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由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變革，這場運動推翻了滿清政府，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傳播了民主共和的觀念，不僅把祖國大陸的革命鬥爭進一步推向前進，而且對當時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辛亥革命的前奏、爆發直至尾聲的全過程，都不斷地激勵著臺灣同胞開展民族主義運動，激起島內人民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史料證明，一大批臺灣志士受辛亥革命的影響，領導併發動了一系列島內的反日鬥爭，甚至潛回大陸直接參加辛亥革命及其民族主義運動。
一、辛亥革命前後臺灣的革命鬥爭形勢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一直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收復臺灣。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與他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曾到臺灣進行革命活動。1900年9月，孫中山從日本乘船第一次去臺灣，在臺灣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動，並在臺北建立了接應廣東惠州起義的指揮中心，招收了一批軍事人員，準備內渡廈門，援助起義軍。由於遭到日本伊藤博文內閣的破壞，孫中山在臺灣的活動被禁止，致使惠州起義在後援不足的情況下歸於失敗。就是在這次惠州之役中，有不少臺灣愛國志士為祖國的革命事業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1913年8月，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赴日途中第二次來到臺灣，給臺灣志士帶來極大鼓舞。日本當局封鎖消息，一面佯裝歡迎，一面在孫中山下榻的臺北禦成町“梅屋敷”四週，以安全為名，嚴加警戒，企圖阻擾孫中山與抗日誌士聯繫。但是，羅福星、楊心如、翁俊明等在革命同志的掩護下，都謁見了孫先生，詳細彙報了臺灣情況。孫中山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鄭重地囑咐羅福星：臺灣革命不同於推翻清政府，因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在沒有充分的把握時，決不可輕舉妄動。1918年6月，為了從外交方面促進護法鬥爭的開展，孫中山又一次取道臺北赴日本。後來，臺灣同胞為了紀念孫中山，把他在臺灣留下的唯一一處行館 “梅屋敷”建成了“國父史跡紀念館”。
孫中山先生的三次臺灣之行及其他一些相關活動，充分表明臺灣地區已成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海外革命基地之一。祖國大陸的革命鬥爭不僅向臺灣人民傳播了嶄新的思想觀念，而且直接為臺灣人民的革命鬥爭進行了組織上的準備；不僅從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島內的革命形勢，而且吸引了一批臺灣同胞投身大陸的革命中來。這些都構成了臺灣志士活動的歷史大舞臺。在這個大舞臺上有識之士演繹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壯麗的革命鬥爭圖景。
二、臺灣志士在大陸的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時期，我國的臺灣省正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之下。在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統治之下，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臺灣人民不甘做亡國奴的鬥爭不僅得不到清廷的支援，而且還受到沉重的打擊，曾一度使高漲的臺灣人民民族民主運動走向低落。但大陸反清鬥爭的各種消息仍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傳到臺灣島。對於辛亥革命的勝利，臺灣同胞深刻認識到，只有祖國的強大，臺灣才能改變殖民地的命運，臺灣同胞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辛亥革命取得勝利的消息傳到臺灣，廣大臺灣同胞深受鼓舞，大家奔相走告，它極大地激勵著臺灣同胞愛中華、愛祖國的革命鬥志。至此，一場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席捲臺灣，反日鬥爭形勢空前高漲起來。
1911年10月19日，澎湖漁民章吉輔最先駕駛危舟，突破日軍封鎖，渡海投奔祖國大陸革命軍。
後來，又有一批投效祖國者，他們先後加入福建駐軍孫道仁部隊。當孫道仁被推舉為都督後，臺灣同胞出資出力給予大力支援。11月福建光復，臺灣同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為緩解南京臨時政府嚴重的財政危機，同盟會會員翁俊明等大力號召臺籍人士慷慨解 囊 ，很快就籌集到20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翁俊明等人對袁世凱背叛民國，摧毀革命勢力的行為深感痛恨，產生了以病菌毒殺袁世凱及其爪牙的計劃。當時就讀于臺北醫學校的翁俊明、邱鳳翔曾經培養出一種病原細菌，他們計劃派翁俊明和杜聰明兩人將病菌攜往北京，毒殺袁世凱及其爪牙。1913年秋，翁俊明、杜聰明經神戶轉赴北京，臨行時舉行了悲壯的宣誓儀式，並各留血書告別父母。兩人到達北京後伺機行事，但病菌卻沒有發生效力。翁俊明失望至極，只有化名離京返臺。翁、杜二人的計劃雖未成功，但顯示了臺灣同胞對祖國革命運動的熱烈響應，對保衛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赤膽忠心。
臺灣義士林祖密出生於臺中霧峰。當日本佔領臺灣後，其父林又密率家眷內渡回大陸，林祖密留臺治理家產。因為家產關係林祖密屈為日本“順民”，心裏十分鬱悶。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林祖密“對祖國之信心益堅”。1913年春，林祖密決然向日本當局申請脫離日本國籍，隨即加入中華民國國籍，並返回祖籍漳州，從事地方實業開發，倡導地方建設。他還秘密贊助福建的光復運動及1916年的“討袁之役”。1915年，在孫中山的影響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在袁世凱違背民意、公然稱帝的情況下，林祖密憤然而起，召集漳州、泉州一帶的有志之士在其家中，謀立革命軍。1917年，孫中山率領一部分國會議員及海軍南下廣州，倡導護法，林祖密在閔南響應，並被孫中山委任為閔南軍司令，負責閩南護法軍事的進行。林祖密受命後，即在鼓浪嶼設秘密機關，派人到各縣、市佈置。其間，林祖密遭逮捕，保釋後又在汕頭設立機關部，繼續策劃閩南軍事部署。後來，林祖密又跟隨孫中山進行第二次護法運動，先後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及侍從武官、大本營參議等職務。由於林祖密對孫中山先生忠貞不二，矢志為護法運動而奮鬥，所以被北洋軍閥所痛恨。1925年7月，被駐紮在漳州的孫傳芳部所圍捕，與8月23日英勇就義。
以上這些典型事例，充分展示了臺灣同胞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定的革命意志。
三、臺灣志士在島內的革命鬥爭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割佔臺灣後，具有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臺灣同胞就進行不屈的鬥爭。在孫中山對臺革命活動的影響下，三民主義逐漸傳播到臺灣，愈來愈多的臺灣同胞接受革命思想。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給臺灣同胞以極大的鼓舞，煥發了他們強烈的抗日反殖鬥爭的意志和願望。臺灣的反日鬥爭隨著著辛亥革命而出現新的高潮，構成一個新的鬥爭階段。
在辛亥革命勝利的稍前和以後，島內先後爆發了12次抗日起義，其中至少有10次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下發動起來的。而以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1912年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羅福星領導的苗粟起義和余清芳等領導的噍吧哖起義的規模和影響為最大。
1、1907年11月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
新竹廳北埔青年蔡清琳，懷抱覆滿興漢的願望，對日本侵略者的兇暴橫行，尤其憤慨。他曾組織同志數百人，成立“復中興會”，就任總裁，在中南北各地設立分會，並與“隘勇”（日人組織的把守要隘的兵士）取得聯絡，準備大舉起義。
1907年11月14日夜半，他們宣傳大陸兵馬來援，傳檄全臺，共起抗日。蔡清琳親自率領大坪隘勇及大隘社高山族人，猛襲鵝公髻日警分遣所和大平警察駐所，殺死日警及其家屬多人。15日上午，豎起“安民”與“復中興總裁”旗號，攻入北埔支廳。盡殺支廳長以下警察、官吏及眷屬57人，重傷6人，北埔日人僅有2名逃脫。起義軍200余人乘勝向新竹推進，在距新竹不遠的水仙崙遇到趕來鎮壓的大隊日軍，匆忙退擊，蔡清琳等9人被日本北埔臨時法院判處死刑，97人處以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在各地搜捕株連的有2000多人。
北埔起義的規模不算太大，時間也不久，但有高山族人民參加，是漢族和高山族人民聯合的起義。
2、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
1912年３月，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是臺灣農民第一次公開使用武力反抗日本大規模掠奪土地森林。
劉乾是南投廳沙蓮堡羌仔寮莊（今南投縣鹿谷鄉）人。篤信神佛，經常在宣講佛法時，宣傳反日思想，並以因果迴圈之理，號召臺灣同胞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辛亥革命的勝利，他更堅定了反日的信心。
南投廳林圯埔有一大片竹林，多少年來附近農民都在那裏採取造紙和編制竹手工藝品原料。日本殖民者企圖把這些竹林收歸官有，禁止農民採伐。得知這一消息，群眾萬分憤慨。1912年３月２３日，南投廳新寮民眾領袖劉乾，與慶興人林啟禎聯合，以慶祝辛亥革命成功為名，召集南投、林圯埔一帶民眾，飲酒歡呼，群情激動，追襲林圯埔附近的日警派出所，殺死多名日警，繳獲各種槍械和物資。後來，起義軍衝下山來，準備攻打林圯埔日本警察支廳。終因敵我力量懸殊，劉乾率眾退入山中。日本調來援軍，搜索山地，直到月底，起義軍多人被殺，劉乾與林啟禎等8人被捕，于同年4月10日，被判處死刑。劉乾等視死如歸，毫無懼色。
3、1913年羅福星領導臺灣光復運動、苗粟起義
羅福星，字東亞，原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高恩鄉人，小時隨父遷居臺灣，住新竹苗粟一堡，曾在苗粟公學校上學。1906年全家內渡，在廈門加入了同盟會。那時，臺紳丘逢甲任廣東省督學，丘逢甲命羅福星赴爪哇視察學務，在南洋做過教員，並參加過黃花崗之役。首義後，它從南洋召集華僑組成民軍回國參加革命。1912年重返臺灣，與志願光復的愛國志士會合，組織臺灣同盟會支部，鼓動抗日鬥爭。為了便於發動組織，隨後又設立臺灣同盟會苗粟支部，以臺灣當地華民會、兄弟會、同胞會等組織的名義，迅速在臺北、基隆、宜蘭、桃園、臺南等結納志士，發展組織並且很快建立了中國革命黨（又名同盟會）臺灣支部，入會者多達9.5萬人。
羅福星根據當時臺灣民眾痛恨日本佔據臺灣並奴役臺灣同胞的心情，明確提出“驅除日人，恢復臺灣”的口號。由於席捲大陸的辛亥革命風潮不斷地吹過海峽，早已激蕩了臺灣同胞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革命情緒；再加上羅福星早已參加同盟會並與同盟會諸多領袖人物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及它對於臺灣情況的熟悉，很快就聯絡一些骨幹，以“華民會”、“三點會”、“同盟會”、“革命會”等名義發展組織。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發展了秘密黨員500人，預定1912年10約10日辛亥革命勝利週年紀念日集會起義。但由於走漏風聲，起義計劃被日本人偵悉。日本侵略者先發制人，事前進行大搜捕。當時，沈阿榮和其他數百名志士，毫不猶豫奮起鬥爭。但因寡不敵眾，沈阿榮等重要幹部被日警逮捕，革命行動暫遭失敗。
羅福星等人積極策動起義復臺，他親自撰寫《大革命宣言書》。宣言列舉了日本帝國主義的21條罪狀，號召臺灣人民驅逐日寇，光復祖國河山。宣言受到臺灣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和響應，短時間內參加革命隊伍的達近10萬餘人。
但是，羅福星並沒有將各地的隊伍都納入同盟會統一組織之中，只不過建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缺乏堅強和嚴密的領導。因此，在敵人的警犬四處嗅覺和追蹤下，先後迫使各地的革命武裝倉促發難，遭到被各個擊破的厄運。1913年下半年，日本軍警實行全島大搜捕。全島起義計劃隨著4000多名各族革命者的被捕入獄而被完全破壞，羅福星本人也于1913年12月19日在淡水被捕，並將他及２００多人被判極刑，這就是在臺灣歷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羅福星臨刑前，以“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的英雄氣概，寫下了《祝我國民詞》和《絕命詩》，慷慨地登上敵人的絞臺，為祖國的革命和統一事業英勇殉國，年僅29歲。
4、1915年5月余清芳領導的噍吧哖起義
臺灣震驚中外的噍吧哖起義，或西來庵起義，又稱余清芳起義。是一場受辛亥革命影響的由臺灣革命民眾發起的反日鬥爭。它是辛亥革命時期臺灣民眾反抗日本統治參加人數最多、鬥爭最激烈、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也是日據時期臺灣所發生的最為慘烈的抗暴運動。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余清芳、江定、羅俊等人。
余清芳亦作余清風，字滄浪，臺南長治後莊人，幼時家庭貧困，受過漢文教育。17歲時正值日本佔據臺灣，他即參加抗日義軍。失敗後，長期潛伏，曾受日警署雇用為巡查補，後被開除。1908年，加入鹽水港秘密結社“二十八宿會”。1909年，他30歲時因有對日不滿言行，被警察送往“浮浪者收容所”監禁近3年。釋放後經常往來于臺南的西來庵，利用宗教活動結識了反日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經人介紹，余清芳結識了羅俊和江定。
羅俊是嘉義他裏霧人，以行醫為業。1900年參加武裝抗日失敗，返回大陸，在福建天柱岩寺廟出家。雖持齋禮佛，但抗日之心未泯。辛亥革命爆發，他深受激勵，于1914年由廈門返臺，圖謀抗日。此時，他已年過花甲，但談及抗日，依然鬥志昂揚。與余清芳一見，兩人即攜手共謀抗日大計。當時約定，羅俊以臺灣中北部為中心，宣傳抗日，發展組織；余清芳則繼續在南部活動，待時機成熟，南北則共同舉事反抗日人。
江定，世居臺南竹頭崎莊，日本佔據臺灣後，曾任過兩年多的區長。後因與日本憲兵隊發生衝突，逃避山中。10餘年間，一直謀求舉事反日。余清芳經人介紹，進入山中訪問江定。兩人互吐抗日心聲，商定反日起義。余清芳先下山籌集經費、發展組織，尋找時機，江定則繼續在山中發展組織，招募志士，一旦余清芳選定時機，江定即率部隊下山殺敵。
余清芳與羅俊、江定結識後，即積極準備抗日行動。以修築廟宇為名，廣募捐款，秘密準備起義。1915年3月，各率同志數十人，約會噍吧哖境內的西來庵。西來庵是臺南德名廟，祀五瘟神，香火很盛。余清芳就選西來庵為根據地，集結群眾，宣傳抗日大義，共圖起義。5月，公推余清芳“大明慈悲國”的大元帥，江定為副元帥。暗中以孫中山為最高領袖，秘密發表抗日檄文，呼籲臺灣民眾舉行起義，驅逐日本侵略者，建立臺灣國。臺灣各地群眾紛紛參加起義組織，聲勢浩大，黨徒遍及臺南、臺中、南投、嘉儀義、阿緱等地。由於當時起義軍在臺北方面還沒有聯絡，遭到日軍“圍剿”。
余清芳知事機危急，迅速離開西來庵，到山中與江定會和，並通知各地同志緊急備戰。羅俊在嘉義與同伴數人突破日人的搜索，進入嘉義山中。從6月起，日警在臺南、臺中、嘉義等地同時戒嚴，開始捕殺準備起義的志士。余清芳毫不退縮，倉卒集合同志千余人，祭旗興師。日警在嘉義竹頭琦莊附近的山林裏發現羅俊及同伴。羅俊拼死抵抗，但終於力屈被擒。羅俊被捕後，日本當局更大肆出動警察搜捕抗日誌士。余清芳、江定得知警察全部出動，駐地空虛，7月，進襲阿緱廳甲仙埔支廳，殺日人30余名。後又陷南莊及阿裏關派出所，殺日人30余名，官舍倉庫多被焚燒，聲勢日盛。遠近農民響應參加的有3000余人，分攻四境。8月，攻克噍吧哖市街，佔領當地附近高地虎頭山，憑險築寨，成犄角之勢。於是聲勢日盛，參加的臺灣同胞愈眾。日人大震，急調重兵，趕來應援，血戰七晝夜，濫殺無辜百姓3200余人。余清芳、江定見無法聚眾堅守，決定暫時分散以避風險。8月，余清芳在臺南的山谷間被捕。由於江定率眾入山，日軍多次搜山未果，於是即採取欺騙誘降的方式誘逼江定。江定聽信了日軍的保證，率270人出山自首。日本當局在受降完畢，突然于深夜出動大批警察將江定等人全部逮捕。日警利用此案在臺南大肆進行檢舉，受牽連而逮捕的有近2000余人。堅持了近3個月的起義至此被鎮壓下去了。總督命令在臺南設特別法庭進行審判。結果余清芳、羅俊、江定以下903人被判死刑，餘下被判處不等的徒刑。堅持了近3個月的起義至此被鎮壓下去了。日人還不罷休，竟把附近二十余村莊，象後屠仔、竹圍、番仔厝、新化、內莊子、左鎮、茶寮等地的居民都看做叛徒，大事屠殺。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之下，臺灣全島一時抗日革命鬥爭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廣大臺灣同胞不甘心再當亡國奴，企盼臺灣回歸祖國的民族情懷空前高昂。其他起義還有：
黃朝領導的土庫起義。黃朝是嘉義大埤頭莊人（今雲林縣大埤鄉）人，一直關心祖國的革命活動，崇拜孫中山，痛恨日本殖民者的統治，他與老人黃老鉗經常談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片斷經過，並與領導眾人推翻日本人暴政的想法。辛亥革命的勝利激勵著他們。在兩人的宣傳、鼓動下，一支抗日隊伍組織起來了，決定在嘉義土庫起事。1912年6月27日，黃朝假托玄天上帝赦令，聲言將有國軍一百萬人前來助戰，鼓動群眾起來反日，立誓起義。義軍以菜刀等作為武器，攻擊日警，佔領村莊城鎮，攻打嘉義城。但因義軍武器落後，又缺乏必要的訓練，很快就被日軍鎮壓下去。參加起義的群眾200多名被捕。9月3日，經臺南地方法院審判，黃朝被處死刑，另有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若干人。
羅阿頭領導的六甲起義。羅阿頭是嘉義縣店仔口支廳南勢莊人，一貫具有民族意識，仇恨日本侵略者。1913年移居六甲。他以打獵為生，以迷信為掩護，傳諭全島人民，準備發動起義。他與羅獅、羅陳兄弟等結盟，約集志士百餘人，自立為主，準備于1914年農曆7月起事，首先攻佔六甲支廳。因其行動被日警偵悉，羅阿頭提前于5月7日夜率同志80余人進攻六甲支廳，殺死日警5人，與日警發生槍戰。日本當局從嘉義、臺南等地調來軍警進行鎮壓。羅阿頭、羅陳、羅其才等人因彈盡糧絕不支自殺于山中。其餘義軍首領先後被捕。起義失敗。
據有關史料：臺灣有識之士始終把臺灣前途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日據時期５０年中，臺灣為民族抗日鬥爭做出犧牲者６５萬人。臺灣同胞抗日反殖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鬥爭鋒芒直指日本侵略者，沉重打擊了日本殖民暴政，深刻地表達了臺灣同胞心向祖國、恢復臺灣的願望和要求，從而構成了臺灣同胞反抗日本統治的新階段。它是辛亥革命的繼續和延長，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在臺灣得到發揚光大。它是千百萬台灣同胞用血肉之軀書寫在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史上的光輝篇章。它為最終臺灣的收復奠定了基礎。
四、辛亥革命時期臺灣志士開展革命鬥爭的意義
辛亥革命時期，臺灣志士在島內、外開展的一系列革命鬥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第一，它使我們認識到臺灣有識之士始終把臺灣的前途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國弱則島割，國難則島亡。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清政府統治之下，臺灣人民救島無路，尋親無門。正是祖國大陸興起並不斷發展的辛亥革命及其餘波，鼓舞了他們的革命鬥志，有了家國的感受，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光復臺灣的鬥爭。這些有識之士也正是認識到海峽兩岸一個命運共同體，才積極而熱烈地投身革命。
第二，臺灣志士的英勇鬥爭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史上輝煌的一頁。中國革命史當然包括臺灣人民的革命鬥爭，而這些志士的英勇事跡無疑是其中壯麗的一幕。廣大臺灣同胞不甘當亡國奴，企盼臺灣回歸祖國的民族情懷空前高昂。在辛亥革命時期，這批志士開展革命鬥爭的環境是極其特殊的，比大陸的革命環境更加險惡，日本的殖民統治註定這一場場鬥爭更多的是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而這場革命由於祖國的弱小而得不到太多的援助，但他們義無反顧，革命意志何其堅定。
第三，臺灣志士的革命鬥爭有利於當前兩岸同胞增進了解，消除多年分合動蕩中由於不了解帶來的情感隔閡，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我們應在為他們的英勇鬥爭高歌的同時，真正從情感上去體會他們當年渴望得到祖國溫暖的心情，為腐敗的清政府對臺灣愛國運動的打擊表示憤恨。
總之，兩岸同胞回首過去的歲月，共同為長眠于地下的臺灣志士祈禱，更加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大好環境，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共用國家興旺發達的成果，為子孫後代謀福。（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陳亞敏）
（來源：華夏經緯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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