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武昌首義時，有三位年輕人都是策動武昌起義的重要角色，對於創建民國厥功極偉。那就是名聞全國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由於他們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當，而且又都是武昌起義的風雲人物，故人們稱他們為“首義三武”。
辛亥革命前後，共同的革命志向將“三武”匯集在一起，他們一起組織革命團體，一起為革命奔走呼號，他們為武昌起義的爆發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隊伍內部隨之出現分化，曾一起並肩戰鬥的辛亥“三武”也開始互相傾軋，鬧得水火不相容，以致被革命的反對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悲劇。
首義“三武”的矛盾與糾葛，主要圍繞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是文學社與共進會合併後的權力分配問題，一是對待黎元洪的態度問題。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地區的兩大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雖然政治目標一致，但一直存在著門戶之見。隨著起義時機的成熟，為了統一革命組織，壯大革命力量，革命黨人提出了兩團體聯合建議。圍繞著這一聯合問題，孫武和蔣翊武之間出現了“二武”爭雄的局面。
合作的建議最初由共進會提出。當孫武派陳孝芬去試探蔣翊武時，蔣翊武說道：“合作固然好，將來我們一定要上他們的當。他們那些留過洋的、穿長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別是孫武，領袖欲特強，將來共事很難相得。”但經過反覆磋商，雙方還是同意在1911年5月1日舉行第一次商談聯合的會議。在會上，雙方的談話並不令人愉快。蔣翊武說：“現在文學社在軍營中發展力量很大，我們合作後，少數應該服從多數，我們是可以成為主體的。”孫武聽罷也不肯認輸，立即回答道：“我們共進會是同盟會的系統，直屬東京本部領導，與長江各省都有聯繫，……據初步統計，人數超過文學社，我們聯合後，共進會當然居於領導地位。”
兩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會議未獲得任何結果。6月1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談。會上基本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隨後，在湖北領導人選的問題上也作出了具體安排，議定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孫武為軍務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任總理，專管民政。軍政大權，由孫蔣二人分擔。關於全體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議處理。後來，李春萱在《辛亥首義回憶錄》中對這一局面作了這樣的分析，他說：“這樣劃分，職權不明確，究竟誰指揮誰，也未加以規定。不過當時只有這樣劃分才能使三人矛盾暫時得到統一。事實上三人從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惡劣局面。所以，武昌首義成功後，三人明爭暗鬥，矛盾逐步發展。”
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孫武任軍務部長後，利用部長之便，委以部分共進會幹部擔任高級軍官。蔣翊武名義上是軍務部副部長，卻無實權，文學社的其他成員更是遭到排擠。文學社與共進會之間早已存在的傷痕再添新疤。
孫武在主持軍務部期間，權力欲膨脹，專橫驕妄之氣更盛，漸漸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援，頗感處境孤立。於是他倒向黎元洪一邊，希望擁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黨人中找一個強有力人物，兩者一拍即合。這樣，圍繞著反黎與擁黎，“三武”之間又展開了新的矛盾與糾葛。
孫武與黎元洪搭上關係後，處處與革命黨人作對。後來夥同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組織，擁黎元洪為社長，隱與同盟會相抗衡。
孫武由於個人的權勢欲沒有得到滿足逐步發展到分裂革命隊伍，引起了許多同志的不滿。他們私下議論：“新做了幾天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長久下去，那還得了嗎？”這樣，一個以推翻孫武為直接目的的行動在醞釀著。
1912年2月27日晚，以共進會會員黃申薌牽頭，以文學社成員為主體的倒孫運動發生了。他們佩戴“群英會”徽章，高喊“打倒孫武”，“打倒軍務部長”的口號，上街遊行，鳴槍示威。孫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漢口。群英會事件後，孫武被迫去職。後來，他做了袁世凱政府的高等顧問。
在首義“三武”中，張振武和蔣翊武的結局都不如孫武。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在北京處死了張振武。蔣翊武參與“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在桂林被捕遭殺害。
後來，有人對“三武”作了一個結合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孫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這也算是對首義“三武”的一個總體評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