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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香港十月二十八日電臺北消息：臺灣《聯合報》今天全文刊登一九九0對張學良的訪談錄音整理稿，當年八十九歲的張學良向史學家郭冠英和旅美學者唐德剛親口追述了西安事變的心境和緣由。據《聯合報》稱，這是張學良第一次就西安事變接受訪問。
在這篇長達一萬多字的錄音稿中張學良說，“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蔣介石當年罵他對一二九學生遊行沒有用機槍鎮壓，是兩面人，他對蔣介石機關槍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學生的講話氣得滿臉通紅。並暗下決心要給“蔣老頭子教訓教訓！”。西安事變後，蔣被逼答應要與共產黨合作抗日。
在這篇錄音稿中，張學良認為中國現代人物中他最佩服的是周恩來，而且兩人一見如故。
張學良還重提當年日本人想挾他做“東北土皇帝”，他對日本人說：“你忘了我是中國人啊！”張學良一再向錄音者表示，作為中國人誰也不願意看到祖國的分裂。
訪談中，時常可以感受到張學良豁達及幽默的性格，同時張學良也在這次談話中強烈地表達了反內戰的立場。他說：“我就是要中國停戰，不要打仗。我實在是反對內戰，反對透了。”
他還想到當年在隴海鐵路司令部留給北伐軍的一封信。“信很長，我還記得，我告訴了幾件事：第一，我剩下糧草我可以放火燒的，但用來賑濟老百姓我不燒。第二，我說黃河鐵橋我會炸的，我也知道你們會追擊上來，我把它毀了你們一時也修不來，我沒炸因為這是國家的橋梁，我沒毀。第三，……(忘了)”
據《聯合報》報道，張學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另有一個口述記錄，但須在相關當事人去世後公開。
(完)
張學良口述歷史(本文轉載自2001年10月28日臺灣《聯合報》)
前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是張學良八九大壽，王冀教授從美國來看他，出乎客人意料外的，張學良先生談起了他最諱談的“西安事變”話題。
“今天我忍不住，我對你們說，事情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對學生說，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面人，怎麼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學生？這我已不高興了。但他接著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可把我氣火了，我話都到嘴皮子，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我氣極了。這話我沒說出來，蔣先生也看我變了臉，我臉都氣紅了。”
這段談話的第二年，復活節那天，在張學良好友新衡兒子王一方家裏，張學良應郭冠英請求，做了一場口述史訪談，在場的還有口述史大家唐德剛教授。
負責錄音製作和訪談的郭冠英，因結識張的好友王新衡之子王一方，經過王一方轉介認識張學良，其後併為張學良製作“世紀行過”紀錄片。張視郭為忘年之交。在一封張學良親筆寫給郭的信中有一段話：“吾老矣，時過境遷，『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弟不可以把愚評價太高，時事令人浩嘆；但愚再三默讀聖經句：『聲怨在我，我必報復，不必為世俗懷不平』以安我心。”
品味這一段話，可知張學良時時刻刻都在掙扎，要為歷史現場還原出一個真相。
這一段歷史，就是張學良為自己負責也為歷史負責的心情下，歷經數十年掙扎講出的，彌足珍貴，更可想見張學良在歷史關鍵時刻的種種。
(一)西安事變就是逼出來的！
自己選擇去“剿共”
郭：從國外回來(一九三四年歐遊回國)，您為什麼願意去打共產黨呢？
張：當時老總統實在說對我是不錯，我回來了他跟我講，他什麼事都跟我講，他說：漢卿，我知道你好玩，回來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樣，你選擇，出去以前，國內大家對你都不諒解，你選擇願意做哪樣事情。有二個事情，一個是劉黑七，一個土匪，那時鬧得很厲害，你去打劉黑七。一個是你去打共產黨，到三省(豫鄂皖)。打土匪那是我不願，後來就是這麼樣決定去“剿共”。我自己選的。當時，汪精衛的意思是就讓我當京滬衛戍司令。回來，我自己，良心話，願意當京滬衛戍司令，我跟老總統當時都說明白了，老總統他不答應我。
郭：做侍從室主任？
張：不是這個，這個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東北軍是我的包袱。我當時跟老總統說，不想帶東北軍，不幹了。我當京滬衛戍司令就不帶東北軍，講白，我想不帶軍隊，不幹了，是個包袱。所以，這個包袱始終是我脫不掉的包袱。到最後原因還是這個包袱，一般東北軍人就是責備我這句話，你，跟蔣先生是這樣的關係，我們是跟你來的，我們現在是怎麼辦？無家可歸無處可去，中央也不要我們，連死了也不能領……，軍政部給的命令要我們領恤金，卻要回本鄉本土領。那回到東北本土去領去？這不講理的事了吧？所以我這包袱就沒法脫啦。所以我當時真是國難家仇，東北這包袱沒法擺脫。
後來戴笠跟我講句話，他說當年我們都不諒解你說這話，東北軍是你包袱？現在我們也有包袱啦，也是一樣的。我這部下我怎麼辦？所以人啊，你，你們沒幹過，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們中國，過去不是你當局長我作部下，明天還是衝著你來的，是這樣來的。我當年當東三省總司令，我父親死掉，我沒有準備啊！我沒想幹這玩意啊！
唐：Byaccident.
張：天下事就如此，沒這準備，沒預備啊。好象說，我不跟你說笑話嗎，我跟文人不接觸的，我說你是蛆蟲。你(文人捧的人)不起來，我們怎麼辦呢？我才不跟你們(文人)，敬鬼神而遠之。請你們三個人注意著，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樣失敗，失敗成功不曉得……。
自評一生：失敗
郭：漢公，您覺得您一生是成功還是失敗？
張：失敗。
郭：為什麼？
張：我自己想我自個，我說我失敗。什麼原因？我年輕時完全憑我自己，沒跟人家商量什麼。我除了有時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相當尊重，他是我秘書長，其他全憑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輕時自己驕傲，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我父親的死，這些大事我都度過。郭松齡倒戈是很難度過的事，而我父親死是我最難度過的，內憂外患，我都得對付，那我也度過了。
後來對中央的合作，這些事這麼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時蔣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做雲，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給我了，管理那麼多個省。我那時才二十八、二十九歲。所以我自個兒想起，我自個兒驕傲，我沒給人考慮好。我從來不像別人考慮這件事將來是怎麼怎麼的，我從來不考慮，我就認為這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自個兒有決心的時候，我都是這樣決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裏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給你說，我做那件事(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做過與我私人地位、利益有關係的東西，我沒有。假使我自個有地位利益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我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跟蔣先生是要錢？我是管他要地盤？我沒有。我犧牲我自己。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我說我們與共產黨打什麼呢？都是中國人，打什麼呢？都是政治問題，不是不可談的嘛，所以後來談是我的主張。而且我對介公講，我說共產黨你也剿不了。他說為什麼？我說共產黨有人心，我們沒人心。
我與蔣先生衝突沒旁的，就是這兩句話，他要安內攘外，我要攘外安內。我倆衝突就為這件事，沒旁的衝突，一點沒旁的衝突。
唐：我那時是小孩，聽說張副司令批評蔣公是“按內讓外”？
張：所以蔣先生的秘書汪日章說：我從來沒見人敢跟他這樣吵的。我跟蔣先生痛陳，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我說你這樣下去，你等於投降。蔣先生說漢卿你真是無恥，我從來當軍人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你這叫日本人這就一點點……，叫不能戰而屈了兵，是勝之上者也。這是軍事上說，不戰就把我中國一點點吞了，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蔣先生大罵我一頓。(笑)我跟他這麼樣吵啊！嗯，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這樣呢？嗯，我我……蔣先生也很安慰我幾句。還有蔣先生幾句話，他現在不在了，我不願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我真是……
郭：他說用機關槍打？
張：嗯。
郭：你說“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
張：是，我真火了。你怎麼知道？
郭：你講的，你跟我講的。你說話到嘴巴裏，沒出來……
張：我真火了，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我這人是這樣，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兇，她很怕我發火，我要發了火，我誰都不怕。我發火是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麼呢？我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嗯，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九十了，跟你說，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郭：您覺得蔣公是成功還是失敗？
張：我認為他失敗！失敗！蔣先生這個人哪，我跟你們講，我不願意批評，蔣先生這個人很守舊的，太守舊的，頑固。而且蔣先生自己，這麼講吧，我給這麼句話批評，就這一句話，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就是。他認為我說的，都是對的，我說就應該是對的。蔣先生是這麼個派頭，是這麼個派頭。說實在蔣先生對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對我相當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話直說，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
張：嗯，他是這個，我損害他尊嚴。不過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說過這句話。現在應該還有人記得這句話。我當時就說：“(西安事變對蔣)好象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更讓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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