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時間如白駒過隙，很快已過100年。百年辛亥，值得回望更應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何在？對中國新世紀的前行有何借鑒？我們能從中汲取怎樣的精神食糧？本報記者走訪北京、武漢和中山三個城市，採訪三位國內知名孫中山研究專家，讓他們講述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章開沅是國內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張海鵬是中國史學會會長，胡波是孫中山研究的後起之秀，注重現場寫作，有獨到見解。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當年為舊曆辛亥，故名辛亥革命。中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胡波告訴記者，從歷史上看，辛亥革命應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算起，到1913年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為止。他說，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偶然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從表面看，武昌起義與孫中山沒有直接的關係。發生起義時，中山先生未在現場，身在美國，是幾天后才從報紙上獲知起義消息。有人據此認為，中山先生不在起義現場沒有直接組織武昌起義，就不能說是領導了辛亥革命。胡波不同意上述說法。他認為，武昌起義能夠成功，與此前的漫長準備過程息息相關，這一準備過程都是中山先生領導和參與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的，他是革命的精神領袖。
胡波
武昌起義後，先後有17個省宣佈脫離清政府統治獨立，革命黨要面對的問題是誰來做領導人？當時在國內的人，黎元洪被推舉，黃興也被推舉，但黃興堅持認為應由中山先生擔此重任。
1910年12月25日，孫中山經廣州到上海，革命陣營內的爭論隨之平息。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是眾望所歸。作為最早成名的革命家，中山先生在海內外有重要影響，還有其理論體系。不可忽視的是，孫中山熟習日語和英語，是革命黨對外交流的仲介。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要追溯到1894年興中會成立。興中會成立時，包括孫中山在內，到會者有25人，其中16人是來自中山先生的家鄉香山，可見家鄉人對他革命的支援最大。
興中會成立不久，中山先生就策劃廣州起義，但因提前暴露導致起義流產。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當時的報紙做了大量的宣傳，暗示廣州將有革命。清政府探聽到這個資訊，起義還未發動就已暴露。廣州起義雖流產，但影響很大，報紙輿論宣傳做了鋪墊。自此，中山先生更知道媒體宣傳的重要性，此後的革命生涯他也特別重視宣傳工作。在廣州起義中，陸皓東犧牲，孫中山後來稱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第一人”。
胡波告訴記者，孫中山領導的前8次起義中有6次是在南洋策劃。1911年4月27日，是農曆辛亥年的三月廿九，下午5點半，黃興率領革命黨先鋒隊160多人在廣州舉行起義。起義軍與清兵激戰一晝夜後失敗，傷亡極其慘重。事後革命黨人的遺體被陳屍在咨議局前的空地上，慘不忍睹。其時，潘達微先生冒著殺頭的危險，收集了死難烈士遺骸72具，叢葬于東郊紅花崗（現稱“黃花崗”）上。
胡波說，儘管通常說法是七十二烈士，但他自己考證確認有準確姓名的烈士達86位。在這些烈士中，31位是華僑。華僑在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胡波介紹，中山先生自己曾說，革命成功確實是多多依賴華僑。胡波介紹，在支援革命的華僑中，以南洋華僑最為明顯，特別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僑支援最大。孫中山在南洋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時間他的生活費都由華僑支援，有華僑把自己的別墅騰出來送給同盟會做辦事機構。最讓人感動的是，其實很多華僑並不算富有，他們基於對中山先生的信任，對孫中山人格魅力的敬重，出資資助革命。
廣州日報要海外採訪，要走訪幾個地方，要採訪什麼東西，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廣州日報》尋訪中山先生的足跡，還原中山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這是一個老題目，也是一個新問題。國內很多孫中山研究的學者，現場寫作不夠，都是從文本到文本，因此必須要到現場採訪。
胡波，武漢大學史學學士、碩士，中山大學博士，現為中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山市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孫中山研究會常務理事、社會科學聯合會常務理事，中山市文化局顧問，中山市青年志願者協會“心聲熱線”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