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王軍
9月15日，《東方的覺醒——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館藏珍貴歷史文獻展》（下稱“東方的覺醒”歷史文獻展）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展，其前言寫道：“孫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積極投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統治的革命事業。在他的組織領導和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成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翻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
如今，中國歷史這嶄新的一頁已翻過整整一百年，新中國以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業績，回應了孫中山那一聲“振興中華”的宏願。“孫中山先生太可惜，他去世的時候，用實足年齡計算的話，只有58歲”，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金衝及，在國家圖書館的演講中憶及孫中山一生，唏噓感慨，“當然‘革命尚未成功’啊！”
這位推翻帝制的歷史巨人，每每以“失敗”二字來形容自己貢獻一生的事業。他在逝世前一年——1924年6月，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說：“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
為追求中國統一，“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1924年11月，他應馮玉祥之邀，扶病北上共商國是，行前留言：“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以死矣！”抵達北京後，他終於病倒，彌留之際，不斷呼喊：“和平、奮鬥、救中國！”
他在“國事遺囑”中說，“革命尚未成功”；對這個革命，他有這樣的講述：“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他心中所繫，是那一聲：“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這一聲吶喊穿越百年，依然振聾發聵，撼地震天。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
宋慶齡生前曾這樣回憶：“孫中山是從民間來的。他對我講過許多早年的事情，他生於農民的家庭，他的父母種田，他縣裏的人民都是農民。孫中山很窮，到十五歲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區，在那裏，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沒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間茅屋裏，幾乎僅僅不致挨餓。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他沒有米飯吃，因為米飯太貴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孫中山好幾次告訴我說，就在這早年還是貧農家裏的貧兒的時候，他變成為一個革命的人。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一百年前的中國，與人民的困苦相伴的是外患頻仍。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GDP尚佔世界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多，列各國之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經濟一落千丈，至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中國的GDP僅佔世界總額的百分之六。1900年，法國的一家畫報上刊登一幅石印彩畫《列強瓜分中國圖》，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孫中山常常講他的革命的觀念就是在中法戰爭的時候形成的，那年他剛好又一次從夏威夷回來，準備到香港去。中法戰爭失敗，簽訂和約的消息傳來，對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刺激，以後他這種思想是越為越強烈，感覺到我們國家今天怎麼落到了那麼一個地步。”金衝及說，“所以興中會成立的時候，他說就像一座大廈快要傾覆了，有志者應該趕快來挽救我們這個國家。他有那麼遠的眼光，有那麼高的境界。”
那時，孫中山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醫生。他12歲到夏威夷，以第二名畢業于當地的意奧蘭尼學校，20歲到香港學醫，以第一名畢業于西醫書院，並獲行醫執照。這位中國最早接受近代醫學教育的西醫生，內科、外科、產科皆通，醫術精湛，就診者戶限為穿。他已過上體面、富足的生活，可是，國家的命運卻讓他寢食難安。他寫作《農功》，專論學習西方農業科技，主張“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他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富強治國四條綱要，包括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李鴻章沒有接見這位西學之士，孫中山心灰意冷，痛感“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絕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高喊“振興中華”。“孫中山在這個時候喊出要‘振興中華’這個口號，確實是喊出了幾萬萬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共同的心聲。”金衝及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就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種狀況到了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以後，更加急劇地惡化了，民族危機急劇地深化了。當時簽訂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給日本，賠款二萬萬輛銀子，不光是臺灣，還有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割給日本，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自由地開設工廠。以後把遼東半島收回來了，但又增加了三千萬兩銀子，就是二萬萬三千萬兩銀子。當時中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八千萬兩銀子，我們這麼一個大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八千萬兩。當時要賠日本二萬萬三千萬兩，等於中國三年財政收入的總數。而日本得到了這筆賠款以後，許多重工業都是用這筆錢建起來。為什麼它在幾年後能夠打敗俄國？它的重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這是一筆很重要的起家的本錢”，“八國聯軍簽訂的條約是《辛醜條約》，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銀子，而且允許外國在中國駐軍。這一連串的事件使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點愛國心的中國人怎麼不感到痛心呢？”
而在那時，在中國，像孫中山這樣受過近代文明教育的知識分子為數甚少。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說，他第一次聽說孫中山時，還以為他一定是紅眉毛、綠眼睛那樣的江洋大盜。甚至有人以為他是一個“洋鬼子”。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漂洋過海，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在孫中山周圍，迅速圍聚起一大批“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新式知識分子。在國家圖書館“東方的覺醒”歷史文獻展的展板上，書寫著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絕筆信《與妻書》：“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于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中華民族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英雄兒女，五千年輝煌文明才不曾中斷。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轟然倒塌，正是應驗了孫中山的那句豪邁誓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金衝及講述了兩則故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吳稚暉到總統府去看他，見孫中山和胡漢民住一個房間，那裏是他的辦公室，也是他的臥室。因為吳稚暉年長，孫中山就請他一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裏。吳稚暉就要睡著了，看到一個人輕輕地走進來，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個東西。他一看，是孫中山親自給他放了一個便壺，大為感動，而那時孫中山是臨時大總統啊！揚州有個鹽商去看孫中山，一見面就跪下來，孫中山把他扶起來，鹽商說大總統就是皇帝呀！孫中山說，我們大總統是人民的公僕。
“從材料上看，可能孫中山是最早講‘人民公眾的僕人’的。”金衝及說，“到南京一走進總統府，有一個感覺，原來是兩江總督的衙門，後來太平天國洪秀全進去就是天王府，你說洪秀全他不也是個農民嗎？他一進天王府，就像做皇帝那樣，三宮六院都有了。比一比，就可以知道：孫中山真是平民總統，這一點他確實是當之無愧。”
孫中山認為，國家、國民和官吏的關係是：“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吏如公司之辦事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僕也。”官吏由自由國民所舉用，“當其才者則選”。而使國民真正成為一國之主，國家元首、百官變為國民之公僕，“此為政治之革命”。
孫中山在南京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上，堅持寫入“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使1912年3月11日公佈的這部約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定主權在民的國家約法，從根本上否定了主權在君的專制制度。這部約法，還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遷徙、信教等自由，享有請願、陳訴、訴訟、考試、選舉、被選舉等權利。
“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在《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一文中說。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18歲，正就讀于湘鄉駐省中學。他後來回憶：“我本人也曾經參加了這次民主革命，當了一名戰士，吃七塊二。”他還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
孫中山將人類歷史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洪荒時代，二是神權時代，三是君權時代，四是民權時代。他認為，這四個時代是依據人類社會進化的定律循序演進的。“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孫中山說，“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他批判清朝君主專制的罪行，包括“侵犯我們不可讓與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壓制言論自由”，“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式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認為“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他說，一部中國歷史，充滿了朝代的更替和戰爭，總是在一治一亂中迴圈，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實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人們爭做皇帝，唯一的辦法就是廢除這種專制制度，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他從不貪戀權力，是真正的民主追求者，為以和平方式獲得中國問題的解決，他讓大總統之位於袁世凱，自己則傾情于謀劃中國的鐵路建設；當選臨時大總統之後，他與上海《大陸報》記者談話：“南京新政府無庸建設華麗宮殿，昔日有在曠野樹下組織新政府者。今吾中華民國如無合宜房宇組織新政府，則蓋設棚廠以代之，亦無不可也。”他兩任大元帥，從不為家人謀取特權，1912年，廣東各界紛紛給孫中山來電，請他同意讓其兄孫眉擔任廣東都督，他堅決不同意；他從來不置家產，在上海的所謂“住宅”，是三位加拿大華僑集資而設。他逝世後，熊希齡如此感言：“孫先生做過大總統，僅遺留數箱破書與宋夫人，其持身清廉，非其他偉人所能及。孫先生治喪費，僅用三萬餘元，尤足徵治喪處諸公，善體孫先生廉介之至意雲。”
可是，辛亥革命只是趕跑了一個皇帝。很快，袁世凱就做起了皇帝夢；再後，北洋軍閥將國會操縱于股掌之間，國會之士也淪為給錢就賣身的“豬仔議員”——要在皇權專制大行兩千多年的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何其難也！為此，孫中山不得不進行“二次革命”，發動“護法運動”，為捍衛辛亥革命的憲政理想，戰鬥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魯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一文中說：“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也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對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的一生，高度的概括。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
孫中山還是一名建設者，他說：“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既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他在辛亥革命之後提出，“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但是貧富階段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定，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後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在上海的孫中山故居，展示著孫中山閱讀過的馬克思著作——英文版《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一位學貫中西之士，孫中山大量閱讀了西方經典著作原本，稱讚“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復旦大學教授姜義華對孫中山故居的西文藏書作出審視之後感嘆：“在20世紀所有中國人中，就閱讀西文書籍數量之多、方面之廣、層次之高而言，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可以超越孫中山。”1926年，朱光潛在給中學生的信中寫道：“你應該還記得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只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學者。”
孫中山在1896年至1897年旅英期間，在半年多時間裏，幾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研讀。他對亨利·喬治的土地改良方案發生濃厚興趣。在倫敦考察社會政治情況時，孫中山發現，英國經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雖有很大發展，但勞動人民的生活依然悲慘。在農村，大部分土地為少數人所壟斷，如威斯敏士達公爵一家的地租收入就佔全倫敦的四分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喬治的學說受到英國進步人士的歡迎。這位美國社會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從人人應享有同等地權的思想出發，提出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相當於地租額的土地稅，把大部分的地租收益分配給全體人民，他發出警告：“只要現代進步所帶來的全部增加的財富只是為個人積累巨大財產，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貧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懸殊，進步就不是真正的進步，它也難以持久。這種情形必定會產生反作用。塔樓在基礎上傾斜了，每增加一層只能加速它的最終崩潰。對註定必然貧窮的人進行教育，只是使他們騷動不安。把理論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築在非常顯著的社會不平等狀況之上，等於把金字塔尖頂朝下豎立在地上。”
亨利·喬治的學說，正包含著這樣一種認識：不動產的價值，本質上是公共服務、社會進步的積澱，因此，公共服務與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增值，會體現在不動產的市值之中，這意味著不動產的所有者可以憑藉手中的不動產“股票”，切割社會增值“紅利”，擁有越多不動產，就能拿到越多社會福利。如果沒有相應的稅收手段來調節這個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勢必出現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馬太效應”，致使社會斷裂。
孫中山敏銳地預見到，隨著50個上海一樣的大都市在中國崛起，土地急劇增值而帶來的巨大利益完全可能被少數人攫取，從而造成社會貧富急速兩極化。“當時全中國恐怕沒有多少人像孫中山那樣意識到這一危險的現實性”，姜義華在《重新審視孫中山俄國十月革命前社會主義思想》一文中寫道，“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多少人像孫中山那樣預見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于未然。”
孫中山為此開出藥方：核定地價，增價歸公。並將此納入地方自治的核心內容：“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用，而原主不得而私之。”他認為，用這種“平均地權”的辦法，能使“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而不必像歐美那樣，待貧富分化至不可調和的程度後，再來一場社會革命。
孫中山還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加以批判，有言曰：“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于天賦之良知。”他指出，人們對赫胥黎的進化學說詮釋多誤，不了解“天然進化”與“人事進化”，既有相同一面，又有相反一面；認為“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階級于無形”。他的這一哲學觀，成為他謀劃中國建設藍圖的基石。
“為什麼孫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講這些話？”
2007年出版的《鄧小平年譜》收錄了鄧小平在南方視察之後的兩次講話，均涉及共同富裕問題。1992年12月，鄧小平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後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他強調：“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1993年9月，鄧小平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要防止兩極分化。”
在國家圖書館的演講中，金衝及談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時，引用了鄧小平的上述兩次講話，如此感慨：“老話講不平則鳴，平不是指平均，而是指公平，要合理”，孫中山最初講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還沒有講民生主義，後來看到歐美國家已經富裕了，但是老百姓還是很困苦，“所以，他就提出了民生主義。他說，‘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是他一直在想、一刻也不能忘掉的。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包括社會的公平，這是今天中國共產黨還極其看重的問題。為什麼現在要講和諧社會？這是我們追求的重要目標，而且現在社會有很多不和諧的因素，我們要努力來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金衝及說，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的構想，包括發展生產力、對外開放、國家統一，既要重視物質建設又要重視精神建設，既要發展經濟又要社會進步。“我看他對現代化的這些思考相當了不得。過去有一次會上，我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有人問，你是不是把我們現在的話套到孫中山頭上去了？所以我儘量引他的原話，這不是我說的，我把它歸納的，是他自己就那麼說的，連語言有很多都和我們現在用的很相近。我想小平同志講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絕沒有找一個秘書去找《孫中山全集》從頭到尾去翻，裏面發現那麼幾句話，他就來講，他的話是從實際生活裏來的。”
“為什麼孫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講這些話？”金衝及認為，“我想這裡有一個道理。我們常常講，在這個20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句話是事實，並不是誇張，但儘管如此，中國的國情並不是變得跟10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些真正有眼光的先進分子同樣生活在中國這塊國土上，他考慮中國應該怎樣實現現代化時，從這個實際出發，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往往會得出幾乎和今天一樣的結論來，我想這是毫不奇怪的。當然，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後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比以前更豐富和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