷，從精神上鼓舞了中國人民；黃埔軍校一期生杜聿明在廣西崑崙關也展開了一場著名的戰役。他們都創下了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型戰例；平型關和崑崙關都是進攻戰。林彪是佔據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勢，在戰略戰術上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杜聿明是仰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有利地形，實打實硬碰硬地攻堅。崑崙關戰役是國民黨正面戰場自武漢失守以來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中國軍隊共斃傷日軍8100余人，中國軍隊陣亡27041余人。林彪指揮的是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115師；杜聿明帶領的是中國惟一機械化軍第五軍。對手同是號稱“鋼軍”的板垣徵四郎師團。林彪打的是二十一旅團輜重隊和後衛部隊；杜聿明攻擊的是十二旅團主力。平型關殲敵一千余人，崑崙關殲敵四千余人，旅團長也被擊斃。崑崙關之戰使杜聿明威名大震；平型關大捷是在中國軍隊不得己節節敗退時響起的春雷，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從總參謀長到旅、團長，從各軍區司令到分區指戰員，有許多黃埔軍校出身的將領。如葉劍英、林彪、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王世英、周士第、項英、袁國平、許光達、宋時輪、陳賡、程子華、陶鑄等。他們領導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戰員，配合正面戰場作戰，長期活躍在華北、中南和東北敵後，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成為中國敵後抗戰中堅。左權就是黃埔出身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敵後戰場的戰鬥中壯烈獻身的將軍。“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的“黃埔精神”，鼓舞著一批批黃埔健兒肩負起捍衛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在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他們為捍衛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血灑疆場，彪炳史冊，用自己的智勇和身軀，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要在幾個月之內滅亡中國的妄想。
這一段歷史，既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華民族的抗爭史、戰鬥史，更是國共合作中的黃埔健兒的光榮史、成功史。
反觀中國從1924年一直到1950年的現代史，黃埔軍人之間或敵或友，時分時合。北伐戰爭，黃埔健兒一馬當先，出師一年就席捲東南諸省，汀泗橋畔、賀勝橋邊，躺下了數不清的黃埔健兒的屍骨。北伐功成、全國統一在望之際，革命隊伍內部卻遭受“清黨反共”、最終國共分裂的打擊；為此十年內戰，夕日同窗為各自的主義對陣沙場。八年抗戰，大敵當前，黃埔師生拋開恩怨，在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為捍衛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再度攜手拼搏。再後來的三年內戰，正義之聲喚醒了重又迷惘的眾多“蔣校長”的學生，同窗之誼引導他們放棄內戰的槍炮；“蔣校長”偏安一隅，但是他到底還沒有忘記孫中山先生的生前志向，沒有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
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凡是愛國的中國人，都應該為祖國統一而努力奮鬥。”創立黃埔軍校的初衷，便是建立革命的軍隊，用革命的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實現祖國的統一。隨著新中國建立，黃埔學子本該天下一家，卻被一道海峽隔離。同一所學校的同學情誼，被人為的反覆破裂和彌縫，折射出的，卻是在一個社會革命時代中的動蕩，和國家被分割、同胞被拆散所經歷的巨大傷痛。這段歷史應當劃上一個句號了。
從黃埔軍校“蔣介石校長”偏安祖國寶島臺灣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為臺灣與大陸實現和平統一，海內外黃埔校友從沒有停止過奔走呼號。這種呼號沒有付諸東流，終於促進了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到大陸的參觀訪問，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連戰和宋楚瑜都感觸頗多，因為，當今也正如連戰所言，比之“五十年前甚至於六十年前國共之間的關係、思維、格局”，畢竟“己經遠遠超越了那個時代，已經遠遠超越了那個格局”，然而重要的是，這一步“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但了卻了歷史的恩怨，更打亂了陳水扁當局的“臺獨”步伐。如今，祖國統一的事業任重而道遠，黃埔校友和黃埔精神正是更為可貴之時。當年國共合作，憑著那股“愛國、革命”的精神，我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當代國共再度聯手，發揚黃埔精神，也一樣會打敗狐假虎威的一小撮“臺獨”勢力！
李贛騮 全國政協常委、原民革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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