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推翻滿清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雖爆發于武昌，而發其先聲者則在古都北京行刺。 當時，革命黨人吳樾、汪精衛，就曾先後策劃、實施兩起針對清朝重臣以及攝政王的暗殺行動——
暮色中的銀錠橋。
當年“守真照相館”所在的琉璃廠大街。
▲中國鐵道博物館正陽門館。本文圖片由彭俐攝
雖說“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吳樾（1878—1905年）和汪精衛（1883—1944年）卻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吳樾，安徽桐城人，畢業于保定高等師範學堂，與同鄉陳獨秀為莫逆之交，曾創辦兩江公學並參與主辦《直隸白話報》；汪精衛，廣東佛山人，曾作為官費生就讀于日本政法大學，為《民報》主編、《中興日報》主筆，其時文名遠揚。
應該說，吳樾、汪精衛稱不上是職業殺手，既非訓練有素，遑論身懷絕技？行走在京城雷雨交加、滄桑如夢的街巷，眼前放映驚險懸疑的謀殺恐怖片，那是活生生的歷史，演繹傳奇故事。
正陽門火車站
“擲向清廷第一彈”
1905年的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
年初，駐守旅順的俄軍向日軍投降；東京中國留學生舉行會議，敦促清政府實行立憲制度。稍後，寫下詩句“寸寸河山寸寸金，刳離分裂力誰任”的黃遵憲去世；年僅20歲、著有《革命軍》一書的鄒容死於監獄。接著，袁世凱向朝廷奏請籌款自造“京張鐵路”；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年中7月，當中國人首次嘗試拍攝第一部影片時，就在譚鑫培主演《定軍山》的拍攝地——大柵欄豐泰照相館不遠處，比影片情節更生動的暗殺行動，將發生在正陽門火車站的車廂內。
9月24日，秋高氣爽。
吳樾前晚與朋友們暢飲一回，卻未耽誤第二天早起。他從鄉音稔熟、號稱“京城第一會館”的安徽會館（一說城內桐城試館）走出，直奔當時中國第一大火車站——正陽門火車站“送人”。
正陽門車站，1500平方米的候車大廳人群擁擠，為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送行的官員蜂擁，站臺上更是崗哨林立。為“預備立憲”特意挑選出洋的五大臣中，有鎮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與商部右丞邵英。
吳樾前來行刺，因他認識到清廷之立憲，乃為一場騙局，用以緩和革命黨人的攻勢，並試圖挽救大廈將傾的危勢，與以往一樣，仍是在“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蠻之實”。
正值中秋節前後，他腰間揣一枚自製的烈性炸彈，如同禮品盒裝滿精緻月餅，閒庭信步、鎮定自若像走訪自己的親人一般。
按照事先精心準備，他一身朝廷侍衛裝束，進了大廳，上了站臺，混入五大臣乘坐的專列車廂。
只可惜，吳樾平時只顧練習刺殺的專項技術——射擊、格鬥、引爆炸彈，卻不曾留心學習語言——北京官話，併為此付出了代價。
狹窄的車廂通道內，一位伶俐的清官侍從攔住吳樾，不過隨隨便便地問了一句：
“欸，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吳樾也若無其事地應對：“澤爺！”
稱鎮國公載澤為“澤爺”，乃是地道的京腔。這原本不會有什麼破綻，但是，27歲的吳樾自從離開皖中家鄉後，多年在保定求學、教學，口音中有深厚的安徽腔引起了懷疑。他忽略了五大臣的隨從，都是說官話即北京話的。
眼見幾個清兵相互召喚，圍攏上來，情急之下，吳樾掏出自製炸彈引爆。
這土制炸彈與宋代“霹靂火球”相比，威力自然要大百倍，但是引爆裝置卻未見先進，既沒有定時器，更沒有遙控器、感光器，只能用明火點燃。這就意味著燃爆者與被炸者將同歸於盡，對此，吳樾比任何人都清楚。
當吳樾用火柴點燃引信時，列車開始啟動。他正要將炸彈向五大臣的座位投擲，無奈車廂猛然間一晃，炸彈不慎落地。轟然一聲巨響，所有清廷在場官員，人人驚恐萬狀。
五大臣中，邵英傷得重些，戴鴻慈與端方只受了點兒輕傷，余則無甚大礙。
距離爆炸點最近的吳樾本人，為了他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理想，為“喚醒大眾，起而救亡”的革命目的，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革命黨人、鑒湖女俠秋瑾悲吟《吊吳烈士樾》：“皖中志士名吳樾，百煉鋼腸如火烈……爆裂同拼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前赴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
小他一歲的摯友陳獨秀，愴然題詩《存歿六絕句》：“伯先京口誇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仗劍遠遊五嶺外，碎身直搗虎狼秦。”詩中“伯先”，即趙伯先，是吳樾好友、革命黨人。
孫中山先生慨嘆：“爰有吳君，奮力一擲。”
什剎海上銀錠橋
反清志士埋炸藥
汪精衛生平中最重要、最為人稱道者，便是他在20世紀初期，作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會的上層骨幹，抱定必死之心去謀刺攝政王載灃的壯舉。
與反清志士吳樾搞暗殺時的年齡相倣，要刺殺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也是27歲。其革命激憤之詩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曾一時在神州大地上廣為傳誦。
1910年的春天，汪精衛來到銀錠橋，肯定不是為踏春而來，也不是為與女友約會，而是另有玄機。
行前，他在寫給孫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跡：“吾儕同志，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人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衛等想要刺殺的，是庸碌無為且貪賄無厭的慶親王、軍機大臣載劻。但載劻狡詐，深居簡出，禁衛森嚴。後又將載洵、載濤兩個貝勒鎖定為目標，計劃在他們出訪歐美歸來時出手。不巧，當日火車站頭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衛和黃復生拎著裝有炸彈的皮箱轉圈兒，尋不到要尋的“仇家”，又不能傷眾，只好作罷。
最後選擇的謀刺對象載灃，可謂當時清廷的頭號人物，行動風險與難度也隨之加大。
汪精衛計劃事先將“鐵西瓜”埋在銀錠橋下，由汪精衛一人設埋伏，等載灃的車馬儀仗經過時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兒，交給制彈專家喻培倫和黃復生；留一夜清靜，給準備赴死的汪精衛和死追汪精衛的同盟會女會員陳璧君。
誰知當夜（3月31日），銀錠橋邊一住戶妻子與人私奔，惱怒的丈夫出來追尋，忽然發現橋下有人影（喻培倫）晃動，懷抱一物（鐵西瓜），誤以為是抱著他的老婆，於是跑去報官。剛剛埋好的炸彈就這樣被趕來的巡警發現。
僥倖逃脫的喻培倫、黃復生，告訴汪精衛事情敗露，勸其馬上離京躲避。汪精衛則說，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誰知炸彈是何人埋下？不必多慮，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報紙新聞報道：歹徒于銀錠橋下埋雷，係針對常由此經過的攝政王，蓋因清廷內部勢力傾軋、篡權陰謀所致。不久，又有新聞爆料，埋雷者已被抓獲。
清廷立憲沒有誠意，督促警察辦案卻頗有效率。先用緩兵之計，發佈虛假新聞，麻痹汪精衛等革命黨人，再從“鐵西瓜”上一顆螺絲釘開始排查，查出其由騾馬市大街鴻泰永鐵鋪製作，是“守真照相館”老闆訂做的。
4月16日，汪精衛與黃復生在照相館被捕。
清廷早已懸賞10萬兩白銀換取汪精衛人頭，此番加上謀刺攝政王的重罪，想必會被判處死刑。然而，在舉國關注的這一驚天大案中，汪精衛與黃復生竟然被從輕發落，免除死刑，只被判處無期徒刑。
畢竟，歷史已臨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節點。汪精衛與黃復生得到了現代文明國家才有的司法程式的禮遇——開庭審理，允許被告人為自己辯護。清朝法庭變成了汪精衛的講演臺：“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同盟會多次武裝起義）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
汪精衛與黃復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辭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稱自己為刺殺主謀，都想以此來為對方開脫，減輕刑罰。
汪、黃兩位惺惺相惜，都被法庭主審官肅親王善耆看在眼裏。他尤其欣賞汪精衛的文章，不住地嗟嘆：“其才出色，其志可悲。與其殺掉，莫若令其改變志向，為國盡瘁。”
從大清帝國200多年的嚴酷統治來看，謀刺攝政王肯定是死罪無疑，當汪精衛被判處終身監禁的消息傳出，舉國上下深感意外。
清末之際，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頻繁，如史堅如刺殺廣東巡撫德壽，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等等。惟有汪精衛、喻培倫、黃復生這次炸彈未響的刺殺，反倒威力最大，影響最大，效率最大，猶如向清王朝發動最後總攻擊的一顆無聲的信號彈！
清朝歷史上沒有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卻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勢已去的朝廷，被迫宣佈釋放汪精衛與黃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