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08年畢業于成都陸軍速成學堂炮兵科,由四川督練處,撥入新軍十七鎮任炮兵見習排長,後任排長,次年升任連長。1910年春,我由董修武和羅梓青兩人介紹加入同盟會,親歷了五十年前成都辛亥革命,時年我28歲,今根據回憶記述于後,供史學界研究。
一、 四川保路同志軍的起因
1910年春即宣統三年,四川至漢口鐵路是川人集股數千萬元準備修建的,先皇帝光緒在日,曾以君主立憲的憲法公佈,此條鐵路是川人的所有權,于國於民,兩有裨益。當時川漢鐵路股份公司董事會正與在京川人商議,有主張先修漢渝段,又有主張先修成渝段,爭議未決,而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媚外求榮,以川漢鐵路抵押外國人,由外國人來修,從而掌控西南地區經濟命脈,激起川人憤怒,當時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議員羅梓青、張表方、顏雍嗜等組織保路同志協會,力爭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他們為民請命,一面上書總督部堂,一面召開股東代表大會,並派員四處講演。為時農曆六月,各縣代表齊集省城,大會決議以不完糧、不納稅、罷市罷課的辦法,進一步組織保路同志軍誓死力爭,此種熱潮,全省風動。總督趙爾豐不但不勤求民隱,撫順輿情,反而令巡防軍包圍鐵路股東公司,勒令代表解散回縣,隨即逮捕保路協會發起人,如議長蒲殿俊、議員羅梓青、張表方、顏雍嗜、鄧孝可、蒙裁成等九人下獄。清廷以為解散組織,可告無虞,不意各界代表返縣,群情震怒,各地的保路同志會很快發展成保路同志軍,一時之聲勢,風起雲湧,其中主要號召力,起源於(廣)漢(雙)流,即所謂哥老會之作用,如孫澤沛、吳慶熙、丁厚堂、張某某等自稱同志軍統領,各糾集隊伍向成都進發。總督趙爾豐聞耗,即令巡防軍分道截擊,同時省城民眾有數百人,手抱木牌,上書“德宗景皇帝在天之靈”即光緒靈位,向督府請願,趙爾豐又令巡防軍開槍,頓時擊斃數十,傷約百餘人,庚即照相,密將木牌上之字,改寫為圍攻督署的字樣,作為人民謀反的鐵證上報朝廷,併為日後懲辦蒲羅等人有辭可措。
誰知巡防軍出城作戰,面對同志軍所持者戈矛,防軍雖有快槍,終因眾寡懸殊,此擊彼竄,此起彼伏,愈打愈多,愈戰愈烈,使得巡防軍打不勝打,防不勝防,處於四麵包圍之中,戰事正不知伊于胡底。嗣又命鳳皇山與東較場的新軍增援,自農曆六月至九月,遷延時日,戰地愈廣,各縣同志軍風起,勢不可當,(勢不可擋)另一方面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已達南方各省,四川的同志軍亦得到省外的支援。維時,清廷迫於革命聲勢,注意西南,特命端方為欽差大臣,率兵入川查辦,首先釋放蒲羅等九人。孰知端方行抵資中,即為所部誅戳,而湖北新軍統領黎元洪亦於是年十月十日在武昌宣佈獨立,響應革命。與此同時,在龍泉驛作戰的新軍步兵排長夏之時起義,率兵一連馳赴重慶組織蜀軍政府。
趙爾豐鋻於新軍之不可靠,乃調巡防軍回省以圖自衛,川戰自此始告一段落。成都1911年11月28日(農曆十月八日)軍政府之組織,宣佈四川獨立,保路同志軍亦與有力焉。
孫中山說,“如無四川的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或許要推遲一年半載的。”可見其影響力。
二、十二月八日兵變
四川近代史稱“成都十二月八日事變”,也有人按農曆寫成“成都十月十八日兵變”。
從某個角度看,是大清朝一手培植的新軍,最早敲響了它的喪鐘。辛亥年前,我在新軍中就早已看到同盟會在日本出版的秘密書刊《民報》、《革命軍》和《黃帝魂》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在成都鳳凰山和東較場的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中廣泛傳播著。
兵變前十天,四川起義,宣佈獨立,成立了四川軍政府,新軍十七鎮鎮統朱慶瀾被推為副都督,此刻清廷命官,川藏邊務大臣兼四川總督趙爾豐,仍然手握重兵,執掌軍權,威脅革命。
當時革命的唯一齣路,是改編清廷的巡防軍,保路同志會主要領導人,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不得不召集駐省巡防軍在東較場,聽他演講,並點名發給恩餉,初開言,巡防軍向天空鳴槍譁然,遂演成12月8日兵變,目標是首先向藩庫劫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