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08年畢業于成都陸軍速成學堂炮兵科，由四川督練處，撥入新軍十七鎮任炮兵見習排長，後任排長，次年升任連長。1910年春，我由董修武和羅梓青兩人介紹加入同盟會，親歷了五十年前成都辛亥革命，時年我28歲，今根據回憶記述于後，供史學界研究。
一、 四川保路同志軍的起因
1910年春即宣統三年，四川至漢口鐵路是川人集股數千萬元準備修建的，先皇帝光緒在日，曾以君主立憲的憲法公佈，此條鐵路是川人的所有權，于國於民，兩有裨益。當時川漢鐵路股份公司董事會正與在京川人商議，有主張先修漢渝段，又有主張先修成渝段，爭議未決，而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媚外求榮，以川漢鐵路抵押外國人，由外國人來修，從而掌控西南地區經濟命脈，激起川人憤怒，當時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議員羅梓青、張表方、顏雍嗜等組織保路同志協會，力爭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他們為民請命，一面上書總督部堂，一面召開股東代表大會，並派員四處講演。為時農曆六月，各縣代表齊集省城，大會決議以不完糧、不納稅、罷市罷課的辦法，進一步組織保路同志軍誓死力爭，此種熱潮，全省風動。總督趙爾豐不但不勤求民隱，撫順輿情，反而令巡防軍包圍鐵路股東公司，勒令代表解散回縣，隨即逮捕保路協會發起人，如議長蒲殿俊、議員羅梓青、張表方、顏雍嗜、鄧孝可、蒙裁成等九人下獄。清廷以為解散組織，可告無虞，不意各界代表返縣，群情震怒，各地的保路同志會很快發展成保路同志軍，一時之聲勢，風起雲湧，其中主要號召力，起源於（廣）漢（雙）流，即所謂哥老會之作用，如孫澤沛、吳慶熙、丁厚堂、張某某等自稱同志軍統領，各糾集隊伍向成都進發。總督趙爾豐聞耗，即令巡防軍分道截擊，同時省城民眾有數百人，手抱木牌，上書“德宗景皇帝在天之靈”即光緒靈位，向督府請願，趙爾豐又令巡防軍開槍，頓時擊斃數十，傷約百餘人，庚即照相，密將木牌上之字，改寫為圍攻督署的字樣，作為人民謀反的鐵證上報朝廷，併為日後懲辦蒲羅等人有辭可措。
誰知巡防軍出城作戰，面對同志軍所持者戈矛，防軍雖有快槍，終因眾寡懸殊，此擊彼竄，此起彼伏，愈打愈多，愈戰愈烈，使得巡防軍打不勝打，防不勝防，處於四麵包圍之中，戰事正不知伊于胡底。嗣又命鳳皇山與東較場的新軍增援，自農曆六月至九月，遷延時日，戰地愈廣，各縣同志軍風起，勢不可當，（勢不可擋）另一方面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已達南方各省，四川的同志軍亦得到省外的支援。維時，清廷迫於革命聲勢，注意西南，特命端方為欽差大臣，率兵入川查辦，首先釋放蒲羅等九人。孰知端方行抵資中，即為所部誅戳，而湖北新軍統領黎元洪亦於是年十月十日在武昌宣佈獨立，響應革命。與此同時，在龍泉驛作戰的新軍步兵排長夏之時起義，率兵一連馳赴重慶組織蜀軍政府。
趙爾豐鋻於新軍之不可靠，乃調巡防軍回省以圖自衛，川戰自此始告一段落。成都1911年11月28日（農曆十月八日）軍政府之組織，宣佈四川獨立，保路同志軍亦與有力焉。
孫中山說，“如無四川的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或許要推遲一年半載的。”可見其影響力。
二、十二月八日兵變
四川近代史稱“成都十二月八日事變”，也有人按農曆寫成“成都十月十八日兵變”。
從某個角度看，是大清朝一手培植的新軍，最早敲響了它的喪鐘。辛亥年前，我在新軍中就早已看到同盟會在日本出版的秘密書刊《民報》、《革命軍》和《黃帝魂》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在成都鳳凰山和東較場的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中廣泛傳播著。
兵變前十天，四川起義，宣佈獨立，成立了四川軍政府，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被推為副都督，此刻清廷命官，川藏邊務大臣兼四川總督趙爾豐，仍然手握重兵，執掌軍權，威脅革命。
當時革命的唯一齣路，是改編清廷的巡防軍，保路同志會主要領導人，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不得不召集駐省巡防軍在東較場，聽他演講，並點名發給恩餉，初開言，巡防軍向天空鳴槍譁然，遂演成12月8日兵變，目標是首先向藩庫劫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