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0月8日電（記者 王麗麗 王建華 齊湘輝）100年前，親見中國辛亥革命的英國記者埃德溫·丁格爾如此寫道，“任何承認清政府統治已經永遠成為過去的人都不會懷疑，如果中國人擁有了極大豐富的知識和高品質的工廠，這個國家將會進步，並能使全世界隨著她進步。”
100年後，事實驗證了這位西方記者的先見之明：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科研隊伍；缺少自己參與就無法解決世界事務的政治影響力——中國的角色已從世界邊緣重返中央舞臺。
國家現代化和民族振興代表了人類整體進步發展的價值取向、理性追求，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以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振興為目標，但道路選擇會有所不同。而國家現代化和民族振興又離不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是人類的基本共識。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于沛說，如果說國家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那麼辛亥革命則是這條道路的起點，而中國共產黨則將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推至新的歷史方位和起點上。
“辛亥革命百年來的探索和發展，也正是中華民族順應人類進步發展潮流的過程。”他說。
辛亥革命前夕中國的社會背景與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獨立戰爭前夕的美國分別相似，而且黑暗程度更深，接近“臥在死亡之榻”——封建君主專制極端腐朽，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來殖民者殘酷奴役掠奪，民眾生活困苦不堪。
就像歐美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前的啟蒙運動一樣，中國在辛亥革命爆發前也經歷了激烈思想震蕩，有關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等的歷史資料被紛紛引入，社會影響日深。
例如，《法國革命記》、《法國革命戰史》、《美國獨立史》、美國《獨立宣言》先後在中國出版發行，其中，美國《獨立宣言》曾五次全文翻譯發表，流傳甚廣。
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延衍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表示，辛亥革命順應了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人類進步發展潮流，震動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和侵略勢力，鼓舞和推動了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亞洲覺醒”的主要標誌。
辛亥革命還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思想影響，其中，三民主義乃當時亞洲最豐富完整也是影響最大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思想。列寧曾對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給予高度的評價：“孫中山的綱領的字裏行間都充滿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
然而，辛亥革命也是一場不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沒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能結束軍閥割據混戰的國家分裂狀態，沒有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沒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辛亥革命後，中國按照西方政治理念實踐了多黨競爭、議會民主制度，但亂象叢生、歸於失敗，這使孫中山先生設計的現代中國全面建設方略缺乏實踐的制度前提和社會保證。中國近代為什麼不能外禦侮、內振興，主要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衰敗腐化和機械照搬的“水土不服”。
辛亥革命堪稱20世紀中國革命的源頭，雖然它失敗了，但卻為中國打開了進步的閘門，為之後的中國革命打開了通道，它的精神遺產為力圖復興的中華民族所繼承發揚。
以歐美為師的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表明，解決中國發展進步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課題，必須要找到能夠指導中華民族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必須要找到能夠領導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
作為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援者、最親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根據國情積極弘揚辛亥革命精神，領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領導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領導進行了改革開放的新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辛亥革命以來至本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完成兩大歷史重任，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而何種理論能夠正確解釋兩大歷史任務，它就會成為共同的信仰；何種道路能夠引導完成兩大歷史任務，它就會成為共同的選擇；何種政治力量能夠帶領實現兩大歷史任務，它就會成為共同的旗手。
選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作出的正確的“命運投票”、明智的“前途選舉”。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華民族正在找回失去的時間和空間，復興前景一片光明，”于沛說，“辛亥革命的精神遺產十分豐富，其中最具借鑒意義的當屬順應時代潮流、放眼世界。”
100年前，孫中山先生在觀潮勝地浙江海寧鹽官鎮有感而發：“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100年後，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繼續奔騰，中華民族順應世界潮流的決心和毅力依然不息，並將通過自己的復興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