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帶來了思想的大解放,成為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開端。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辛亥革命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前提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只有傳播馬克思主義,才有可能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基本問題,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辛亥革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辛亥革命前後社會主義的引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前奏。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開始接受西方社會主義,並試圖將其引入中國革命實踐之中,國內一些報刊開始登載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孫中山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擁護者、傳播者,也是最早將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探索者。但此時社會主義傳播者的成分複雜,大多數從各自的階級立場出發,只是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學說或知識來介紹,有的甚至作了有意或無意的歪曲理解與宣傳,沒有也不可能把社會主義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來介紹。儘管如此,社會主義的引入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了鋪墊,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前奏。
辛亥革命打破文化專制局面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營造文化氛圍。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終結,封建主義對於國民的思想禁錮和束縛被解除,由此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和文化革新的局面。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號召人們“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認為“凡是無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廢物,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經歷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傳統文化的影響逐漸式微,各種新思潮紛紛涌入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呈現生機勃勃的局面,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營造了文化氛圍、準備了文化空間。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對文化專制局面的破除,就沒有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辛亥革命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培育社會土壤。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同樣緣于中國社會變革與發展的現實需要。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社會開始解體,現代社會亟需建構,而現代社會建構是十分複雜的過程,需要新的理論作指導。特別是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隊伍日漸壯大,產生了政治參與的要求。工人階級要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發揮領導中國革命、推動中國社會變革與發展的作用,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馬克思主義正是適應這一社會需要傳入中國的。
可見,辛亥革命既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成為可能,也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成為必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辛亥革命造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就政黨而言是中國共產黨,就群體而言包括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人民群眾。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先進知識分子群體的成長和人民群眾的覺醒,造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
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毛澤東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瞭歷史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自覺擔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解決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道路、前途等重大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時代特徵的結合,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的成長。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或第一代領導人中,有不少是從辛亥革命中走出來的,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朱德等,都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受到了辛亥革命的熏陶,辛亥革命對其世界觀轉變、人生道路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具有直接或間接參加辛亥革命經歷的人數約佔1/3。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憑藉其非凡的歷史洞察力與現實感召力,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提出者與主題的確立者、中國國情與時代特徵的把握者、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者與詮釋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偏差的糾正者。
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促進了先進知識分子群體的成長。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和人生軌跡,一大批追求民主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逐步成長起來。辛亥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政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把先進知識分子從對歐美資本主義理想模式的幻想中驚醒過來,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擔負馬克思主義引進和傳播任務的首先是先進知識分子。留日、留歐、留蘇三大學生群體,把各自接觸、理解、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介紹到國內,成為引進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力量。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先進知識分子紛紛發表文章,既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方法,又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回應與批判,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清除障礙。此外,先進知識分子還通過大學講壇、集會講壇等,介紹和闡釋馬克思主義,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由此,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
辛亥革命促進了人民群眾的覺醒。辛亥革命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覺醒的國民從忠君愛國走向革命救國,革命精神、民主意識開始生長,並產生了革命的願望與變革社會現實的要求。要革命、要推動社會變革就需要新的理論作指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人民群眾的理論訴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動力;人民群眾的實踐智慧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基本素材;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則是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尺度。毫無疑問,人民群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之一。
因此,辛亥革命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體造就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主體造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可能。
三、辛亥革命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鮮活經驗
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鮮活經驗。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在建構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過程中,充分借鑒和吸取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
革命需要廣泛動員群眾。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發動群眾,缺乏群眾基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結合辛亥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強調中國革命廣泛動員群眾參加的必要性。早在1919年8月,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就批評辛亥革命缺乏“民眾的聯合”,“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進而開始倡導民眾的大聯合。1924年12月,陳獨秀在分析辛亥革命失敗原因時認定:辛亥革命的失敗,並非革命主張的錯誤,乃是革命方法的錯誤,即“單調的軍事行動”,沒有“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正是基於辛亥革命教訓的總結,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動員群眾參加革命,並針對工人、農民、士兵、學生等,分別採取不同的動員方式與動員策略。可以說,從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明確了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
革命需要強有力的政黨領導。辛亥革命是由中國同盟會組織和發動的,但由於中國同盟會高層在革命宗旨上久存分歧,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以致革命成功後,內部迅速分化,日益喪失革命性、先進性,無法起到領導核心作用。1921年3月,李大釗對辛亥革命後的政黨狀況深表憂慮,認為“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並提出中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麼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釗這裡所說的組織即是不久之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5年冬,毛澤東在比較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時說:“辛亥年的革命”,“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局面與辛亥年完全兩樣,“已經有了共產黨”。可見,從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組建新的政黨的必要性,認識到強有力政黨領導對於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作用,從而明確了無產階級要掌握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革命需要建立和掌握武裝。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沒有建立自己的軍隊,辛亥革命後亂局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軍閥各自擁兵自重。1922年9月,蔡和森在反思辛亥革命失敗後的政局時指出:民主與封建之爭為何不能結束?“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並未解除”,“舊軍隊不完全解散或徹底改組”,革命階級的“統治權是不能保持的”,其“革命是要被推翻的”。這裡實際上提出要建立革命的武裝,申明在軍閥擁兵自重的情況下,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須以革命的武裝為後盾。1926年10月,張太雷在紀念辛亥革命時明確指出:“黨沒有可靠的軍隊,亦是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原因”。隨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創建人民軍隊,建立屬於自己的武裝。
革命需要農村的大變動。辛亥革命時期,由於革命黨人輕視乃至敵視農民,在總體上放棄了對農民的領導，而大多數農民尚未覺醒,對政治持冷漠態度,缺乏革命的熱情與要求。因此,辛亥革命引起的社會變動主要集中在城市,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城市,對廣大農村觸動不大。1926年10月,張太雷在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說:“辛亥革命是上層的軍事行動,用武力完成的政變,並沒有掀動鄉村與各縣的基礎。”大革命時期,隨著農民運動的興起,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這就從反思辛亥革命失敗原因出發,說明瞭中國革命需要農村變動、革命需要發動農民的道理。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結合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探索和思考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辛亥革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鮮活經驗和經典案例。
(廣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陳紅軍 陳金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