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出洋哥哥的資助下，他進入香港拔萃書室（中學）和西醫書院（大學）讀書，學習勤奮，博覽中外書籍，尤愛讀華盛頓、林肯等人傳記。在學校宿舍，他的床舖帳頂上總是挂著中國與世界地圖，每夜對著地圖沉思，同學們都叫他“通天曉”。1892年，這位熱血青年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于西醫書院，一度行醫濟世，但目睹深重的民族危機，他放下聽診器，開始了救國救民的革命生涯。 孫中山曾自述自己一生嗜好：“除革命而外，唯有讀書而已。”為革命而讀書，以讀書求知推動革命，二者相互促進，伴其終生。孫中山為組織發動革命，常年奔波于海內外。他自述“藏于行篋而刻刻不離者，非手槍炸彈，而為愛讀之書籍。旅行時他物均可不帶，獨書籍不肯忘”。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到日本，隨身帶了六隻皮箱，日本刑警以為孫中山一定帶了很多錢。過了一段時間，孫中山打開皮箱曬東西，刑警驚愕地發現皮箱內全都是書，於是向上級報告說：孫中山的六隻皮箱裏裝的不是銀元、美鈔，而是書籍。
孫中山善於利用革命低潮時的閒暇時間讀書，武裝自己。1896年，他在倫敦蒙難脫險後，每天都到英國倫敦圖書館潛心讀書，廣泛涉獵，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歷史、哲學及自然科學等。一邊讀書，一邊研究探索救國的真理。他要求革命同志有暇“當從事于譯書、讀書或從事于實地考察”。在倫敦讀書期間，孫中山還翻譯了《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
一次，孫中山從《易經》中讀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感到“革命”二字意義甚佳，由此改“會黨”為“革命黨”，改“起事”為“革命”。1905年，孫中山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他研讀與借鑒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學說。
孫中山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薪俸大多用於購書。他曾回憶說：“至於讀過之書，無法盡記，惟在革命失敗時，每年書費至少四五千元，若從事革命時，所費較少，只二三幹元罷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政權，但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孫中山組織了反袁鬥爭，領導了護法運動，但由於沒有發動廣大群眾，而遭到失敗。正當孫中山苦悶徬徨的時候，他讀到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研究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適乎世界之潮流，應乎人群之需要”，在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適合時代要求的“新三民主義”，為中國革命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孫中山十分重視讓子女多讀書，向他們介紹自己的讀書方法。孫科在檀香山讀中學時，孫中山曾從英國寄給他一套“人人文庫”叢書，這套一百多冊的英文書籍，都是英美著名作家撰寫的小說，劇本。孫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文學期間，孫中山向兒子介紹讀書方法，在大學頭兩年要廣泛閱讀，不要單看文學書，社會科學的書也要看。他不時地從各地為孫科寄去中國的線裝書與英文名著，像《通鑒紀事本末》、《讀通鑒論》、《進步與貧窮》、《互助論》、《達爾文遊記》、《物種由來》及《莎土比亞全集》等。
孫中山對書的真偽有極強的鑒別力。1918年前後，美國流傳著一本英文版《李鴻章日記》，曾轟動一時。孫中山發現孫科也在讀這本書，便翻了翻，告訴他：“這本書你不要看，內容都是無中生有的。”後來這本書的秘密被揭穿了：原來這是一本偽書，作者是一個美國囚犯，他曾到中國，對於李鴻章略有所聞，在監牢閒得無聊，便替李鴻章寫起“日記”來，實則他連中文也不懂。孫中山說他“無中生有”，一點也不錯。
孫中山重視把書本與實際、知與行、讀書著述與革命結合起來。為統一人們思想，喚起民眾覺悟，1918年夏，孫中山在上海一度閉門著書立說，總結革命歷程，撰寫《建國方略》。在《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中，孫中山在認識論上提出“知難行易”說。在孫中山看來，“知”指科學的真知、正確的革命理論等；“行”指人們日常的活動、科學實驗和資產階級革命實踐。孫中山從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出發，提出了“行先知後”、“知難行易”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三個重要命題，在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之上，構造了一個完整而系統的認識論，大大超越了古人。接著，孫中山又寫成了《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在“實業計劃”中他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業、農業、造林、移民等方面的龐大規劃，包括修築十萬英里鐵路、一百萬英里公路和三個巨大海港等，完成了長期以來自己所設想的建設中國的宏偉藍圖。《建國方略》又稱為孫文學說，曾被選為“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之一。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邀北上討論國事，不幸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終年59歲，遺著編為《中山全書》或《總理全集》多種，成為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